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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1950年代出生于北京，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年近30岁的他再返学堂，在清华大学学机械工程，之后在哈佛转学经济学，师从雅诺什·科尔奈，研究苏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伦敦政经学院、港大任教，同时长期在哈佛做研究，并以多种方式在学术和政策讨论诸方面参与了中国的改革。
在许成钢看来，“文革”刚结束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从最贫穷之一变成不是最贫穷的，并不是很难。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位居最贫穷之列，一定是因为其制度人为地把各种人们可以正常做的事弄成了不能做，只要稍微让人能正常一点，就能到中等状态。但到了中等状态，如果还想再好一点，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们认同的可以执行的法律，“这就得有法治，有独立的执法机构才能保证公正”。
在此次采访中，许成钢表示，近些年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企业家们非常困难，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在于法治不健全，合同不能得到执行、产权得不到保护，无法激励长期投资。并且，这个问题在十多年前就已显露。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他说，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经济才可能顺利；民营经济困难了，整个中国经济一定困难。
他还指出，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法治——要么政府可以侵犯私有产权、左右法庭，要么社会上存在很大的势力可以侵犯别人的产权、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