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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Notes

2023-03-08 03: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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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不能解释一下刚才你说假定中国不出现金融财政危机，中国为什么出现金融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这么高？中共二十大二中全会的公报里都说，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什么原因导致有这么大的可能性呢？
许成钢：实际上在中央财办里头，在国务院里头，他们早就知道，这都不是新问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在网上稍微一查就能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政治局在过去几年里开过好几次金融稳定会议。这什么意思？政治局为什么要讨论金融稳定？金融稳定什么意思？金融稳定就是怕金融危机。政治局要专门开会讨论金融稳定，这是好几年了，这个问题早就在那儿，就是他们担心这个要出问题。
金融稳定的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他们的这个杠杆率特别高。就是金融稳定还是不稳定最简单的一个指标就是杠杆率。就是说你借的钱占你的GDP的比例是多少。那么这个数字有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计算方式，那么我要引用的这个来源，都是国际间的来源，我要引用的来源是百分之300%，就是说中国借的钱，总债占中国GDP的比例是300%，我这个数字还是2019年的，更新的数字没有。那么300%金融界的人很多会说，这数字很高，但也不意味着会金融危机。这个讲法抽象地讲是对的。比如说日本，时不时也就是会是这样，西方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到这个数字是会发生的。
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是，简单的看这个数字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债会不会触发金融危机，你要看那个债的性质。你要看这个债是不是导致整体的一系列的资不抵债、要破产。就是，如果你不导致就没事儿。也会导致那就有事儿。你要看债的性质。什么样的债是危险的，什么样的债是不危险的，这就是关键。什么债不危险呢？长期债券不危险。所以当你简单的就看这个杠杆率，如果这杠杆率的主体是长期债券，这没事情的，不是说真的没事儿，就是说没有安全的问题，没有稳定的问题，没这个事儿，只是说将来的人要来还钱，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就是说你老人欠了钱，让年轻人还，这个事儿在这儿呢。但是，如果你的债全是短期债，这个债是马上就要到期，你必须得还，你不还就要破产，那就是问题了。
那中国的债就是这性质的。中国的这个债里边很少是长期债。而且，中国的债比这个问题还严重。中国的债非常大量的，就是主体，根本就不是债券。中国的债的主体是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是最坏的性质的、最危险的性质的欠的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触发它的都是抵押贷款，就是房债、房贷，抵押贷款。中国的这么大数字的欠的债，里边的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抵押贷款，其中包括土地，房产的抵押贷款，也包括以股票作为抵押物获得的抵押贷款，所以所有的房地产和股票拿来抵押的。
为什么抵押贷款危险呢？原因是因为抵押贷款是一个动态的借贷。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抵押进去的是这个市场上能有价钱的，就是市场上有个波动价钱的一个物品，比如说房子、土地、股票，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经济好的时候会涨价，那你就更安全了。所以经济越好你越安全。但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就掉价，价往下掉，价往下掉的时候你就不安全了呀，因为你的抵押贷款都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所以当你的抵押贷款的抵押价随着经济下行，当抵押价自个儿下行的时候，你就把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给搞坏了呀。所以你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搞坏了，银行就要破产的呀。当你一系列的银行破产，你就金融危机了呀。什么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银行一个跟一个破产了。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当这个东西要来的时候，你怎么抵御？
那最后你就剩下很少几个手段。一个手段就是由于政府把市场都控制了，所以一个手段是政府可以冻结市场。为什么政府冻结市场可以避免这个呢？因为，这是个连锁反应，就是当你的市场不好的时候，你这个房地产价就往下降，房地产价往下降的时候，你那个资产负债表的价值就缩水，银行就危险了。但是如果你强制市场不允许价钱往下降，强制它不降，那你就看不到了，你把这问题就演掩盖了。但你怎么强制他不降呢？当没人买的时候，它一定只能降啊。所以实际上你就让市场没人买房子了。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这房子不值钱，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值钱，然后你还不让它降，你不让降谁也不买，所以就没有人买房子，那么表面上这个房地产价没有下降，实际上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了。那市场没有了反过来的结果是什么？反过来你GDP就没有增长了呀，你没有经济活动了，你内需不足。就是你把市场冻结，内需就没有了呀。内需意味着得有人买呀。你把市场一冻结，谁买呀？你冻结了，意味着不让人买。所以呢，其实他面对的是这个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就是你图什么？如果你图经济增长，你得把市场放开，你把市场放开，中国今天已经酝酿好了这个金融危机的条件，你怎么办？
还有另一个方案，就是用这个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支持银行。意思就是你靠大量印钞票把银行顶起来，银行不是缩水了、就要破产吗？我注资注资，你哪儿来的钱呢？印。用这法儿你能把金融危机顶过去，但是换来了通货膨胀，它可以是非常大的规模的。这通货膨胀轻了可以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三十几，重了就可以到控制不住了。就是通货膨胀真的上来、快起来以后也是循环性的，就控制不住了。所以非常危险。无论他弄哪个法儿都非常危险，他面对着非常危险的情况。

2023-03-08 03: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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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泡沫不是破不破而是何时破的问题
然后关于房地产，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事情了。关于房地产呢？首先刚才我们讲到了，由于所有的土地都是政府的，因此，政府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利用土地来获得最大的金钱收入，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已经搞了20好几年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那么在这20好几年里，中国制造起来的一个极其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可以看看统计数字，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总价值相当于美国的全国的房地产的总价值，加上欧盟的、全体欧盟国家的房地产总价值，相当于这个数。当他的房地产总价值是这样子的水平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彻底的是一个错误状态，是个极其巨大的泡沫。
那么回到基本面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中国除了一线二线城市以外，三线四线城市大量的都是空置房，大量的是烂尾的工程。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现状。而中国的人口的主体在三、四线城市，不在一、二线城市。那么反过来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作为整体是一个泡沫，这个泡沫已经到了破的时候了，下面的问题只是具体怎么破，就是实际上这个2022年大量的这个房地产公司资不抵债就已经看到了。由于中国政府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试图避免这个泡沫破裂，所以这东西还拖在那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去鼓吹推动房地产，这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是供给过剩、需求不足。
那么另外一个长远的中国房地产的黯淡景色是由中国的人口决定的，中国人口现在在下降。就是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房地产市场可以在人口下降的时候上升的，只要人口下降房地产市场就跟着下降。所以呢，房地产市场整体上是一定下降。而且它下降之前首先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破灭，这个泡沫要破灭，怎么破灭。所以首先碰到的是这个问题。然后，中国的房地产和它的相关的各个行业连在一起，占GDP三分之一。这个行业一定是增长是负的，没有可能是正增长的，只能是负的，所以政府要想让问题小一点儿，他唯一可以想的办法是怎么样减少泡沫破裂的时候的冲击，他唯一要想的问题是这，而不存在可能性，就是想靠这个推动房地产市场把中国的经济给拉起来，这是一个完全，这个是乌托邦，是个梦想，是一个梦，房产梦。

2023-03-08 03: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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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
许成钢：中国经济的下行实际上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是下行的。首先来看需求侧。中国的内需不足根本不是个新问题。中国的内需不足是从来就存在的问题。而中国的内需不足它背后的原因，这才是关键。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太过低，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中国的贫困人口。我说的是在绝对贫困线之下的贫困人口太过大。太大的贫困人口人群，加上整体上家庭收入占GDP比例太过低，这两个原因放在任何国家都一定内需不足。
中国曾经这个内需不足的问题，显得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大限制，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但是现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然后是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背景下还想靠单纯的出口来拉动（经济），这个可能性没有了。再加上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些年里国际关系搞坏了，跟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把国际关系搞坏。因此，大量的发达国家现在都在忙着寻找供给链的其他的来源，忙着从中国脱身，就加重了中国的出口困难，当出口碰到困难的时候，内需不足的问题立刻就成了当务之急了。其实中国从来就内需不足，可不是今天。

2023-03-08 03: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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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无论对记者、投资人还是学者从来就是一项挑战。最近，一方面中国政府公布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10年来的最快扩张，让西方媒体为此欢呼雀跃。但看看民间对微观经济的观察，甚至中共二中全会公报，都承认中国经济实际上依然困难重重。你认为应该怎么观察和评估中国的经济现状？
许成钢：这是个大问题。中国的经济整体上是呈下行趋势已经十多年了，就是实际上已经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最近这几年，问题远比过去更严重了。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外来因素，那么这个外来力量拿掉以后严重的下降可能会略有恢复。所以，有一个小的波动是可以预料的，就是说比起2022年，2023年可能会有所恢复。但是，长远的整体的经济下行的趋势应该是个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除非它的制度有基本变化，因为它这个整体的经济下行的趋势是由它的经济制度带来的。而经济制度带来的好几个方面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得到解决的。所有的问题，要么就是没有变化，要么就是变得更坏。

2023-02-13 16: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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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是这个吗？https://damus.io/note1wjx4892dqvsc7jcx8cmvwcshuvc9rtt6txuqa5vml2ps8u2zgquqda05cu

2023-02-13 15: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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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制度经济学有个观点：从长时期来看，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除了要关注其增长期的持续时间和幅度，同样重要的是关注其衰退的频率和幅度——比如，有的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很快，但这样的增长期老是被衰退期打断，衰退期出现的频率和衰退的幅度都很大；而有的经济体尽管增长速度不是很高，但它负的衰退的周期出现的少、衰退的幅度也小，日积月累，就成了发达国家。如何看待导致一个经济体衰退频率和幅度的制度根源？
许成钢：离开具体的制度，抽象地讨论增长和衰退，一定不得要领。如果我们讲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属于标准的经济学问题，有很多研究——人们也不称它为制度经济学，只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有经济周期。如果讨论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离开了经济周期以后看到的那种繁荣、衰败，其实往往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之所以这些国家是不发达国家，是它的制度决定了它不发达、决定了它会衰败。所有的不发达国家，没有例外，全都是没有宪制的——就有一伙人太强、比别人都强，这伙人可能是军人，可能是某个党派，也可能是某个财团、某些家族，然后他们利用自己比别人都强，就会去侵犯别人，即便这帮人又聪明又关心社会，某一段时间能让社会快速发展，但只要制度里面充满了强取豪夺，早晚有一天要衰败。改进制度就是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以任何借口出现的强取豪夺。

2023-02-13 15: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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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刚才谈到，一个国家从最贫穷之列追赶到中等水准并不难，只要把过多的人为束缚去掉就可以了，你也曾提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本质上是个制度问题，怎么看中等收入陷阱里的制度问题？
许成钢：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世界银行从数据里看到的一个现象，不是解释。如果要解释，实际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掉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法治。掉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都是私有市场经济、甚至也都是有选举的，但它的宪制不能很好地运作——要么政府可以侵犯私有产权、左右法庭，要么社会上存在很大的势力可以侵犯别人的产权、可以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没有充分的自由。只要人没有充分得到保护、没有足够自由，同时还给它一些机会让它能运作，它就是中等收入。要是连那个机会都搞掉了，它就很贫穷——很贫穷的国家，基本上就是所有人不断受侵犯、严重受压抑，只要把对它的侵犯和压抑稍微缓缓，它就变成中等收入了；但如果保护还不够，它到中等就上不去了。
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美国、英国是天堂，绝对不是。任何社会里都有无数问题。美国、英国都有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也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即便是北欧国家，哪一个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跨国对比的时候，国家和国家之间到底优缺点是什么，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即便在美国硅谷这个全世界最富的地方，也能看到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很多人非常不喜欢贫富差别。但这种性质的贫富差别，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存在于任何一个发达的地方，没有例外。当年狄更斯写伦敦的故事，就是他在伦敦看到的富人跟穷人是如何在一起生活的。产业革命以来，这些穷人在进入富裕地区之后，他们的境遇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激进左派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状况绝对是恶化，而且将来会越来越恶化，所以无产阶级一定要革命。但大量经济史家们通过研究几十年（如果不是上百年）积累的大量数据证明，实际上穷人在发生产业革命的地方工作生活的境况都改善了，他们是为了改善境况才来城市的。
其实不用看别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任何中国主要城市，都有大量农民工。他们为什么来城市？因为他的境况改善了——和他在农村比，他赚到钱了；如果境况不改善，他们就不来了。拉丁裔为什么拼了命往美国跑、来干苦活脏活，因为他真赚到钱了，这地方的工资比他老家高太多。和这儿的人比，他很穷；和他老家人比，他很阔。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社会问题，但这个社会问题得在一个更大的图景里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跨地区的）。

2023-02-13 15: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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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定要转型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样一个最终目标吗？
许成钢：当讨论到邓小平的时候，主张改革的人们只强调他讲的“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而忘记了他讲的更多、更重要的说法（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意味着，所谓的“过河”，是在这四项原则不能碰的情况下怎么能改善效率。中国务实、灵活，只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剩下的干什么都行。于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苏欧计划经济完全崩溃的背景下，中国放松了控制，民营企业趁机发展，挽救了中国的经济，并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问题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
观察这个过程，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会妨碍产权、民营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在什么情况下能发展？这不是谁坐在书斋里能够编出来的，也不是谁发明两个词就能绕过去的，而是个实证问题，必须看看全世界各个国家是怎么回事。
没有例外，全世界的发达国家，100%都是保护私有产权、司法独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就在于要保护产权——只有产权得到保护，经济和国家才能发展；不保护产权，民营经济就不能发展、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想让经济正常运作，就得保护产权，就必须有独立的司法。
法治是什么？就是法庭、法官是中立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首先就在法庭。如果对政府权力没有限制，权力都去司法那里抓一把，这个社会没有可能正常，经济也就没有可能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宪法》规定保护私有产权；也有了《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产权归自然人所有，当自然人之间产生矛盾、有人侵犯产权的时候该怎么办。法律不光是白纸黑字，法律是要能执行的。法律的执行在法庭，法庭必须中立地能按照白纸黑字去执行法律。
比如，人们都特别关心中国股市。股市其实就是一个交易金融合同的地方——股票就是一种金融合同。大量金融合同的交易，能否正常运作，靠的就是保护产权的法律和独立的司法执法。当没有法律或者不能执行法律的时候，这个股市是没有可能发展正常的，一定是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来搅和一把、来影响股市。
再比如房市。房市也都是大量的金融合同、抵押贷款的执行问题，而合同的执行是不是可信的，归根结底也是法律执行问题。当没有保护产权的法律，或者没有独立的法庭能保证合同执行的时候，合同的执行就是空话，最后乱七八糟各种和稀泥的方法、抢夺的方法、骗人的方法就会都来了。
中国的改革之路实际上就堵在这：今天中国改革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在于法治不健全——这使得合同不能执行、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个观点，我已经讲了十多年。
法治不健全、法律得不到执行，那企业家怎么会投资？经济还怎么发展？尤其是和创新相关的投资，都是很长期的投资，要冒很大的风险，只有企业家安心、自由的时候，他才会做这样的投资。所以，经济要能够有长期发展，得给企业家创造条件，要让他的确是受到保护的、自由的。“文革”刚结束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不是最贫穷的并不是很难——任何国家，从最贫穷的变成中等、平均水平的国家，都不是很难。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位居最贫穷之列，一定是因为其制度人为地把各种人们正常可以做的事弄得不能做，只要稍微让人们能正常一点，就能到中等状态。但到了中等状态，如果还想再好一点，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们可以认同和可以执行的法律，就得有公正独立的执法机构、有法治。所谓先进的制度，关键不在技术上，而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上、在司法独立上。而司法独立在英国几百年前就实现了，所以只有那里才可能产生产业革命。

2023-02-13 15: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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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制度学习对象是中东欧，而不是欧美市场经济国家？进而言之，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确定说一定是往市场经济制度方向走？
许成钢：中东欧国家第一个开始经济改革的是匈牙利——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改革的方向叫“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由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于193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提出，但真正用作经济政策、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首先是匈牙利，然后其他中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跟着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努力学习他们。
但实际上所有“市场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严格讲，全失败。为什么中东欧国家后来决定改弦更张、彻底否定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变成市场经济？背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搞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全面失败。而且，他们的学者、改革家最后都认识到了，问题在制度不在政策——只要这个制度妨碍市场经济发展，这个制度就无法改革。如果想改革，就要放弃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和大发展。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改变经济体制，那最后只好换一个制度。
中国原来是要学习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但和中东欧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民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了——这从来都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实际上发生了。在它实际发生之后，政府意识到，是靠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救了中国经济。那么，还要不要让民营经济继续发展？要它发展，就把中国的经济救下来了；要是不让它发展，经济立刻出问题。
无论是中东欧国家还是苏联，他们全都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中国自己的经验也一样。所有这些实际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只有让民营经济成长起来，经济才能正常运作；否则，经济里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在实际上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有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这30多年里民营经济发展了。
后来出现的问题，原因跟刚才讲的逻辑完全一致——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经济就顺利了、容易了；民营经济困难了，整个中国经济就困难了。现在整个中国经济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原因就是，在这几年里民营经济非常困难、企业家们非常困难——他们困难了，大家就都困难了。这是经济自身规律决定的——经济规律归根结底就是激励机制问题。当给民营经济带来困难的时候，就为经济制造出巨大的激励机制问题，其他的困难也就接踵而至。

2023-02-13 15: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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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1950年代出生于北京，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年近30岁的他再返学堂，在清华大学学机械工程，之后在哈佛转学经济学，师从雅诺什·科尔奈，研究苏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伦敦政经学院、港大任教，同时长期在哈佛做研究，并以多种方式在学术和政策讨论诸方面参与了中国的改革。
在许成钢看来，“文革”刚结束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从最贫穷之一变成不是最贫穷的，并不是很难。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位居最贫穷之列，一定是因为其制度人为地把各种人们可以正常做的事弄成了不能做，只要稍微让人能正常一点，就能到中等状态。但到了中等状态，如果还想再好一点，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们认同的可以执行的法律，“这就得有法治，有独立的执法机构才能保证公正”。
在此次采访中，许成钢表示，近些年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企业家们非常困难，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在于法治不健全，合同不能得到执行、产权得不到保护，无法激励长期投资。并且，这个问题在十多年前就已显露。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他说，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经济才可能顺利；民营经济困难了，整个中国经济一定困难。
他还指出，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法治——要么政府可以侵犯私有产权、左右法庭，要么社会上存在很大的势力可以侵犯别人的产权、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和自由。

2023-02-13 15: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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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三年抗疫之后，“稳经济、促发展”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题。但仅仅去掉抗疫政策对经济的束缚，就可以让中国经济重回人们所期待的增长轨道吗？换言之，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是这三年疫情造成的吗？只关注疫情因素，是否遮蔽了对中国经济更深层、长期、结构性问题的思考？
带着对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追问，《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教授。

2023-02-13 15:36:54

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中国经济就顺利了、容易了——许成钢教授访谈录

2023-02-01 17:11:5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