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hinoma
九犬一獒

二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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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0 06:44:58

“1973年4月25日因直肠癌晚期，为说服彭总接受手术治疗，特地批准他的侄女彭梅魁来见彭总。彭总才有机会向他的侄女倾诉衷肠：
‘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最后彭总被他侄女说服，于26日动了手术。）
1974年元月彭总手术后半身瘫痪，躺在床上，对他的侄儿女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悲怆地喊道：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1974年９月2日，彭总病危时，叶帅派人前去看他，问他有什么事要说。彭总请来人转告叶帅：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已经审查八年了，现在还没做出结论。’
可怜的彭老总，临死之时，毛泽东下定狠心就是不给彭总摘掉“里通外国罪名”的帽子。他不知道组织上已经对他作出结论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仅仅是没有宣布而已。
1974年11月29日，我中华民族的一代民族英雄、铮铮铁骨的硬汉彭老总终于心脏停止跳动，含冤离开人间。
在他死后的骨灰处理问题上，专案组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周恩来对这一处理也是知情的，只是向有关人员特地关照：
‘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彭德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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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0 06:36:01

毛泽东爱游泳，尤喜与女同志同泳。江青不会游泳，于是满朝文武的官太太，凡是善泳、长得不错又被毛泽东看中的，陪主席游泳是一项任务，她们也引以为荣，毛主席随召随到。
陪过毛泽东在浴池旁的高官夫人，有的不一定会游泳，不过毛泽东有这么个习惯，他穿着泳衣，高官的夫人围着他，其中我随便举几个人。
曾志是毛的泳池伴侣，她是文革期间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毛泽东早于北伐前在广州就已认识，算是老朋友，所以陶铸虽被打倒，曾志没有，后来一度还当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的回忆录写到，在江西时代她曾与毛泽东、贺子珍三人同床。贺子珍曾对曾志说：“毛委员喜欢你比我多啊！”
朱仲丽也是毛的泳池伴侣，她是王稼祥的夫人。我初见朱仲丽时，她还没有和王稼祥结婚。当时我有个朋友叫林萍，一度是边区医院的化验师。有一天她指着一位娇小玲珑的大夫对我说：“她叫朱慧，蓝苹的好朋友。”蓝苹就是日后的江青，朱慧就是日后的朱仲丽。朱仲丽常对人说“仲丽”二字是毛泽东替她起的。毛说：“仲丽者，人中丽人也。”
朱仲丽写有回忆录，对于她的丈夫王稼祥文革惨死，着墨不多。十之八九都是写她与毛泽东的，她坦言她一生最崇拜和最爱的是毛泽东。
王光美是刘少奇夫人，同时是毛泽东的亲密泳友。她的泳装很时髦，江青一见王光美的三点装，就骂“狐狸精”。文革期间，周恩来曾承江青的旨意批示将王光美枪毙，是毛泽东保住她的。
五六十年代《人民道报》上刊有很多毛与高官夫人池边照片，当时还是相当有透明度的。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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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0 06:33:50

三年的“大跃进”的代价
“大跃进”从1958年初发动，至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宣布停止，历时三年。
“大跃进”的实际效果是“大破坏、大滑坡、大倒退”。从1960年第一季度起，国民经济就每况愈下。
“这一切所组成的痛苦和灾难，都落在中国六亿老百姓身上。饥饿、营养严重不良，加上连年艰苦紧张的劳动，以及恶劣的政治环境，人民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据统计，1959年—1961年三年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人。”
“八年抗战期间，全中国死亡人数是35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德战争中，苏联的死亡人数2千万。三年灾难比战争还要残酷。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天灾人祸”，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天灾人祸”。
“毛泽东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祸害，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将相”
“据另一项估算，因为三年‘大跃进’，中国国民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才550亿元。‘大跃进’损失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而且，后来还用了五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使之恢复到‘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中国经济发展走了一个大大的弯路，浪费了八年宝贵的时间。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与他们的差距拉大了。这又是一个长时间内弥补不了，从而也无法估算的重大的损失。”
---叶永烈的《刘少奇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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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0 06:31:21

“伟大领袖”的“梦中呓语”
在1958年“大跃进”热潮中，毛泽东是“热源”。下面摘录的便是热昏了头的毛泽东，在那些热昏的日子里所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热昏的话：
——“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他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现在看来搞十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大学、街道都办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年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设想十年可以搞四亿吨钢……二十亿吨煤，三亿吨石油。”
——“（由于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编者的话：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说一些错话，还可以原谅；但总得有一个“度”，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在政治上，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说话更应该注意分寸，决不能说出什么：“一搞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了。”什么“觉悟大大提高，民法刑法都不需要了。”这一类令人贻笑大方的话。可是在另一场合，毛泽东又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面临这样一位我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人民不遭受大灾难，才见鬼呢！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热昏话”
——“伟大领袖”的“梦中呓语”
祝世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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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0 06:28:22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用农业的“大跃进”来促进、推动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把持的像“蜗牛一样爬行”的工业。毛泽东曾说：“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问题解决了，你们工业怎么办？”
工业方面的“大跃进”，是以毛泽东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为纲领的。
6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
“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十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
到了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赶超的主要项目是钢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钢铁产量计划指标，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上调。开始时，周恩来等人还考虑到国民经济全局，计算要生产这么多钢铁，需要增加多少电力、运输、机械设备……。因此，只敢一点点，一、二百万吨地往上加。到了六月份，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说：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于是1958年的钢产量便确定为1070万吨，是1957年的一倍；并决定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3千万吨。到1962年则要达到9千万吨以上。（见薄一波《若干重大方针与事件的回顾》）
对于这种工农业一齐“大跃进”的形势，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他说：
“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你看怪不怪。”
为了实现钢产量目标，在8月1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这便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由来。……毛泽东向陈云下达八条指示，其中提出：“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指标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撤职、开除党籍处分。毛泽东还下令将各省市区主管工业生产的党委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会，会上宣布了毛泽东定下的纪律，俨然是“立下军令状”。
为了完成毛泽东的“翻番”目标，全国投入钢铁生产的劳力超过一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办起来的小土炉达到几百万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国家亏损五十亿元。至于过量地开采矿石、煤炭，滥砍树木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超英赶美”：工业“大跃进” ——毛泽东的“天方夜谭”式的狂言
祝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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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0 06:11:24

“……毛泽东听说山东省有个大山农业合作社，因此深翻土地增产，‘不多不少，增产百分之百’，就提倡各地效法搞深翻。毛泽东向湖南省领导人说：‘深翻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的工、几百的工也要干’；又对陕北的领导人说：‘搞一个五年计划，用人海战术，把耕田全部翻一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还听说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种植三万株禾苗，于是又向全国农村提出‘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株禾苗，北方的谷子、麦子、高粱、玉米都可以密植。’”（出处同上）
“上有好者，下必甚蔫”。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深翻”变成了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结果熟地变成生地，好地变成了盐碱地。而合理密植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收获的是一堆秕子。
---一份荒诞离奇的反面教材
——看毛泽东是怎样“胡说八道”的
祝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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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9 06:18:23

谁都明白被选去出席舞会的女演员们不仅仅是陪毛泽东“共舞”，江青更清楚办舞会的目的。那时她无力制止，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利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江青作为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有了点权力，头一件事就是不再容许为毛举办舞会。这就是李志绥书中所说的毛“没有跟女人鬼混”的“很短一段时间”，也是毛泽东说“这下我作了和尚”的“短短数周”。
从毛泽东的行止来看，那“短短数周”应是毛泽东从西郊玉泉山搬回北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的时候。江青就住十一号楼，行事不方便，所以没过多久毛泽东又搬到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到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做“和尚”的日子结束了，据李志绥说“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不过，李志绥对记者陆铿表示“考虑到这些人今后还要在社会上生活、工作，写的时候都尽量简化，不提名字，以免蒙羞。”
---丁抒：毛泽东邓小平私生活考证
图：毛泽东和他的舞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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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9 06:14:26

- reply

本来江青不想参与政治，但是林伯渠老婆王钧璧写匿名信谩骂江青。王钧璧出身上海帮，所以毛在上海逮捕了几万人，将潘汉年、林伯渠女儿、王芳都下了大狱。项英的秘书杨帆已经升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更得收拾。罗瑞卿、王芳明显罩着林伯渠老婆，罗也被下了大狱；二人出狱竟然将掀起血雨腥风的王钧璧平反

2024-11-19 06:13:57

- reply

毛、江、周关系微妙
1938年11月，毛泽东请了客，周恩来、张闻天、康生、朱德、刘少奇、王若飞、贺龙等都到了。周恩来和康生还即席讲了话。
周恩来说：“主席、江青同志，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江青对着周恩来，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然后，深情地说：“周副主席，我永远忘不了，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
毛江相恋很显然是周恩来促成的，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据我的了解，毛周关系几度分合，缠斗不已，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开始提刘（少奇）压周。周恩来这个时期给毛泽东送上江青，江青这个角色很像中国历史上西施或貂婵。
贺龙也讲了话，他说：“堂堂主席，讨个娘们儿当然是件大喜，今天主席给我们喝喜酒，主席，你要多请我们喝喜酒啊！”周恩来感到贺龙这句话说得不妥，阻止贺龙再说下去，周说：“你醉了，酒喝多了。”任弼时喝道：“贺龙同志，你胡说什么，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继续与周恩来保持密切关系，是私情还是毛周政治合作的需要，不得而知。1939年7月，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几乎导致残废，当时中共对此事极力保密，但是知道的人还是不少。
江青舞跳得很好，舞姿高贵而洒脱，许多男女同志都表示欣赏，向江青求教，而毛泽东偏不喜欢和江青跳舞，毛泽东喜欢年轻女同志跳舞，不断换新的。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舞跳得好，女同志喜欢和周跳舞。毛泽东很留心周的舞伴都很漂亮，周很机警，一觉到毛看中的女同志，立刻就拉过去送进毛泽东怀里了。
周恩来在政治上善用“美人计”是毫无疑问的，周把美人送出，邓颖超也求之不得，周的“美人计”，得到邓颖超充分和高度的支持。
1953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又是周恩来替她开路的。
毛江婚后还有一段插曲，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也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八大中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时江青不但是毛夫人，也是毛的秘书，黄敬在见到江青时，随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声尖叫，惊动了毛泽东，毛把黄敬叫来大大辱骂了一阵，不久黄敬自杀身死，另一说黄敬是被毒死的。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2024-11-19 06:13:04

我当时年轻，有时无聊，注意到毛江相恋的过程，延安有一部仅有的中型汽车（等于大陆一般所称的面包车），是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作救伤车用的，车上还漆有“海外华侨献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这部车留在延安作了毛泽东的私人座车。我注意车停之处，毛江可能就在附近出现，当时从白区到陕北的男女青年，住了一段时间往往都抛弃过去的盛装，改作大兵装了，江青一直穿着她上海时代的海勃绒大衣，相当招摇，引人注目，所以我往往能从很远处就会认出她。我在延安，喜欢参加晚会，我留心到，晚会中最好的前座总是留着两个座位给毛泽东，当毛和江青在晚会中出现，会场鼓掌，毛江也跟着鼓掌。
毛江相恋时，中央高层确实有过重大的争论。我们下面的同志，不知其详。但是，男女之间的事，不论怎么小，往往最容易传出。何况毛江相恋已不是什么大秘密，党中央所讨论的只是他们能不能正式结婚问题。当时周恩来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和王明保持一致，但在毛江问题上却不相同。王明公开反对毛江正式结合，我听他亲自说过：“领导人不应乱搞男女关系。”有一位接近王明的同志对我说：“江青月经不调。”我不懂“月经不调是什么意思”，那位同志说：“月经不调就是不健康，不健康就不适合和毛主席结婚。”
很多年以后，我才在中共资料中找到“月经不调”就是暗指江青有政治问题。当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江青的问题的有：北方局的情报负责人王世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秘书杨帆，都说江青过去的私生活糜烂，有“公共汽车”之称，也和国民党人员关系嗳昧……
当年周恩来力挺江青，说她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表现出色。贺龙也说了一句重话：“主席要个娘儿，你们管得着？”结果中央通过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江青可以作为毛泽东的主妇，不得参与政治。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uh7ary2qqekhzmrqy7iv4ou23q/production/90227e28ac4f69d546c5a76b3dc6df0749fd60a0b70474635194f39c02815285.JPG

2024-11-19 06:07:31

用镇反恐怖建立新政权权威
一九五○年十月发动的镇反运动，毛指示要大捕大杀，而且要“大张旗鼓杀反革命”。大规模公开枪决，恐怖笼罩全国。张戎说，仅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人次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位英国女子目睹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在路上行人看见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过。
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新政权大开杀戒“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称全国杀了七十万人。其实不止。这就是中国专制帝王惯用的杀人立威，毛泽东用镇反的红色恐怖来建立新政权的权威，使人心生畏惧而不得不臣服。
最近四川一些作家说四川镇反全国杀人最多，杀了五十万，仅成渝（成都重庆）两地即杀了二十万。这一场杀戮将承平已久的成都人完全吓怕了，我依稀记得幼时皇城埧（现成都天府广场）开公审大会，才二十多岁的母亲第一次见到杀人，吓得事后几天都吃不下饭。又听父母说到，那些朋友几天前才见过面，突然听说被镇压了，使他们很惊恐。
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最早的记忆。当时镇反杀人最多的刑场是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的昭觉寺。由于杀人之易就像砸碎砂罐一样，镇反杀人被成都人称为“敲砂罐”，“昭觉寺敲砂罐”随后成了意指枪毙的地方俗语，伴随我长大。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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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9 06:03:11

《彭德怀年谱》引用当年监管人员的监视记录，生动的再现了彭大将军那段艰难而酸辛的最后时光。
“你们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列宁主义。人家要发言，你们不让人家发言，就把人家关起来，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吗？”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３日）
“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那有什么好的？要枪毙就枪毙、要怎么就怎么，为什么不处理！”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２２日）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又没自杀，是什么反革命？撤了我国防部长，等于杀了我的头。什么社会主义，拿我彭德怀当帝国主义。”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彭）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两分钟又醒了，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
“上午听说提审（彭）就流泪。”（１９７１年　８月１８日）
“（彭）躺铺上哭了一小时。”（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当专案组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说道：
“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１９７２年　１月８日）
“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　（１９７２年　６月９日）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３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
１９７１〕５７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彭德怀又一次显示了直言极谏的性格：
“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身患癌症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
“警卫战土，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１９７４年　７月２１日）
“为什么今天这样疼，疼得厉害。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９日　深夜２点）
---彭德怀最后岁月言行录
京城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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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6 06:14:13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了。
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捡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华国锋到李先念的家，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侯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就匆匆离去。
从这里看出，华国锋与李先念谈话之前，叶帅可能与华国锋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在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粹“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
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１０月４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捡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五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我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戌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戌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戌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１０月６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戌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九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当晚１０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取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１６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读吴德：《风雨十年纪事》之笔记
陈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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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6 06: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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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一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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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6 06:08:57

毛泽东的“政治三Ｐ”
文化大革命多少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夕的“国王——人民的联盟”相似，有其“三部曲”：（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后文革时代（邓小平改革期间）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会两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就变成了：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按当时术语，这些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党内资产阶级”。由于１９１１—１９６５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中国并没有欧洲式的“国王”、“贵族”、“第三等级”，而只有“僭主”、“走资派”、“群众 ”在有其实而无其名的闹剧中尽情表演。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毛泽东的”政治三Ｐ“（3 Persons):1、毛本人；２、党的组织；３、革命群众。
这种“一龙二凤”的游戏并不是后现代的发明，而是五四青年们十分热衷的活动。老毛对此当然也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所以他一会儿拉群众打党组织，一会儿拉党组织打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性之所致则干脆“截断巫山云雨”。
（一）如果人民（革命群众）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就无法发挥动员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的阴谋煽动就没有着力点）。例如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种种煽动就再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１９７６年老毛煽动否定周恩来，结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二）人民（广大群众）如果不怨恨贵族（毛的干部），国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这个政治三Ｐ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例如，１９６９年以后，毛和走资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把学生流放农村，说明“毛的政治三角游戏”已经暂时宣告结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游戏，三Ｐ变成了怨偶之间的无性婚姻。
（三）显然，只是因为毛和走资派（分别扮演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众不过是毛泽东临时玩弄的野花——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开起夫妻店的时候，家花却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镇压革命群众便成为毛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政治三Ｐ虽然相当无聊，但却有一项意外收获：使得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使民众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官僚体系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苏联老大哥及其他共产仆从国家那里也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价值因此不在于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文革使得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迄今还只在“行”的层次、没有在“言”的层次完成。
政治制度虽与文化、风气，心理等意识形态颇有关系，但毕竟是直接由文革这样的社会动静中择要总结而成的。尽管，中国从苏联模式下独立出来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 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中国终将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三等级的革命，来建立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而后人会认识到，中国脱离马列主义获得思想和政治独立的时代，是从文革的劫难开始的——这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道理？
---文革造反——国王与民众的结盟　　　　　　　　　　　　谢选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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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6 05:56:51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周—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毛)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
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 “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
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有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
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
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图：各怀鬼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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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6 05:08:14

初会毛泽东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
在城楼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著名人物：苏联的赫鲁晓夫、北韩的金日成，以及华沙公约国的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和众多宾客在天安门塔楼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换客套话语。
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
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冀朝铸回忆录
图：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合影，冀朝铸（左二）担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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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17:17:51

无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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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17:12:26

两本奇书。
《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
《仇视苏修鄙视苏修蔑视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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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17:10:43

潘士弘：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肯定红卫兵行动不到一个星期，北京百多年来最恐怖的时期到来了。那时说恐怖也是有阶级性的。国民党搞的是白色恐怖，毛主席要的是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在众多红卫兵小报中就有一份叫《红色恐怖报》还是用集成的毛手书做刊头的。
在红色恐怖的高潮，北京中学红卫兵走在前面，他们不但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还热衷于抓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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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17: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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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清晰一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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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17:04:05

1972年，干活不忘毛主席，南通市郊农民劳动时在扁担上的挂起了毛主席像。晓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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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09: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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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色政权恐怖统治
在第一个红色政权江西瑞金，毛泽东是以搞肃反，打AB团来营造恐怖。有关这场恐怖的血腥和残忍，除张戎毛传，与香港记者程翔一道被捕的中国社科院学者陆建华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也有大量披露。张戎在毛传中指出，毛泽东打AB团，把人抓了关在牛棚中，使牛棚成为准监狱代名词即由此而来，而最常用的恐怖手段是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杀人，以制造最大心理震慑力量的恐怖效应。张戎说，毛在井冈山已经常组织万人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种恐怖手段连最早上井冈山的土匪也吓住了，对毛甘拜下风（这很像黑社会，只有最残忍心狠手辣者才能镇慑住众人而成为黑道大哥）。
张戎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像一座大监狱，每个村子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要有路条，在最极端的日子里，日常往来都可能遭杀身大祸，如发现谁家有客人，主客同罪杀头。
周恩来初来瑞金时，对毛的肃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不支持，因此宣布肃反是错误，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但“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周恩来手下的政保人员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发现不采用恐怖手段中共统治就有危机，于是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份子。”
---蔡咏梅：恐怖：毛泽东政权的基础

2024-11-15 09:00:54

苏区的男女关系
中共在江西苏区所推行的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它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的婚姻制度为依据的）和中共高阶层内部在婚姻关系上所表演的丑剧，深刻地影响了那些地区单纯简朴的农民的家庭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三五年西窜到陕北苏区之后，将流毒于江西苏区的、标榜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和极端紊乱的男女关系带到陕北苏区。
陕北苏区是由陕北土共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开创起来的。他们虽然执行着列宁主义的暴动政策，但他们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多少还带着中国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所以他们所领导控制的陕北苏区，在婚姻关系上和男女关系上就没有发生过剧变。然而自从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红军流窜到了陕北苏区之后，情形就大变了，那表现着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自由恋爱的男女关系的闹剧在陕北苏区开始重演了。影响所及，原来淳朴的陕北农村家庭生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九三六年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科长高朗亭在一次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召集的红军家属工作会议上激昂感慨地说：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之后，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为“中央红军”老干部的结婚高潮；二为陕北红军家属的离婚高潮。显然这两个高潮严重地破坏了陕北苏区原有的淳朴的家庭生活。高朗亭率真地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什么都好（笔者按，这是当时陕北干部对中央红军表面恭维的话，实际上并不如此），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意思是说，中央红军带来的“离婚高潮”最不好。
---作者: 蔡孝乾
选自《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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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08:56:47

利用地痞流氓施残暴酷刑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蔡咏梅：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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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08:53:39

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声宣布：“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只有很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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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5 08:49:17

５月１２日，朱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朱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朱德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
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朱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朱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朱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朱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朱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朱德大加笞伐。有人说朱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朱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文革时林彪批斗朱德内幕
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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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4 01:47:31

解決四人幫，是場宮廷政變，得到全國民眾的熱烈歡迎。宣布逮捕四人幫的時候，某軍總部禮堂的掌聲長達四十分鐘。一時北京商店裡的酒被買斷。對於共產黨以後的領導人，算是一個警告：在中國再搞家人傳位，成功的可能性極小。連毛澤東這麼大的資源，苦心經營十年，都未能成功，別人有什麼機會？，，
周先生保住了毛的生前，卻斷掉了毛的死後。這兩件事是有辯證關係的。如果周不保毛的生前，毛早把他整肅了。周也就沒有機會破壞毛的傳位。如果周能比毛晚死，那江青等人絕對沒有可能接班。他們根本不可能向周的地位挑戰。這也是江青在７５年急於發動“批周公”運動的原因。以該運動的勢頭來看，周恩來如果不得癌症，毛澤東和江青就會把他整死。筆者當時在某工廠作一普通工人，當時全廠停工，整天學習“批周公”的文件，如此強大的運動攻勢，顯示毛江勢在必得，絕不會因為群眾不滿，而對周恩來手軟。後來毛江得知周恩來的病情，才放鬆了整肅他的運動。說實在的，全國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恩來活得比毛澤東長。周一死，則民眾絕望，最後只能自己在清明期間挺身而出。這件事好像芭蕾舞劇《天鵝湖》。天鵝湖的結尾有兩個版本：西方版本是王子和魔王拼命，不敵被殺。而共產國家的版本是在王子垂死之際，已經絕望飛走的弱小天鵝，飛回來保護王子，他們排成一排，昂首展翅，自己和魔王拼命。老周就是那個王子。百姓就是那些天鵝。四五事件是老周的靈魂領導的最後一次阻擊戰。和以前的阻擊戰一樣，它不能勝利但是完成了戰略任務。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　　　　　　　　　　　方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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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4 01:36:51

一起荒唐的“蜗牛事件”中国人晚看五年彩电
１９７２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引进的直接原因现在想起来也很可笑，并不仅是为了使中国的彩电行业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了“更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 ”。黑白电视上看领导不够光彩嘛！于是，我们组成了十二个人的考察团，当时我在四机部对外司具体负责这个事情。１９７２年底我们先赴日本考察，，把日本的电视机厂家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看了个遍。一考察才恍然大悟，现在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还差的远着呢！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我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ＲＣＡ的厂家这四种技术都有，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ＲＣＡ寻价。对方报价很快，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并开始谈判。当时ＲＣＡ报价一亿三千万美金，谈判结果降到七千三百万。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号我们这十二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ＲＣＡ，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ＫＡＮＮＩＧ）公司，于是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我们就准备返国了。
在机场，我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我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汽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５５美元。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０号，春节放假的最后一天，下午３点，突然有三辆“大红旗”驶进了四机部机关大院，钻出来的竟是江青！她下车就点名要见我们部设计院政治处宣传科的一个干事。为什么要见他呢？原来我们回国后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代表团在美考察时，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个蜗牛。
江青下车便大放厥词，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向我们挑衅，竟敢污蔑我们是爬行主义。骂了一通后江青又发指示，要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送回去，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我们要坚决回击！当时王诤部长不在，副部长高峻接待的江青，整的这老头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哼哼哈哈，点头哈腰的。
那时全国正在批判意大利的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说他丑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一出来，正好火上浇油！
１１号，中央就开会了，副总理李先念召集四个部门的领导开会，李先念在会上发脾气了：“你娘个×！人家给你个反动标语，你也不打开看看？”
同时，四机部也发了简报，通报全国。江青有指示啊，全国都要查，这几年各部委、各省市、举国上下各个单位都收到什么礼品了？有没有类似蜗牛一样污蔑中国的东西？象有的单位就查出了黄牛和乌龟，乌龟是日本人送的，日本人认为是长寿，中国可不这样认为；黄牛也是一样，老牛拉破车呀！
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１４号，调查反馈回来了：美国人没有任何讽刺挖苦中国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讨好中国人，希望中国买他们的技术，蜗牛只是圣诞节的一种传统礼品，没有快呀慢呀的概念，还有外国专家称，蜗牛代表吉祥，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歌。
因为当时四人帮很猖獗，连周总理都惹不起他们，所以电报一回来并没有完全向下传达，只是决定事情不再扩散了，对代表团成员不做任何处理。
但是，引进彩管生产线的工作却停止下来，谁还再敢搞“爬行主义”啊！怎么办呢？四机部就让那个宣传科的干事带着设计院１８个人到南京市７４１厂即华东电子管厂去搞“争气管”，可一直也没有搞出来，１９８２年该厂不得不从意大利买了一条旧的生产线，这是后话。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倒台了，上面说的这四个部门才重新打报告，国务院批准后重新去日本考察、谈判。一百多人在北京，天津谈了一年多，到１９７９年９月才最后与日方签定合同，总装是日立的，玻壳是旭硝子的，莹光粉是大日本涂料的，荫罩是大日本网版的。四条生产线约花了一亿六千多万美金。
“蜗牛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多花了近九千万美元，也就是白白把七亿元人民币送了人；另一点是引进生产线整整晚了五年时间，换句话说，中国的老百姓本可以早五年看上彩电的；此外，还使中国的彩电制式从此走上了日本的Ｐ制的道路而没有走美国的Ｎ制道路。
---李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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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4 01:30:16

毛远新最臭名昭著的是把辽宁搞到一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当时的人不敢骂有着特殊身份的毛远新，而骂陈锡联“陈三两”。其实陈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并不主管辽宁省的工作。）
肉是不定期供应的。每年年初一人发６０张票。商店里不定期地公布这些票可以买什么东西。有的是买糖，有的可以买茶叶，也有的是买肉的。我当时没有统计过，凭记忆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能有一张肉票，每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牛肉羊肉好象是根本没有吃过。由于油只有三两，大家就都喜欢买肥肉，舍不得吃肉，是把肥肉炸油，炒菜的时候就是放一勺白花花的猪油。记得和父亲去买肉的时候，很多人宁愿让后边的人先买，自己等售货员切到肥肉的时候才买。
粮食当时也是不够吃的。不光农村有人吃不饱饭，城市里孩子多的家庭粮食也不够吃。当时要买粮食不光要钱，还要凭粮票。连在饭店吃饭也必须交粮票。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定量是３０斤。孩子还少。在缺油少肉的情况下，人们对粮食的消耗特别大。象我在工厂食堂吃饭，菜基本是水煮的，肉是根本没有，一顿吃６两玉米饼是很普通的。粮票（不是粮食）当时在黑市卖到一角六分（可能不太准确）。以当时平均月工资３６块钱的水平，３０斤粮票的价值就超过月收入的八分之一了。
有了粮票能买到的也是粗粮。当时每人每月只能买到两斤米，两斤面。其余只能买玉米面，杂交高粱。杂交高粱是一种为了高产的数字而搞出来的粗粮。我一个朋友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从小吃粗粮长大，都不肯吃那个杂交高粱。下乡的同学说那东西喂马，马都消化不良。有一段时期还吃过榨过油的玉米。据说是出口到日本的玉米，日本人轧了油，我们再运回来给我们的老百姓吃。还听说当时的粮食部门象上级报告说这种玉米面不适合给人吃。上面批示继续卖。这些内部消息我当然无法证实，当时也没有人大代表质询之类的事，政府的操作是完全封闭的。但是我确
实吃过那榨过油的玉米饼。比平常的玉米饼更松散，不成团。
那６０张票里，最贵重的是最后一张，第６０号票。稍微抢手一点的工业品都是靠它。譬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所谓的三大件。但是一张票时不够的，只好把家里的票集中起来，一年也许能买一件。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就是能拥有一辆上海产的锰钢自行车。大概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开宝马一样的吧。那样的自行车要多少张票，我是不记得了。反正我们全家的票加在一起也是不够的。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辽宁并不穷，不光工业是当时全国的基地，农业也很发达的。盘锦的大米，锦州的苹果（毛选里都提到过），都是驰誉全国的农产品。事实上，文革前肉从来都不缺的。１９６８年文革高潮期间，忽然肉要凭票供应了，当时的说法是阶级敌人把猪给毒死了。当年掌权的人就是拿这样可笑而且缺乏常识的谎言来蒙骗老百姓的。文革结束后，不到两年，农业就恢复了，肉也敞开了。记得７８年夏天我暑假回家，人们就已经开始要求售货员给切瘦肉了。事实证明，辽宁人民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完全是人祸，是毛远新之流为了政治目的，不顾人民死活倒行逆施的结果。
---亲身经历：毛远新执政期间的辽宁
李　工
图：毛远新和“陈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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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1 01:22:25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专案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黄铮《刘少奇专案组始末》〕周恩来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吴林泉　彭飞《草岚春秋》〕面对如此众多有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
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高默波采访王年一，一九九二年五月，北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司马清扬
图：陶铸与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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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1 01:13:55

１９７４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１〕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２〕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
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险计划将要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在高级干部中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丢分多多。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四·五”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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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1 01:05:58

问：你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吗？
聂元梓：接触多次啦。我觉得周恩来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周也有不少缺点。我觉得他很会处事，很忠于毛泽东。不论大事小事，他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是从。关心，关怀毛泽东、真心实意地体贴，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真正懂得毛泽东需要什么，要干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全知道。毛泽东喜欢什么，他一定能做到什么。所以他做出的事情都是毛泽东赞同的，他不管客观情况怎么样。……我对他有两点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一是，他也说瞎话。对于周恩来，我感觉文化革命期间所有被揪斗、被关押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保护还是真正要关押的，他都签字。那时枪毙了一些青年，我没有根据，但我相信也是他签的字。
问：包括遇罗克吗？
聂：当然包括，我还亲手办了一次。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杨勋（经济学家，文革时为北大教师，因为反对江青曾坐牢两年）。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 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这才知道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问：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
聂：我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杨勋有一次同杨柄章去见江青，当面顶撞了江青。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为从。……
问：您知道要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了吗？
聂：不知道。再来说周恩来。周对毛泽东是毕恭毕敬的。我们也很崇拜毛泽东，但你是国家的大总理，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周恩来还有一个特点，反对过他的他表扬；拥护过他的，遇到危难的事情，他从来不保护……我后来对他是有看法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批斗杨余傅。周恩来讲了江青很多好话。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他在三月二十四日的会上，把江青说得更好，说她是三十年代同鲁迅一样的战士，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啦，等等。他当时为什么吹捧江青？因为那天毛泽东就在幕后坐着呢！
---聂元梓谈周恩来
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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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1 00:59:58

军人们不懂法，判决如何服众？好在当年不讲法治，无人有此古怪的疑问。许恩荣说：“我们这些军代表都是从自己的感性认识出发，和与其他类似案件相比较就定下来了。
”
他说的是普通案件。对于大案，当年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由军管会将案件交给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革命群众”讨论。“革命群众”审判你，你还能不服么？另一方面，走领导路线，案件报领导层层审批。人民群众见不到被告，见不到材料，“鸡一嘴，鸭一嘴”，没个准星。群众路线是形式，最终领导说了算。
南京下放知青任毅，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歌中唱到：“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莫斯科广播电台将歌曲改成男声小合唱，用作对华策反宣传。１９７０年２月，他因“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罪名而被捕。
他回忆说：“１９７０年３月７日在南京三中批斗时，我已经知道我的案子被印发成材料在南京人民群众中讨论。当局讲‘杀’，老百姓还敢讲‘不杀’？从逮捕的那天开始
，我就被钉在死刑柱上了。”
他猜对了，但也错了。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向南京市委写“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任毅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甚广，罪大恶极。为恐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２〕
剧情出现转折。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复，“判处任犯有期徒刑十年”，让南京市革委会很沮丧。据说许世友将军坚决不同意。
他遇上了吉星，在鬼门关绕了一圈。
---文革军管下的法院如何审案
何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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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1 00:54:32

“三号首长”・金敬迈・
〔编者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部队作家金敬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任组长，为了维护“文革旗手”江青的形象，他按照江青的要求，把一些有江青三十年代旧剧照的电影杂志收缴上来封存，却因此惹下大祸，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这是他在狱中的一段回忆。〕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０日上午，谢富治、吴法宪、傅崇碧三位负责人，受他们的上级的指派，来到沙滩北街二号，在我的办公室里撕开保险柜的密封条，从中取起走了首长（摘录者注：指江青）让我叫舒、刘二位收上来的那些“黑材料”，也就是四套三十年代首长演过的那五部电影的剧照和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的《电影杂志》合订本，大约也是四五套。
我把这些资料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了，放在地板上，谢富治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碰一碰，叫我一个人把它们码成摞，用口袋装好。办公室哪儿来的口袋？我只好就手从窗户上扯下两块“派立司”窗帘，把它们包好。捆上绳子后，要我在绳子的交叉处，又重新贴上封条。谢富治还要我在封条上签上名，确认是金某某封上的，别人没有动过。
跟着谢、吴、傅三位一起来的秘书和其他随从人员，把这两包资料小心翼翼地分别装进两辆“吉姆车”的后盖里。小心翼翼是怕把有我签名的封条撕破了。一溜三辆“吉姆”、两辆伏尔加开出了“红旗大院”。
“罪证”取走了，保险柜的门开着，里边空空荡荡的。
我呆坐在办公室里望着保险柜发愣。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和今天一样，我正等待临头的大祸。
两天后，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２日上午，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一位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特地赶来告诉我：老迈，没事了，全部处理完了，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了！
“没事？”我问
“绝对没事！”他说，“前天不是从你那儿把两包资料拿走了吗，我们开着车……”
他是在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绝对没事”的全部过程。
……我们一溜五辆小车直接开进了中南海，进到一个院子里，“三号首长”早就等在那里了。下了车，正想去搬那些资料，“三号首长”告诉我们，不要打开汽车的后盖，也不要动那些资料。
“三号首长”让秘书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请叶群同志来一趟，说有要紧的事情，请她马上就来；一个是让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两位摄影师来，还叫带上摄影机，立刻赶来。
等了好一会儿，该到的人都到了。
“三号首长”跟叶群说了几句什么，好像叶群同志也点了点头。
“三号首长”又让摄影师把摄影机架好。两台摄影机，一台对准吉姆车的车后盖，一台拿在手上跟拍。他嘱咐摄影师，镜头不要切断，要用长镜头把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
摄影机已经吱吱响了，我们才去打开汽车的后盖，取出那两包资料。跟拍的那位同志很机灵，把镜头凑过去，拍了一段封好封条的特写。然后镜头跟着资料，一直跟到就在旁边不远的一个化纸炉旁边。
化纸炉的炉门已经打开，火早就点燃了。镜头一直跟着，两包资料先后一包一包地丢进了炉膛，两包资料燃起来了。我们没有关炉门，一直看着它燃烧。镜头也一直对准燃烧的火苗。资料变成了火，资料由火变成了灰，烧着烧着快灭了，资料已经完全化作灰烬。
一位工作人员拿一根长棍在炉膛里搅了搅，升腾起来的全是火星。这时才把炉门关上。
“三号首长”对大家说：“这是谢副总理……”
谢富治赶忙插话：“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三号首长”接着说：“这是谢富治副总理，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和傅崇碧司令员刚才从文艺组金××那里取来的两包资料，密封签没有撕开，也没有损坏，上面有他的签名，签名也是完好无损的。里面是些什么，我们没有看过，我们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看见，资料已经当着我们大家的面销毁了。”
“三号首长”挺严肃地说完，大家都跟着点点头。
“三号首长”又补充说：“今后，在场的所有人，我们，相互作证。”
……
你说还有什么问题？没事吧？都烧成灰了，绝对没事！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
――他结束了他的叙述。
我和他关系不错。我谢谢他来告诉我这个事。但我的心不仅放不下来，反而揪得更紧了。
中央领导人对那些资料尚且不敢沾不敢碰，对销毁的过程，如此慎重，如此认真，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这也正说明：大祸已经临近。
在场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可能都没事，而我……这不，转移到秦城来，一蹲就是这么多年。
从他的叙述中，我进一步进十步地感受到首长真是厉害，就那么点旧剧照旧杂志，看把人折腾的。是啊，除了个把人，谁都不敢沾她，她让谁都害怕。谁敢不怕呢？当然，我也感受到，“三号首长”到底是“三号首长”，真不愧为“三号首长”，处理问题细致、稳妥、认真、周到，实在高明。
---摘自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国电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第一版１２７―１３０页
图：「文革」中的周恩來 — 三号首长。（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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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8 09:00:18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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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8 08:56:28

2000年1月的中国媒体，在广州、上海、北京，用同样的文字和内容，统一报导了一个秘密：30年前，也就是1970年1月5日，云南发生过一场里氏7.7级特大地震。地震的中心在通海，灾区有7个县：峨山、建水、华宁、玉溪、石屏、江川，都在其内。报导说，这场地震，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塌房33万多间，经济损失按照现在的可比价格计算，通海一县即达人民币217亿元。报导又说，地震发生后，灾区老百姓虽然得到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但救灾物资少得可怜。
这么大的天灾，居然向老百姓保密，隐瞒了30年，在这个地球上真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为什么保密？怎么样保密？现在发表的那篇揭露当时秘密的通稿中是这样说的：“由于当时处于‘文革’特殊时期，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压低了。”
文革期间所以连地震都要保密，确实不可思议，只有“特殊时期”4个字能够解释。文革在残暴和虚弱两方面都到了特殊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能够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土地上，保密的范围是能够随着统治者的意志任意覆盖任何事物的。保密、保密，统治者不想叫老百姓知道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密”，即使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救援关头也不准放松。其中的规律是：保密的范围，既和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成正比，也和统治者的虚弱程度成正比。文革是风雨飘摇、草木皆兵的特殊不稳定时期，领导者经常处在心惊肉跳的困境之中，无怪乎地震也成了保密的对象之一。
---鲍彤：中国在文革时期垄断新闻封锁消息的丰富经验
图：云南通海大地震。解放军战士为露天小学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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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8 08:34:31

趁尼克松访华，美国著名制片人露西·杰文兹申请采访北京，拍摄记录片《故宫》，其中一节为故宫周边住户生活。该片后捧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如何满足美国朋友的要求？得找一位合适的“北京一家人”。国务院办公厅将这项特殊政治任务交给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再三甄选，找到清华在读生刘志军一家。外交部不放心，领导亲自登门考察，看了刘家三代，并向派出所、居委会深入了解，认为万无一失，才敲定“这一家”。同时，制订了极为细致的“应答词”。对外宾可能提到的各种问题——备下“标准答案”，印发各家，人手一份。居委会组织居民学习、背得滚瓜烂熟才准回家。
请看“标准答案”：规定外宾问及“文化大革命”，须应对“很有必要”；问到“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对以“大有好处”、“很受锻炼”；问到工资收入、家庭生活，要答“够用”、“生活很好”，不能说出具体薪额。因为外国人贼精灵，根据薪额可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进而测算出军工生产与国防实力，小数字连着国家大机密呢！所有问题中，只有一项提问“可如实回答”——家里有几口人？就这“可如实回答”，也惹生一桩笑话。一位外宾向一老头拉家常：“家里有几口人？”老头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紧张，便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外宾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几位当年过来人十分懊恼未能保留下那张“标准答案”。那会儿，恭敬接下，过后随手一扔，没想到这是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尼克松访华说谎纪实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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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7 00:52:09

党指挥枪
它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此外，毛泽东还采用中国历代的监军制，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了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就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得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军阀割据的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就没有可能实行军事割据。
六、“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相互制衡。他们不能共同策划和实施反对上级的军事行动。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而这三者都由中央军委统率。
八、强干弱枝。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
貌。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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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7 00:44:52

七二年二月二十一到二十八日，尼克松访华，从上海进出国境。参加这次接待的国旅翻译罗卫国最近写了回忆文章，他见证说：“整个上海如临大敌，对特殊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对‘黑五类’采取里弄办学习班，实为看管起来。”
二月二十七日，尼克松在沪准备签署《中美上海公报》，下午一些美方记者要游览黄埔公园。是日气温零度，公园没什么人，中方还是清场，再安排十来对男女青年坐在指定长椅上，似乎在谈恋爱。一些人冷得实在吃不消，帽子捂得严严实实。美方记者很快看出破绽：“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罗卫国：“我无言以对，只好耸耸肩，一笑了之。”美方记者再参观菜场，也事先清场，再组织“顾客”假购鸡鸭鱼肉。美国记者一离开，菜场人员便将“顾客”所购之物统统收回，并收走摊上的鸡鸭鱼肉。“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尼克松访华说谎纪实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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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7 00:41:50

老毛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站在毛身边的周恩来，戴着像章和袖标，端着半残的右臂，左手挥动着小红书，和广场上几十万小青年一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恩来同志奋力高举小红书，手臂伸向空中，整个人也向上用劲，看上去脚尖都踮起来了。由于太卖力向上，身体和头颈倾斜着，加之声嘶力竭地高呼，脖子上的血管和青筋凸起，绷得似乎就要断裂，在给恩来的近景镜头上清晰可见。
朋友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极为震惊。至于嘛。不熟悉老毛的小青年如你我等辈，远远地看着红太阳，全身抽风，崇拜狂热症大发作，在所难免。而他恩来同志已经和泽东同志并肩战斗了几十年，而且他在党内的地位一度比毛高，何至于如此表演效忠！你能想像吗？如果有一天，咱的一个熟人当了大官，咱俩也必须跟着喊万岁，能假戏真做到青筋爆起血管凸出的程度吗？还不至于吧。”
另一个绝妙细节更让人过目不忘。那是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老毛居中，林彪和周恩来一左一右。老毛象征性地对台下狂热的代表们挥了挥手，身子就略微弯曲，似乎要坐下，后面的女服务也赶紧上前搀扶。没想到，不知为何老毛没有坐下，身体在稍微前躬的姿势上停了瞬间，又站直了，再次冲着代表们鼓起掌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再看老毛左右的林与周，两人的相互较劲便一目了然。林彪看到老毛已经有了要落座的动作，就一下子坐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老毛又站直了。而周恩来却用眼睛的余光一直瞄着老毛，尽量保持与之相同的节奏。老毛身体稍弯，恩来也跟着稍弯；老毛停留片刻，恩来也停留片刻；老毛突然站直，恩来也随之站直；老毛鼓掌，恩来也鼓掌。整个过程的同步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而已经落座的林彪，没能与红太阳同时起落，当他忽然发现老毛没有坐，又站直了，而且就在他身边，他的面部表情就一下由微笑松弛变得沮丧紧张，几乎是极不情愿而又下意识地跟着站起来鼓掌。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林彪重新站起的过程中，侧伸出头，目光越过居中的老毛，怪异地盯着与老毛完全同步的恩来。恩来明明意识到林彪的恶意目光，却全当浑然不知，随老毛一起鼓掌，直到老毛完全坐下，恩来才缓缓落座。
在观看这一细节的过程中，朋友不断发表评论性解说，让我注意三人的关系和林、周的表情。最后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林彪看恩来的目光中所隐含的，不仅是嫉恨，还有极大的轻蔑：“瞧你那副谄媚相！”
我的文字远不够传神，也许只传达出画面冲击力的百分之一，如若不信，诸位可以找来中共九大开幕式的记录片看看，镜头本身对视觉的冲击才会让人信服。而且，与这种真实的历史镜头相比，现在的帝王戏中的臣子媚态，特别是微妙处的表现，实乃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官场竞争：极权者具有任意废立的绝对权力，故而，所有的高层官僚都在争当极权者个人的宠儿。
---刘晓波：周恩来的官场生存术
──读《晚年周恩来》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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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7 00:37:39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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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7 00:30:40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著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作者：刘晓波
图：周恩来与邓小平吊唁法国总统蓬皮杜逝世（图源：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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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6:29:25

就政治人物热衷于死后声名的欲望的实现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
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
国人对毛、周的评价，也随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改革的魅力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毛泽东是暴君和乱源的代名词，而周恩来是儒相和现代化的象征。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级分化和权力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同步兴起，使毛泽东的名字再次响起，作为平等、廉政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性符号。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毛泽东也仅仅是历史变迁的工具而已。
---刘晓波：读《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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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6:20:31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 9 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
---大饥荒之北京‘严打’一天抓7万人
--转自《老衲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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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6:17:45

- reply

章含之与乔冠华滚床单被CIA录像，CIA内线透露给周老鬼，老鬼大惊，立即命二人火线离婚火线结婚，保住了刚刚进入联合国的中共国面子。

2024-11-06 06:17:13

章含之换肾成功后，我去医院探视。手术后的章含之大大咧咧，谈笑风生。依然是她侃我听，主题是换肾的过程和细节，包括怎么住院、什么肾源、如何手术、什么医生主刀、术后效果以及住院期间听到的奇闻轶事。印象深的两点：一是她由衷的高兴，谈话中多次用夸张的神态谈到如何 “ 运气 ” 、 “ 幸运 ” 、 “ 凑巧 ” ，显得非常满足。这时的章含之对生命充满了自信和期望，大谈出院后的工作设想和生活安排。二是章含之郑重地对我谈起大病后的体会，大意是：过去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能阻挡我的事情，这场大病让我懂得了还有疾病无法抗拒。如此 “ 大彻大悟 ” 的体会真令我有些意外。但凡到奈何桥转悠一趟，差点喝碗孟婆汤后，绝大多数人的体会，或是感慨命运的无常，或是更加珍惜生命，或是更加宽容大度，或是更加超然出世。而章含之不同，竟然是感慨生命潜力有限，感慨终究不是超人、超自然人。
---鲁志强：我所认识的章含之
图：章含之做过2次肾移植，大夫为上海长征医院朱有华，时间分别为1995年和2002年。而爆料人则说用了冤案聂树斌的肾。聂树斌于1995年4月被执行死刑，年仅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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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5:43:52

不少报道和史料都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始于1954年，盛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王光美访谈录》回忆，“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后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这就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刘少奇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陪同游泳！试想，刘少奇若真是因为“健康理由”有两次不能奉召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以他一向对毛泽东惟命是从毕恭毕敬的惯例，后来至少得找机会弥补，但现有史料证明，刘少奇生前从未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
中国自古有“可穿朋友衣，勿欺朋友妻”训诫。两个男人朋友，再怎么亲密无间，也不能随意亲密接触其夫人妻子。试想，即便在今日民间，一个男人常常邀请其朋友的妻子单独与自己同泳，其朋友会如何想？难免不起误会而反目成仇，理智者会暗表冷淡，粗鲁者则会公开宣战。刘少奇可能相信毛泽东邀王光美同泳并非是“君戏臣妻”，有什么非礼之图，甚至可能猜想到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只是一种政治伎俩——毛泽东总是在重大政治风波将到时邀请王光美游泳：1954年毛泽东教王光美游泳，其时正是解决高岗问题的风云变幻期，毛可能想通过邀请王光美游泳的机会探究刘少奇动态或对外营造一种毛刘是“亲密战友”的政治语境；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频频邀请王光美游泳，也许因为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毛亟须察探刘少奇的思想立场，争取刘的全力支持——但虽然明知如此，刘少奇仍难免有一种虽身居高位，却不能保全夫人尊严的屈辱感。
《王光美访谈录》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是极其认真下力的，若电话通知不到，还再派秘书去接：“有一天毛主席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了鄱口，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这让江青极其反感。有一次，“游完泳后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江青这一怨声其实也代表了刘少奇，只不过刘少奇有城府，一声不张，采取了另外的报复方法，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意识流”——八大中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取消，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三年自然灾害”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威胁毛泽东“饿死人是要记入史册的”，“四清”时攻击毛主张的“开调查会”过时了，应采取蹲点调查新方法，刘少奇都是第一先锋，这中间有没有因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的因素在暗暗推波助澜？恐怕不能排除。
---朱健国：王光美离间了毛泽东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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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5:41:20

与尼克松一起看体育表演
在为尼克松安排的一系列欢迎活动中，有一项是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我有幸被选中去首都体育馆做观众，虽然是近两万人之一，但也要做严格的政治审查，还要开会学习注意事项。
那天的要求非常严格，几点到场，从哪门进出，穿什么衣服，什么表情，都规定的很细致。服装的要求又给我们出了难题，要穿得漂亮，鲜艳。
北京的二月正值寒冬，这个季节没什么漂亮衣服可以穿。再有就是自文革开始后，还有多少人存着光艳的衣服？反正我是没有一件花衣服，除了蓝的就是灰的，或是国防绿的军装。
我上上下下，跑前跑后地找朋友同事亲戚借衣服，还是没有收获。正赶这个时候，小舅舅、小舅母来北京探亲，他们刚结婚不久，小舅母做新娘时穿的粉红色缎子面棉袄倒是很漂亮，我穿着也合适，但我又拿不准文革期间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太过分了，又去找朋友借了件花罩衣套在了上面。
一切准备停当，2月23日晚，我们像去完成一个庄严而神圣的任务一样，奔赴了首都体育馆。
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正式开始前五分钟，有组织的观众们都脱掉了棉大衣。瞬时间观众席上的颜色把我惊呆了，这么多年来早已适应了阴暗颜色的眼睛真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找的这些衣服，看来破四旧还很不彻底，今天绝对是压箱子底服装的大PK。
绝大多数的女观众都穿上了非常鲜艳的绸缎、织锦缎小棉袄，（那天观众男人较少）有些很老式（没准解放以前的存货）但颜色绝对漂亮。那天，17岁的我真开眼了。
7点半钟，周总理陪同尼克松夫妇步入大厅，场内的掌声不很热情，观众脸上展现的是不卑不亢含蓄的笑容（这是事先规定的）。
坐定以后，运动员入场，上百名运动员举着红旗，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伴奏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进入，场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声音很震撼，笑容也自然了，同几分钟前比较，真是很滑稽，很有戏剧性。
真不知道尼克松当时是什么感觉，“中国人有点意思，挺会演戏的”。紧接着是体育表演。太具体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乒乓球、羽毛球等。印象最深的是体态臃肿的庄则栋和张燮林打了一场，不怎么精彩。当然还有其他有名运动员的表演，无论精彩与否观众报以的掌声都非常热烈。
表演结束以后，我们以同样控制着的掌声送走了尼克松夫妇，再回头一看观众席，瞬时间从那五光十色十分耀眼的画面一下子变成了黑灰色，这是人们又套上了平时穿的大衣，我那欢快激动的心情也随之暗淡下来。
一晃40年过去了，文革时发生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扼杀了多少美丽，多少颜色，多少快乐。制造了多少悲剧，多少闹剧，多少丑剧。我们能够忘记吗？
---作者: 刘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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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4:04:44

周去世的半年前，已经被癌症和手术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只有61斤，还颤抖着手给毛写信，向老毛问候、汇报、检讨和感恩：“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　75.6.16.22时”
更不堪入目的是，周怕信到不了毛的手中，使自己的一番忠心付诸东流，就特意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以央求的口吻写道：“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办，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身为中共元老和终生总理的周恩来，居然对毛的二奶张玉凤也如此哀求，可谓斯文扫地、权威尽落。
在中国，这样的君臣关系至今未变：在帝制时代，横亙在君王与丞相之间的“太监党”、“外戚党”，变成了中共极权时代的“二奶党”或“秘书党”，毛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之于周，如同慈禧身边的大总管李莲英之于李鸿章。无怪乎，林彪曾当著汪东兴面批评周恩来：“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也暗自感叹：“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样呢？”
---刘晓波：读《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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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4:44:40

雷马屏农场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方圆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约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接地，故称雷马屏。这里水恶山险，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云遮雾障，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汉彝民族杂居之地。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盛产茶叶。它三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便是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极重，纵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对岸，惟有一条独路新市镇和宜宾相连，只要在那里设一座关口，纵是一只狐狸也逃不出去。
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
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余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
---铁流：一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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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4:41:19

1958 年 8 月 15 日这天，全国人民总动员，消灭麻雀的运动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8 月 14 日这天，我们小队开大会，队长分配任务，他说：“从明天开始，家里有老人有娃儿的妇女，就在附近的山上、竹林驱赶麻雀，中午轮流回家做饭。冯树徳去对面山上，王建基去东边山上，你俩年轻，那两处山高树多，由
你二人负责。”所有的山坡、河沟和有农作物的地里，都有人看守。队长最后大声强调：“每天天亮我敲钟就上山，天黑收工，远一点的地方自带干粮，中午不回家。不能让麻雀有休息、找食的空闲，要认真负责，不准偷懒。我要来检查，如果发现你在山上没有敲盆、敲竹筒，没有吆吼，扣你三个月工分。”
这天早晨，天微明就听到铁片钟咣当咣当敲个不停，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上能敲出声的东西走出家门，我带上一个苞谷饼，拿个竹筒边走边敲、边吆吼。过沟进冲，翻山越岭，来到我负责的山头树林里。刹那间，满山遍野，人们齐声呐喊，咚咚锵锵锣鼓声，叮叮当当敲盆声，呯呯嘭嘭竹筒声，嗵嗵哐哐汽枪声，嚬嚬嘣嘣簸箕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声响之杂之响亮，胜过任何音乐演奏会，吓得鸟儿满天飞。飞累了，落在树上、地边，又被人们的敲击声、呐喊声赶跑了。无论它们飞到哪里，都无法停留休息片刻，更没法找食。不仅仅是麻雀，什么喜鹊、斑鸠、黄莺、杜鹃、白鹭、白鹤、蓝翡翠鸟、乌鸦、野鸽子、燕子、啄木鸟、相思鸟等等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以及猛禽老鹰、秃鹫、猫头鹰等许多珍稀鸟类都在劫难逃。我负责的山坡路远树多，开始那天带一个苞谷饼，下午肚子饿了，嗓子也喊哑了，就坐在树下有气无力地敲打竹筒。因为山高路远，估计队长不会来检查。第二天带两个苞谷饼，好心的房东唐木匠特为我做了一个大竹筒装水喝。
经过三四天折腾，所有鸟类，不能休息，不能下地觅食，又累又饿，早已精疲力竭，从树上、从空中纷纷坠落下地，我们小队无人没抓过奄奄一息的麻雀、八哥、乌鸦、斑鸠、野鸽子。麻雀交到队上，其它鸟都用来改善生活。有些娃娃掏了好多鸟蛋煮着吃，因此，赶鸟、打鸟的积极性很高。
经过五六天早出晚归轰、打、毒、掏的折腾，不仅麻雀绝了踪迹，其它鸟类也很少见到了。真是“夜夜梦鸟飞，清晨没鸟啼”啊。而在我们乡下，真正害人的苍蝇、蚊子、老鼠却没受到多大影响。
---王建基：1958年我经历的全民除“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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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4:39:14

胡平如此回忆他当年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毛泽东。这么就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的认知，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些认知。举个例子，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写道，以我的后见之明来说，假如当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没有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发生。
“这个见解和我的见解不谋而合。我原来也是认为，毛泽东在57年发动整风号召，人们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本来想的是大家就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批判各级当权派，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
“不料，整风一开始各种批评纷纷而来，不但批评了各级当权派，连他这个老和尚也在批评之列。这样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脸，然后就搞了一场反右，把整风变成了反右。在这一点上，李志绥医生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别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医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泽东刚刚把这个整风变成反右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郁，还得了感冒，把他叫回来。毛的睡眠更不规律。
“他(李志绥的)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毛泽东当年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让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一个价值。”
https://www.voachinese.com/a/understanding-mao-and-xi-by-re-reading-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by-li-zhisui/7838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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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4:31:10

许章润：坐待天明
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图的是减免学费、提供伙食外，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读师范的一般多为寒门子弟，希望两三年毕业，回乡做个教书匠，谋个养家糊口的生计。如是这般，风前雪底，清霜暖日，暂寄个轻闲时光。
不料，一学年之后，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否则，要么退学，要么自己负担一切费用。此为新例，旨在裹挟国民，强化党国一体，据说全国通行，如今八十岁上下的老辈过来人，可能都有印象。
无需任何手续，全校学生集体加入。
于是乎，这个十四岁少年成了一名三青团员，余生的命运和家小的命运，在城头换帜之后的三十年里，便都拴在这大家都不明所以的什么团上了。
某年某月某日，寒冬腊月，记得清晨河上冰凌泛光，朝霞映照之下，愈发清纯。盛桥镇，吾乡，机械厂支书张光圣，急匆匆参加区委会召开的动员大会。据说，会上 “ 研究部署 ” 了几项 “ 掀起运动新高潮 ” 的革命行动，抄家是重头戏。
如今的青年或许能从电视上的历史剧中领略此项风景，但余生也晚，却与有荣焉，多次目睹亲历真人秀，真要感谢时代。 “ 老三青团员 ” 的家，在张支书的坚决要求下，榜上有名。
德国启蒙时代的一句名言是， “ 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会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 ” 。当年中国撞破脑袋的，不乏其人。小镇无人犯傻撞头，但天良自在人心，不比人少。与会的一位同族长辈，于心不忍，偷偷告诉家母这一噩耗，告诫赶紧做些准备。
家里只有坛坛罐罐，四壁如洗，无须准备。想来想去，只有户口本和粮本最为重要，母亲将它们揣在怀里。家父离家在外，不可能知情，也无法联系。一家早早吃了晚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静候夜幕降临，干脆连门也不关。
夜半时分，街上脚步嘈杂。先是打门、呵斥和哭喊，继为翻箱倒柜、搬东运西的碰碰撞撞，最后只剩下铲墙挖地的闷声。这条小街，临河而建，都是吊脚楼，河上架桩，桩上铺设木板，便成河岸人家。于是，挖地连带着撬木搬板，间或听见家什掉落河水，咣咚，咣咚。家家大门紧闭，黑灯瞎火，好像连狗也不再叫唤。漆黑的夜幕下，只有被抄的人家，灯火忽闪，人影幢幢。
那一夜，三人自尽。
欧家，地主成分，祖父当即跳河。早在十多年前 “ 镇反 ” 之际，老人家就已 “ 陪斩 ” 过一回，如今无此荣耀，却反而想不开了，怕是实在没了留恋生的欲望了。
远房亲戚，查家，也是老祖，冲出家门，跳井。寒冬腊月，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亡，直到第二天家人才敢去捞上尸首。
最后，拂晓时分，谁也没想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居然撞墙而死。原来，查抄一宿，毫无所获，正准备鸣金收兵之际，专政人员看到门口一个小圆镜子，顺手牵牛，打算据为己有。反转端详，镜后居然有一人像，影影绰绰，众人仔细辨认，其中一位年长者发现，不是别人，竟然是人民公敌蒋光头。顿时，士气大振，立马将老先生打翻，罚跪在地，责令老实交代。
这小圆镜子是老先生结婚时的信物，留存四十年，只为记着老伴的情义，早已忘掉镜后的鬼头。讲不出所以然，再打，老人奋力冲向石墙。
半夜行动之前，他们再次核实名单，一位负责人员，不知为何，主张将许家划掉。于是，躲过了初一。多年以后，烟消云散，当年的当事人如是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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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3:34:33

曾林林：死囚家属学习班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渖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我所谈在学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我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我妈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曾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我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我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作者：曾林林，张志新大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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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09:30:01

遇罗克在 66 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 66 年 8 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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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09:27:13

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然而为什么道县文革大屠杀中那么多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社员积极参与杀人呢？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很多道县经历过文革大屠杀手上没有沾血的干部。手上有血的因为厉害关系说话的可信度较低。他们说： “ 图积极啦。 ”“ 好表现啦。 ”“ 想立功啦。 ”“ 想得好处啦。 ”“ 趁火打劫啦。 ”“ 表现自己革命性最坚定。 ”“ 表现自己组织最纯洁。 ”“ 想把对立面（革联）打成阶级敌人的总代表。 ”“ 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不跟着搞不行，那是阶级立场有问题。 ”“ 不同意杀人后果很严重，搞不好自己都会被杀。 ”“ 听信了谣言，以为阶级敌人真的起来搞暴动。 ”“ 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上面叫干什么，下面就干什么。 ” －－这一条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也有向我谈起。寿雁区乐福堂公社石桥头大队有一个名叫何衡昌的杀人凶手，这个人品质很差，好吃懒做，小偷小摸，大队干部都看他不起，大队杀人的时候，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判了 21 名地富及子女的死刑，本来没有安排他当杀人的，但他尖起来要去，因为道县杀人是有报酬的，叫 “ 手续费 ” ，一般的是 20-30 斤谷子，也有发两三块钱，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大队发 5 块钱，石桥头大队集体经济比较富裕，发 5 块，穷得叮当响的何衡昌又如何放得这把水呢？杀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带头上去，一口气杀了八个。那个勇敢精神把在场的大队干部都镇住了。杀完八个人，他有一马当先冲到地主唐 xx （已杀）家，把唐 xx 的大女儿， 7 岁的唐彩霞抛刀杀死，又将 5 岁的唐老二用力抛向空中摔死，最后把还在站栏的唐小三，双手举起，头朝下，打夯一样，连砸几下砸死，何衡昌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红的白的脑筋鲜血。这一天，何衡昌得了 55 块钱的 “ 杀人手续费 ” ，比它在生产队出一年工年终分红所得还要多。处遗工作组进场后，群众对他反应很大，工作组长找他谈话，问他杀人动机。这家伙却说： “ 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 ” 搞得处遗工作组长哭笑不得。
野夫先生在给拙著《血的神话》的序中写道： “ 老老实实的平头百姓，竟可以被一种邪恶的学说，一夜之间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西蒙 · 李对这种现象有个分析： ‘ 极权制度惊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有着使人同流合污的能力，以其恐怖和无所不在的组织为工具，它使一切人作恶，把他们变成刽子手的帮凶。 ’ 而道县文革大屠杀更以血的事实证明，极权制度不但将它的臣民变成刽子手的帮凶，而且直接了当地把他们变成刽子手。 ”
道县文革大屠杀，说的是文革杀人的事，追问的是制度根源的问题。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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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09:24:24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土改运动
道县文革大屠杀看似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引起的，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我在前面讲过道县文革大屠杀根源深远，传承有序。回顾一下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著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从 1966 年北京 “ 红八月 ” ，红卫兵小将打死 1772 名四类分子，到之后北京郊县大屠杀，昌平县杀了327 名
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兴县杀了 324 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再到 1967 年 8-10 月的道县文革大屠杀，以及后来的广西大屠杀，江西省瑞金和萍乡地区的 “ 民办枪毙 ”…… 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以一贯之的传承脉络。广西杀人（特别是第一阶段）和江西的 “ 民办枪毙 ” 都有受道县大屠杀影响的证据和成份。道县有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广西也有，而且有所发展，还有 “ 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 ” 、 “ 贫下中农锄奸委员会 ” 。江西省的 “ 民办枪毙 ” ，则是 “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 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后的变种。但是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发生没有受到北京郊县大屠杀影响的任何迹象。 1986 年 7 月，我第一次赴道县调查采访之时，整个道县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和北京郊县杀人的事，农村基础干部对之更是听都没听说过。那么－－为什么杀人模式如此高度一致，杀人理由如出一辙呢？这只能说明，这一道历史的源流应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存在，这个源头甚至不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在道县采访期间，有几个问题曾长久地困扰我：一、为什么 “ 杀人风 ” 有如此强的传染性？刮到哪里，哪里就杀人，听风就是雨，丝毫没有怀疑或抵制的痕迹，也不需要酝酿和发酵。二、为什么杀人模式如此整齐划一，杀人理由如出一辙，其间并无相互学习交流和统一指导。十一个县市历史沿革、社情民俗都有差异，有的还差异很大，文革进程也不相同，有的县保守派掌权，有的县造反派掌权，有的两派还在激烈斗争中，县与县之间基本各自为政，但杀人模式没有区别。十一个县市的几千个大队，虽然有人策划、煽动、组织杀人，但并无统一的、具体的一一指导，杀起来却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三、为什么杀人者如此理直气壮，有恃无恐，好像事先已经知道自己的杀人行动，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而且有好处。而被杀者都有着深重的 “ 原罪感 ” ，似乎也已经知道被杀的命运无可避免。为此，我多次向处遗工作组和大屠杀亲历者追问，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不能让我信服。
道县文革大屠杀是制造阶级斗争，煽动阶级仇恨，实行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不足以解释以上三条，特别是第二条。谣言满天飞，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信以为真，认为地富分子真的在搞暴动，要杀自己，所以起来 “ 先下手为强 ” 等等，更加没有说服力。我在道县了解的实情是，杀人期间，有一些大队已经将地富及其子女关押起来集中管制，还有很多大队，直到杀人的前一天，杀人者和被杀者都相安无事，由于地富家庭的逆来顺受，双方基本上没什么矛盾，和谐得很。大多数被杀者和家属都有一种毫无征兆、祸从天降的感觉。还有种种解释和种种不实之词，都被处遗工作组的调查否定了。那都是来自上边，而不是来自下边。退一万步讲，即便全部是实，也不能解释我的三条质疑。
直到后来我跳出了杀人事件的圈子，对道县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有所了解后，才认识到道县文革大屠杀的根子其实在土改中。道县文革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早在土改中一一预演过了。除了烈度稍有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县文革大屠杀就是暴力土改在文革中的升级版，同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出更加残酷和更为强大的吞噬生命的能量。在这里贫下中农，甚至地主富农，对于 16 年前那场暴力土改的记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杀人模式和理论也是来自那里。此时回过头来再看道县文革杀人期间那些农村理论家们总结的杀人理论真的如雷震耳，原先我对他们有一种不屑一顾的藐视，现在看来，这些搞过土改，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作为的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书读得不是很多，但比起我们这些所谓学者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理解要本质得多，也就深刻得多。三条杀人理论第一条，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杀地富就是民主革命补课；第二条，这是贫下中农起来进行的第二次土改。第三条，贫下中农杀地富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一二条其实就是一条。第三条有点扯淡，那是为了给杀人行为披一件合法性外衣的说辞而已。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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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09:22:51

长期以来，关于道县文革杀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贫下中农杀地富。
粗粗一看，好像是这么回事。认真一调查，不对了，这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假象。真相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政权煽动，策划，组织，利用贫下中农协会和基干民兵队伍实施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进行的大规模无差别杀戮行为。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道县，也完全适用于道县周边十一县市，还适用广东，广西的一些受道县杀人影响出现大规模杀人事件的县市。
这个结论不是我作出来的。而是处遗工作组作出来的，他们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但同样到位。零陵地区处遗工作组经地毯式的铺查，确认：道县及其周边十一县市文革杀人事件，除谋财害命，杀人夺妻，挟嫌报复，强奸轮奸杀人等四种刑事案件外，所有杀人事件背后均有区，社两级干部插手的证据。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没有一例。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问一声： ”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 就是最大的罪过。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 “ 反革命组织 ” 经查全部都系假案，零陵地区破获的十几起大案同样也是假案。
---血的神话 —— 道县文革大屠杀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谭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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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09:14:09

那是在1969年，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我正在浙西一所鼎鼎有名的中学读初中，一天传来好消息，说是“民主”了，校革委会领导要下来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商量如何给一批“阶级敌人”定性定罪，用那时侯的话来说十分响亮，叫做是“群众专政。”
会议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领导们深入到“红卫兵小将”中
间，不耻下问地虚心听取意见，一般都是领导先介绍处理对象的案情，然后再倾听同学们发言表达意见。
第一个“专政对象”大家都熟悉，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此人罪孽深重，有一回上茅房忘了带厕纸，竟然撕了几页“红宝书”解决问题。为破获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特大恶性案件，领导动用了“群众破案”的高招，全校上千师生不分男女，全都排着队进入茅房仔细“参观”那堆该死的排泄物，以便提供破案线索。正当南方的炎炎夏日，旧式茅厕里的哪股味道自然是可想而知，弄得全校革命师生一个个薰得够呛，许多人几天吃不下饭去。领导介绍完这些大伙早已熟知的案情，便询问起对此人的处理意见。
“枪毙！枪毙！”话音刚落，便听见全班50多条喉咙异口同声地高叫起来。
领导笑了，也许惊讶于大家高度的阶级觉悟，不过立刻就宣传起了“给出路”的政策，说是对阶级敌人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还是要讲党的政策宽大处理。
“无期徒刑。”政策宣讲果然有效，全班同学很快形成了新的意见。
看见大家意见如此一致，领导不好再泼冷水，于是又开始介绍第二个专政对象，此人大家更加熟悉，就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据说是在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时侯，便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还一再隐瞒，害得造反派内查外调，费好大的劲才将他揪出来。
“无期徒刑！”红卫兵小将果然铁面无私，对自已老师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怜悯。领导于是又做工作，说是此人归案后尚能坦白交代，还是以判有期徒刑为宜。
“50年！”“60年！”领导话还没说完，立刻有人性急地先叫起来。
“对，就50年，60年！”大家伙也争先恐后地叫嚷着。
领导楞了一回才笑起来，说是法律有规定，有期徒刑最高也就20年，压根儿就没有50年60年的期限。这样全班同学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法律上还有这样的规定。不过大家最后还是一致赞成，就判老师有期徒刑20年，一天也不能再减了。
接着第三个，第四个……那天一共征求了对大约20个“阶级敌人”的处理意见，同学们的“民意”全都惊人地一致：除了枪毙就是无期，有期徒刑也没有少于二十年的。大伙几乎是带着玩儿一样的心情，在谈笑之间就轻易决定了这区区二十个人的命运。这也难怪，那时我们都不过15、6岁，全都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里，听着“阶级斗争”的教育长大，除了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等，很少看到过其他的电影戏剧。
领导们背着草绿色挎包满意地回去“集中”了，不过这事从此以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那些个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全都该关该杀的“阶级敌人”，后来竟然陆陆续续全都落实了政策，有的还当了“还乡团”，又回来执鞭从教，开始在课堂上对我们指指点点地不客气起来了。
所以最近竟然听到有人在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民主”“反腐败”，尊重“民意”的运动，我便会不由地哑然失笑，很想对他们不客气地说一句：“朋友，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年代，所谓民意，也往住是荒诞不经的。那样的民意，实在还是少来一点为好。”
---王晓明：1969，“民意”也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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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3 01:33:22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我说：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闻天说：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觉得害怕。这些小事，闻天不管了，让姬鹏飞管，姬鹏飞也不管了，叫礼宾司管。那时我们在东南亚，不在北京。萧扬 [ 张闻天的政治秘书 ] 在北京，给我们写信说，总理讲了，没有茅台，我出钱。在党组会上对总理提了意见，总理做了点检讨，但也做了一些解释。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何方：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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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3 01:18:25

《新婚夫妻手册》
领结婚证时，民政部门还发给我们一本《新婚夫妻手册》，翻开一看，第一页上半身是红彤彤的嵌框大号字──
“ 毛主席语录 —— 要斗私批修！ ”
再往后翻，记不住是第几页，只见上写：
“ 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尤其是男同志在一开始时，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关心和爱护革命女同志。 ”
再下一页接着写到：
“ 革命夫妻每一次不宜将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以免影响休息。要保持充分的睡眠，以便第二天能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工作中去。 ”
---佚名：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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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3 01:16:41

情书范例
文革中，我因为出身不好，女友写来的情书常常被组织截获后审查，为此我多次受到土建工地书记的责骂，他说我的女友有严重的小资情调，公司已向她的单位发出公函，要求对她施以革命教育。后来，他把爱人写给他的情书拿给我看，想让我从中受到启发。那封情书至今还被我收藏：
“ 尊敬的光玉同志：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知你在单位政治上进步很大，我们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家里一切都好，请安心工作，别惦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 ，列宁说： “ 从来的爱，都是一定阶级的爱；从来的恨，也都是一定阶级的恨 ” 。我们 “ 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 ” ，是沐浴着党温暖的阳光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我俩的感情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种感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伟大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做革命工作的积极性会更高，工作热情会更加高涨。今年冬天，公社召开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大队的任务是帮助李家沟修 “ 大寨田 ” ，由于开展了 “ 抓革命促生产 ” 锦标赛，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工地上，一辆辆小车推得飞一样的快。想到我是基干民兵，又刚刚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就主动提出参加 “ 青年突击队 ” ，和男劳力一样干重活累活，公社工作组的王书记到我们工地上来检查，还特别表扬了我。几天下来，虽然很劳累，还病倒了两天，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心里是甜的。在床上躺着的那两天，一想到你，我就觉得病好了很多。
现在春节刚过，地里活不多，正好有时间可以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只是我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字还得查字典对着看，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透，对毛泽东思路领会得深，你一定多帮助我，我想读完了四卷后，再读《马恩选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
最后祝你学习进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此致革命的敬礼
玉梅 1970 年 8 月 20 日
---佚名：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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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10:50

笔者收藏到一份1963年11月由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发出的《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文件标有“机密”字样，这份通知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府在积极争取增加侨汇收入方面所做的努力，甚至连如何给海外华侨写家信都要发文加以指导，同时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海外华侨为了国内的亲属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拳拳爱国之情，克服重重阻碍，不顾人身安危，一直汇款给国内的真挚之情。
全文如下：
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
经汇（63）字第13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汇工作小组：
今年以来，由于各地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侨汇政策，争取侨汇的人多了，侨汇收入也逐步上升，这种情况是可喜的。但是，据有关单位反映，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给国外亲人到家信中，不区别侨居地的具体情况，公开谈论侨汇问题，或者是哟个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引起侨居地政府的注意，甚至有的汇款人和当地侨批局收到迫害，这一情况，对争取侨汇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现将各地有关情况和经验，加以综合，请你们转发有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通过那里的行政和党团组织，指导他们写好家信。此外，还发现有的禁汇和限汇的侨居地政府，利用使馆和留学生在我国内搜集甚至刺探侨汇情况，因此，必须注意教育归侨、侨眷、归侨学生收到禁汇和限汇地区的汇款后，应注意保密，防止泄露，对汇款人不利，影响安全。
请各地将上述问题，有关情况和经验及时反映给我们，以便研究推广。
1963年11月6日
关于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家信、回批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华侨汇款回国赡养家属，是他们正当的权益。但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华侨汇款回国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华侨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汇款回国必须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国内多数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给国外亲友的家信和回批，在谈到国内情况和侨汇问题时，都能根据侨居国的具体情况，注意技巧，使用的暗语、代号也较妥当，避免了侨居地政府从中找到岔子，迫害华侨。但也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缺乏经验，他们在写家信和回批时，没有区分侨居地点具体情况，公开谈到汇款或者使用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以致引起侨居地政府追究和迫害华侨。例如：有些侨眷常用“已收到邮寄若干斤大米”、“若干码布”、“若干奎宁丸、鱼肝油丸”等代号来掩护侨汇，有些使用的代号物品是侨居地政府禁止出口的物资，因此，这类代号存有漏洞易被侨居地政府发觉；有些所用的暗语藏头露尾，牵强附会，如某侨眷收到了一百元侨汇，在给国外回信中写道：“接到照片一张（指一百元），家中房屋破烂必须修理，请再寄四、五张（指再寄四、五百元）以便进行修理”，有的写“寄白丸子若干粒收到，已存银行”，有的写“此次家中增产，收入小麦一百升（指一百元），甚为欢喜，望按月捷寄”等等。
上述情况在一些地区陆续发生，以致有的华侨因涉及汇款嫌疑而受到侨居地政府审讯、逮捕、监禁、罚款等等，有的牵连到当地侨批局的生存，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特作如下通知：
一、侨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思想教育，经常向他们介绍有关侨居地的情况，指明哪些地区限汇和禁汇，哪些地区在通信中应注意什么问题，宣传当和国家的侨务、侨汇政策，说明写好家信回批的重要性，帮助或指导他们总结交流写好家信和回批的经验，并有意识的培养一支代写家信和回批的积极分子队伍。
二、根据侨居国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掌握通信内容和写法。
1、对完全禁汇地区，如印尼、缅甸、美国、菲律宾、南越、柬埔寨等侨眷、归侨在与国外通信中不能公开谈到汇款问题。接到或争取侨汇时，一定要用妥善的暗语、代号掩护，以保障国外汇款人的安全。
2、对限汇地区如新马、泰国等，侨居地政府允许华侨在一定限额内汇款赡养国内眷属（新马允许每月每户汇款国内四十五叻币；泰国每人每月一千铢），对这些地区在限额范围内的汇款，家信和回批中可以公开答复汇款人，但超过限额范围的暗汇，仍应以暗语、代号为掩护，避免引起侨居地政府追查。
3、对未与我国建交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南越、美国等地区，通信中应避免正面谈政治，但可以通过家情、乡情适当透露祖国和家乡建设成就，体现国家政策正确。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情况，不宜使用政治名词、术语，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卖国集团”、“蒋介石反动集团”、“美帝国主义”等等。另外，还要注意不用印有政治色彩图案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如五星红旗、天安门、和平鸽等），有可能可以采用通过香港亲友或侨批局转寄信件的办法。
4、对建交国家如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通信中可以谈祖国建设一般情况和有关侨务政策。但也要注意家信特点和写信人的身份，谈得自然，不要作文章，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
三、有关侨汇暗语、代号一些技巧问题，据各地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不同身份应用代号。如某归侨学生收到家里汇款一百元，写家信回批时可以用“某科成绩较好，考试得一百分”，收到五十元则写“某科成绩较差，才考得五十分，需要今后加倍努力”，有的用义务劳动种植了若干果树等来暗示；在公社、生产队广大侨眷中用“获得若干斤超产粮”、“获得若干劳动工分”以及“养了若干只鸡鸭鹅”等等进行掩护，总之代号要多样化，技巧要灵活。
2、应用亲友名字打掩护。如有的侨眷收到三千元侨汇，要求国外再多汇一万元，向国外去信时写“山迁叔已来，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照顾家庭，希益万叔最好也能回来欢聚”（山迁叔指三千元，益万叔指一万元）。有的写“三伯父昨天来汕，但已离去，希望他能常来汕会”（三伯父指三百元）。
总之，侨汇暗语、代号的应用，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多创造一些妥善的暗语、代号，并且经常变换，既要使收信人领会易懂，又能不引起侨居国政府的怀疑，以保障汇款人的安全。
---孙陇：侨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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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09:13

侨汇是1949年后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中国非贸易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西方世界对大陆政权的经济封锁，因此五六十年代侨汇的数额可以说直接影响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少，侨汇在当时整个中国外汇收入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面对当时的国际紧张形势而言，侨汇所能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更是其他经济领域所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把争取侨汇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制定出很多有利于争取侨汇的政策，也专门成立机构来统一管理侨汇工作。
虽然如此，但在对于一直以来视西方世界为洪水猛兽和强调公有否定私有的社会主义政权之下，侨汇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天然的短板，侨汇的收入的多少就要视政府执行的路线而定了。虽然海外华侨抱着拳拳爱国之心，积极支持大陆的经济建设，但在某些时候汇给大陆亲友的侨汇会给这些亲人惹上麻烦，因此在极左路线盛行的运动时期，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侨汇收入都会收到较大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利益角度出发，每次侨汇收入下降严重，政府都会出台一些政策来挽救侨汇，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1957年开始的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侨汇券的使用等等都是为争取更多的侨汇而采取的措施。
从历史的数据上看，1962年是侨汇收入最低的一年。“1962年国家计划安排使用的侨汇为6000万美圆，但上半年全国实际仅收到侨汇2000多万美圆，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江苏省1962年上半年的侨汇收入只有39万美圆，仅为上年同期的78%。经过分析，侨务部门认为，侨汇收入保持低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国内物资供应依然紧张，凭侨汇证增加供应的物资不能满足侨汇户的需要，同时侨汇物资供应还存在着品种少、质量差、花色不全、货源没有保证等问题。”（转自杨世红《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6年）》）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受到大跃进后遗症的影响。
为了扭转侨汇急剧下降的状况，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比如大幅度提高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标准，同时增加供应物资的品种，提高供应物资的质量等等，除此之外，还在其他各个方面来做好侨汇工作。
---孙陇：侨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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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06:40

张仲良与甘肃大饥荒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澜在全国卷起，张仲良不但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且大搞特搞还多有发明创造，类似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红极一时的口号，不切实际的兰州市区十大建筑，劳民伤财的“引洮工程”等重大项目；粮食产量全省放卫星，大炼钢铁县县搞浮夸。诸如陇西文峰一根 60 斤的黄瓜，文县碧口一条 70 斤的豌豆，兰州雁滩一个 4.5 斤的辣椒，武山洛门白杨树嫁接后长出了千斤苹果（朝鲜闻讯提出要来参观）等等稀奇古怪的发明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组织军事化，生活战斗化，百万人上阵炼钢，百万人上山修水利，百万人田间除四害，成千上万劳动力（少年和老人也不能幸免）不分白天黑夜被驱使干那些毫无价值和效率的劳动。
为了大炼钢铁，一些地方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喊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紧接着又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仅仅到了年底，局部地区已出现饥饿、浮肿和死人现象，但张仲良一手遮天的甘肃省委还在高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庐山会议后回甘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向中央汇报甘肃实际缺粮情况的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1959 年，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在甘肃各地蔓延。但是，为了完成省上确定的粮食统购任务，很多地方对群众采取各种酷刑（事后调查组统计达 128 种）进行催粮搜粮，如定西地区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决心要大，刀子要快，那里挡住，那里开刀”。上级给下级就像在战场上下死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 ”一些公社召开万人催粮搜粮动员会，会场上民兵架设机枪，手提马刀对社员群众威慑恐吓。一时间悲声四起，怨声载道，阴森恐怖，犹如人间地狱来临。
呜呼哀哉！就这样，贫瘠脆弱的甘肃在以张仲良为首的一帮极左派穷凶极恶、横征暴敛的主政下，成为大饥荒年代全国饿死人比例最多的五个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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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02:57

宋永毅：王光美的另一面
“ 桃园经验 ” 开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 “ 桃园经验 ” ，又称为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 1964 年 9 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 “ 桃园经验 ” ，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 “ 桃园经验 ” 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 “ 夫人参政 ” 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 “ 桃园经验 ” 采取 “ 群众运动 ” （其实是 “ 运动群众 ” ）的方式，主张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行 “ 夺权斗争 ” ，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而 “ 夺权斗争 ” 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 “ 桃园经验 ” 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 “ 经验 ” 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 “ 四清 ” 样板时发现： “ 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 “ 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 。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燕飞 ”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 “ 喷气式 ” －－它很可能就发源于 “ 桃园经验 ”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 “ 四清 ” 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 “ 四清 ” 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 “ 桃园经验 ” ，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 “ 普通工作组组员 ” 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被下喻指为 “ 太上（女）皇 ”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 “ 黑帮 ” ，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 “ 干部 ” ，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 “ 靠边站 ” 、 “ 上楼 ” 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 “ 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 ”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 “ 黑帮劳改队 ” 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 “ 反革命小集团 ”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 “ 右派 ” 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 “ 不正常死亡者 ”48 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 20 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 “ 革命 ” 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 “ 反革命学生 ” ，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 “ 蒯司令 ” ，王光美反而成了 “ 反革命 ” 。 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不少师生认为：其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同时是这一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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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00:18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 1972 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 1988 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 482 美元成长到 5829 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 4.49 倍微调到 4.85 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 12 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 8% 。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宋楚瑜：随侍蒋经国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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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0 08:24:50

张成觉的研究论文《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毛独夫制造的三连祸》，论述的就是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张成觉说；“用通俗的话来说，就叫一根藤上结的三个苦瓜：有反右就必然有大跃进，有大跃进就一定有大饥荒，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泽东遭到失败，1957年他发动了反右运动。
张成觉说：“反右运动一结束，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他当面指着周恩来还有陈云说，你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你们这个‘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不用‘冒进’这个名称了，叫‘跃进’。反了右派，周恩来吓得不敢吱声了，大跃进自然而然就要来。”
大跃进伴随着大浮夸、吃大锅饭、反瞒产，农民的粮食全部被国家征收，于是大饥荒便开始。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大跃进呢？
张成觉指出：“就是毛泽东为了要证明，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自己，他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已经死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要当世界的领袖，手里总得有点东西，要鸡来，手里有把米。米不够，要搞大跃进，大炼钢铁，要超过英国。大跃进纯粹是毛泽东为了满足他要当世界革命的霸主，搞的一个活动。”
张成觉表示：反右、大跃进、大饥荒，说到底，一切的祸根都是毛泽东。
“没有他这一切都没有。有人说是制度，确实是制度，但是制度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有时候是‘英雄’造时势。就是毛泽东这么一个枭雄，一个恶魔，造成了历史的惨剧。”
---香港作家张成觉谈中国大饥荒发生的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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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0 08:19:28

张爱玲逃港记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 上天言好事 ” ，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 “ 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 年 7 月， 32 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 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 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 “ 是 ” 。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 ……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 “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转自《老衲读史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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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9 00:34:04

肿病医院
1960 年，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救苦救难的“肿病医院”在庄严的《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诞生了。
我的母亲光荣地跨进了“肿病医院”。医院坐落在青仁村对面的大院里。大厅正中高挂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可亲的画像，两边张贴的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他那“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关心群众生活。”
母亲因长期吃水芹菜在病人中肿得名列前茅，所以理所当然享受列了“惠民政策”的最高待遇。每天供应她 1 斤大米加青菜煮熟的“菜稀饭”和五九年的“科研”产品：用大脚板米糠加麦麸子再加少许黄糖搓制而成的“红发丸”一包 ( 约一斤 ) 。
每天只要一放学，我就直朝肿病医院冲！与其说是看望母亲，不如说是去吃“红发丸”、“菜稀饭”。
—天，三肿三消的母亲背靠床头，把两脚撑成“金字塔”，两端放着她盼望着心爱的儿子早些来吃的“红发丸”和“菜稀饭”。
—到床边，不管三七二十—，我抓起就啃，端起就喝，不懂事的我哪里知道母亲一口没吞，一砣未吃，现在想起真是愧疚万分，心痛欲裂。
每天供应她一斤，可院长叔叔给她提留了三两，司务长伯伯又挖了二两，炊事员爷爷倒去二两，剩下的由护士阿姨端送给她就只有大半碗了－－因护士阿姨端起一路走一路喝，到母亲床前。这大半碗再由我这不听话的“短命鬼”—口干。
可怜善良的母亲骗他的儿子说：“我早吃了。”有—天听说母亲要出院了，我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母亲出院后要上山，给我挖“蕨基根”做馍馍了。气恼的是我再也吃不到“红发丸”、“菜稀饭”了。因家里天天吃糠馍馍，屙“算盘子”屎，有时屙不出，痛得直叫唤。就是倒背三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排不出，只有用女人别头发的“夹夹针”对着肛门钩“算盘子”，有时还钩出了血，好痛啊。
国庆节那天，我去接母亲，喝完了最后一碗“菜稀饭”。
我刚把母亲扶出门。她突然甩开我的手大声说：“快去把‘红发丸’拿来”！
我一口气跑到病床前，天哪！我心中最红最红的伟大的“红发丸”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
这时只见对面被盖不断抖动，我一把揭开，一个肿得象“氢气球”似的老太婆双手捧着我给母亲那张“向空中要粮”的报纸包着的“红发丸”一边大口地吞，一边朝上面吐口水。完了，我的妈。不说她不还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敢……
---作者：方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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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22:08:51

文革一个时期曾出现过一道史无前例最抢眼的“亮丽”风景线，那就是满天飞的“外调大军”。
1969年，文革运动从斗争走资派已转向斗争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斗争的形势全面进入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那些人当时被称为“阶级异己分子”。
大陆解放时，全国号称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同胞走了过来。
为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全国各地各单位为深挖本单位的“阶级异己分子”都迅速成立了自己的专案组。为对他们“历史”负责，都在不惜人力、物力寻找他们的第一手新的定案“证实”材料。尽管他们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曾作过多次的向组织上的交待，组织上也曾作过调查落实的处理结论，重新对他们的历史问题进行深挖负责“外调”的取证工作显然成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新形势下最迫切的首要任务……
于是，无数对“一行二人背个黄跨包”的“外调大军”成了那个时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各名胜古迹最常见的造访者。
---拓荒者：为了历史的证明－－万里觅证记
图1：贵州省揪叛办公室清理敌伪档案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7611支左军代表合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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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22:07:46

上世纪 60 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 破四旧 ” 运动。
短短一年时间，各地就查抄了成千上万件文物古董，堆在仓库、寺庙和地下室里。
没多久，这些旧社会的 “ 糟粕 ” 堆成了小山。这些 “ 破烂玩意儿 ” 一部分被送到了炼铁厂烧火，一部分则放在了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准备廉价卖给外国人。
1970 年 6 月，上海一家工艺品出口公司收来了 60 万件书画作品。为了将这些破烂卖掉，公司起初定价 10 块钱一件。但后来经理担心价格过高外国人不愿意收购，白白浪费了运输成本，于是索性将价格定为 1 块钱一件，随意挑选。
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藏家趋之若鹜，纷纷前来抢购，大包小包地 “ 卷走 ” 所谓的破烂品。殊不知，这 60 万件 “ 破烂 ” 里有无数国宝级的古画作品，外国人用 1 块钱买去后，转手就是几万倍的获利。
为抢夺这批宝物，一些外国人甚至开出了每天 8000 美元的高价酬金，请进出口公司的员工帮忙抢宝。
几天之后，事情就传到了书画大师谢稚柳的耳朵里，谢稚柳当时是上海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谢老听说此事后，气得当场发飙，将茶杯摔得粉碎，并连叹三声： “ 败家子，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 ”“ 国宝不能如此贱卖，就算拼了命也要去争！ ”
当天夜里，谢稚柳找来郑为、承名世、钟银兰、朱恒蔚、万育仁、黄桂芝等文物专家组成两支小队，一路由承名世带队，去浙江慈溪清理上海进出口公司存放在此地的文物；另外一路则由谢稚柳、郑为带队，在上海玉佛寺等地清理、鉴定文物。
谢稚柳、郑为等人率先进入玉佛寺鉴宝，当他们推开玉佛寺的大门时，发现大殿里到处堆满了成捆的古画，这些古画像垃圾一样满地丢弃。
郑为随手从一捆画里抽出一幅，仔细一看顿时惊叫起来： “ 这是八大山人朱耷的《蔡邕赋》。 ” 而一看价格，仅标价为 1 元。
在整个上海博物馆里，仅有一件《蔡邕赋》存世，可见其价值之高。此外，还有大幅的褚遂良真迹等重要文物。
在玉佛寺里，他们挑出了 500 多件珍贵文物，然后悄悄将这些文物藏入地下室保管起来。
随后，他们又进入了一座仓库。仓库里的铁架子上堆满了书画，郑为在铁架子上发现了一幅明代唐伯虎的真迹，这件宝物放在今天也是价格数千万的珍品。
在浙江慈溪，承名世等人也连夜奋战，抢救文物堆里的国宝。他们先后找出了 2 万多件珍贵国宝，使得这些文物珍品避免流失海外。
整整两年时间，在谢稚柳的带领下，小分队从 60 万件书画作品中捡选出了 10 万件国宝级文物。而在鉴定和保管这些文物的过程中，他们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管文物，有些人甚至不惜倾尽家财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宝物。
---御承雅赏：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竟被定价一元
转自《厚德堂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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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7 23:23:10

江青：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李传俊：中央文革办事组出事后，好多人被抓起来，上面派李讷当组长。李讷说过，有重要的一定要先送给江青。这是她给定的规矩，而且要求保密、封存，谁也不要说，只能跟她说。
问:她说的重要电话指什么？
李传俊：大部分都是主席的私事，比如说“主席的儿子”认亲来了，在中南海西门等着呢，接见不接见？好几起这事呢！对这类事我们只能记录，再密封起来，让李讷看。
阎长贵：我也处理过这样的信件，报告江青，她说哪来这么多“野种”啊？
---李传俊：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口述时间： 2004 年 7 月 30 日
提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王广宇、阎长贵
李传俊， 1942 年 8 月生，曾任北京军区部队机要参谋， 1966 年 8 月～ 1972 年 12 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
图：毛岸龙后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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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6 07: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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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说不清那是属哪个公社了，只记得我们背着小铺盖卷，走了二三十里，来到一个叫做朱家窑的村子。村里的劳力很少，更看不到年轻人，据说都抽走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带我们下地收玉茭、割豆子的也都是一些老汉。正像我们当时唱的《新社员之歌》那样：“高粱红脸笑，谷穗迎风摇，田野里一阵歌声一片欢笑，老社员带领我们下了地……”
1958年，应当说是一个丰年。老天爷帮忙，地里的庄稼普遍长势良好。但丰年并不丰收，农民丢下农活都去“挖矿”、“炼铁”了，农村没了劳力，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指望中小学生又能帮几个村子把秋收完？只能说是收回多少算多少吧！
天气越来越冷，时令已进入了初冬。我们刚回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天已下雪了，却又接到新的任务，仍然是下乡“秋收”。
我们踩着白皑皑的初雪来到西刘庄村，当天下午就下了地，因为这里的红薯还埋在雪地里没收呢！那原因同样是村里的劳力都去炼钢铁了。大家依着老社员的指点，在一块块地里清除积雪刨红薯，有在地里挖的，有往村里拉平车或抬筐运送的，一个个脸皮也冻得像红薯一样。
---沈琨：1958年是个丰收年

2024-10-26 07:00:45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选自王鼎钧回忆录
图：1945年11月，中国上海，中华民国政府工作人员训斥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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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6 06:58:34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 1960 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林雪 : 1960年廖伯康向毛主席告状：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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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 05: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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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令我惊讶的情节是国军试图收复山东，遇到的抵抗除了日军，也来自在另一种旗帜下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一九四三年，山东沦陷已经第五年。“西望南师又一年”，终于盼来了国军入鲁。这其实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孙悟空进入铁扇公主腹中。事前张扬，日军和共军（可以说敌方与对方），早就有所准备。
“入鲁并不顺利，日军出动空军和装甲车截堵，共军也倾力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杨虎城大军又河北南部紧急投入鲁西战场，伏击成功，李仙洲终于无功而还”。
“那时在山东，不论国军共军，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腹背受敌。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作者查阅国共双方出版的山东抗战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民党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道路由共产党控制，于是战后到东北接收共军捷足先登，加上苏联违反国际协议，用接收的日军武器装备共军。一个山东沦陷区的输赢，关乎后来中国的命运。对沦陷区的百姓，乃至游击队，目标都是赶走侵略者的两大势力的互斗，什么主义，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
---熊景明：抗战史补充教材－－读王鼎钧《怒目少年》

2024-10-25 05: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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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农民
抗日歌曲《游击队歌》绘制人口，传唱至今。，“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70 多年来亿万人这么唱，大概极少人会去想：可能吗？王鼎钧在《昨天的云》里，已经描述过给游击队送给补养，还得受凌辱的农民。就连他自己也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到农民在战争中的付出。沦陷区遍地游击队，分别有共产党，国民党，土匪“立地成佛”，五花八门。这些人吃的和穿的，都是老百姓送上去，称之为摊派。游击队员每天要吃饭，不只一餐，故摊派天天有，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作者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战后期，河南有两百四十多种摊派，名目稀奇古怪。正规军队给及，也主要来自农民。军队扩建，军费不足，“大兵的待遇很低，政府只能养他们一半，他靠不法手段来取得另外一半，坏习惯被纵容，贪念就止不住了”。汤恩伯在河南成立的挺进纵队，属于地方武装，政府不发军饷，“就地取财”。这样的挺进纵队有五十个之多，老百姓认为他们比日本人还坏。当时有夸张的说法：“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可以想象，加入这些纵队是人，应当有许许多多是为了拿起武器，和日本人去拼命。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抵挡不了饥肠辘辘的无奈。
替危难中的国家尽义务，天经地义。本来就不事生产的学生没什么可贡献的，农民不同，全国人要靠他们种出的粮食生存，他们必须无私奉献。而战争中树立的绝对威权向没有权力、只有义务的农民夺取时，往往没有约束：“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取自肥”。作者提到共产党善于与群众结合。他们一方面也必须由百姓供养，但队伍深入民众之中，平等待人，这一点，打动了百姓，成全了他们。
战后，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到沦陷区和战区视察，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几乎忘记了农村。
---熊景明：抗战史补充教材－－读王鼎钧《怒目少年》

2024-10-25 05:24:08

抗战八年，山东沦陷了八年。
抗日的情怀与斗志，早在领土沦陷，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前，成为众男女老少心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情绪。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痛述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家乡沦陷，老师中许多人都去参加了游击队。抗战前，当地最不安定的因素是匪患。抗战开始，土匪都没有了，这些从来有自己一套哲学的绿林好汉，没有了“合法性”，体面不起来了，他们转变为游击队。“游击队浩浩汤汤，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
王鼎钧的父亲将自己未成年的长子送去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至始至终，支队没有机会对付日本人。“沸腾一腔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 “鬼子进村了”，游击队最佳的策略是绕开。第一到第十二支队，到。。。，为何不联合去了去消灭不过一排人的占领军呢？作者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只忠实地记录沦陷中故乡的人和事，和我们从 “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的电影和小说得到的印象完全两样。
比比皆是的游击队员要吃饭，只能由农民负责提供。作者描绘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收给养的游击队长官，认为事物粗糙，将瓦罐一个个打破，勒令中午前另外送来。农民捡起地上的红薯放到破瓦片上端回家。
广大乡村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游击队互相碰撞，啃咬，由拔毛到摩踵”。
因为日本人用村民的性命、房屋做“人质”，无论游击队的背景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无党派或土匪，纵然手持武器只能和鬼子周旋，而无法出击。书中写到，共产党的游击帮助村民挑水，态度和气。当然，他们一样要依靠村民供给。民谣唱到：“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熊景明：读王鼎钧的回忆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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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 05:19:57

张春桥幽灵
1975 年 4 月 1 日，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也就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到 “ 货币 ” 。首先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 “ 毛主席最近指出： ‘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的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但不是原创性文革理论的提出者，他只是所谓 “ 笔杆子 ” 而已。从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 “ 继续革命 ” ，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到了 1975 年，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 “ 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 ” 属于 “ 资产阶级法权 ”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 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 ‘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 ，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 ‘ 共产 ’ ，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战胜他们的。 ”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据说毛泽东至死也不知道关于他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判定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是一个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看看 1976 年 9 月的报纸，张春桥在毛泽东 “ 治丧委员会 ” 名列第四，那个名单也是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人的名单，那一年，张春桥 61 岁。假使毛泽东（ 83 岁）像邓小平（ 93 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在上海，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也已经把文革前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 ‘ 按劳分配 ” 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 “ 奖金 ” 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 “ 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 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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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 05:03:32

中共中央在决定开始“土地改革”时，把《白毛女》树立为文艺创作的样板。《白毛女》后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与此当然有很大关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土改运动”即在中共的“各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更在全国范围内锣鼓喧天地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 ”中，“新歌剧”《白毛女》一演再演。《白毛女》虽是歌剧，却能在理论上证明“土改”的刻不容缓和合理合法。同时，《白毛女》因为是歌剧，更能在感情上起着动员作用。在“土改运动”中，“动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需要动员广大农民起来与地主算账、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财产，也需要动员其他人员、包括城市中的市民、知识分子认同“土改”、支持“土改”。而文艺作品是情感动员的绝佳方式。中共中央虽然十分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但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将某部文艺作品树为标兵的情形，却很罕见。抗战结束后的“土改”，对于中共来说，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土改”能否成功地推进，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而《白毛女》能在“土改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所以受到中央的如此推许。
刘少奇是在强调“诉苦”的必要时提及《白毛女》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看重的是《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看重的是其控诉功能。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的指示，自然会导致“诉苦文学”的兴盛。“诉苦”，不仅仅在“土改”题材的创作中几乎成为必备的内容，也不仅仅在“土改”时期的创作中普遍存在，在“土改”结束之后，“诉苦”仍然是文艺作品的常见内容。可以说，《白毛女》出现后，“诉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王彬彬：《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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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4 06:46:05

“文化革命”前后的那段岁月，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严厉的时期。别说是性观念性知识，就连“性”这个字眼都不能提及，只能用“男女关系”等字眼替代。那时社会的性观念，也许仅从八个革命样板戏里便可以领知若干：有名有姓的一长串豪杰英雄，男的全都没有妻子，女的全都没有丈夫，唯一有点已婚“嫌疑” 的阿庆嫂，丈夫也出去“跑单帮了，”一个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全都纯洁高尚得不食人间烟火。
对于我来说，可以算得上“性启蒙”的东西，竟然是文革初期的一张大字报。那年我 13 岁，到一个小镇的亲戚家去玩。不料小镇也“革命”了，仅有的一条小街上白花花红艳艳，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有一张大字报前格外热闹，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不过观看的人不但不高呼愤怒口号，反而都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不时还发出一阵阵暧昧的笑声。我感到奇怪，便从大人的腿缝间挤到了最前面，一抬头不由惊呆了，原来这张大字报画得竟是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女的正在扑向男的怀抱。画这张漫画的人显然很上心，男女人物腿间的隐私部分略有展示。那裸女更不得了，用现在莫言的一部小说名字形容，就叫做《丰乳肥臀》。再看那大字报文字说明，原来是揭发公社书记和女下属乱搞男女关系的。看大字报的人一个个眉飞色舞格外兴奋，不过他们发现了我，便哄笑起来，说“小孩子不准看这个。”还有人拉着我胳膊，硬把我赶出了人群。说实话，在十年“文化革命”期间看了无数的大字报，印象最深刻的竟还是这张。
---谈谈文革时期的“性”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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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4 06:40:54

“ 忆苦思甜 ” 活动还有必不可少的一环，便是吃 “ 忆苦饭 ” ，让味觉、视觉和听觉一起，加深你对旧社会苦难的记忆。我读中学的时侯，几乎每学期都跑不了，最少也要吃上个二、三顿。学校搞几口大锅，弄些粗糠、菜皮、菜叶一类的东西，没油没盐搅和着煮熟了，大伙一碗碗分着吃下去。今天可以说句老实话，那 “ 忆苦饭 ” ，其实也就和猪食差不多。偶尔有几次厨师手艺好些，那些粗糠淡菜并不难吃。但大多数时侯却实在令人作呕，只有捏着鼻子才能勉强咽下去。
吃 “ 忆苦饭 ” 时最害怕的，莫过于领导前来问你好不好吃，因为这问题实在令人难以回答，你说好吃吧，有美化旧社会的嫌疑，说不好吃吧，又怕人说你缺乏阶级感情。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装作狼吞虎咽的样子一个劲点头，以便收到 “ 此处无声胜有声 ” 的良好效果。
虽说这 “ 忆苦饭 ” 偶尔也有不难吃的时侯，但毕竟做不出饼干糕点的味道来。因此每次吃 “ 忆苦饭 ” 时，大多数同学的饭量都出奇地小。饭后不久，学校小卖部便会门庭若市，所有的饼干糕点都被蜂拥而至的学生们抢购一空。这个秘密后来被校领导发现丁，以后再吃 “ 忆苦饭 ” 时，学校小卖部就一律关门歇业。我至今还记得在那门窗紧闭的小卖部门口，那些饥肠辘辘的少男少女们集体极度失望的表情。
和 “ 忆苦饭 ” 联系在一起的往往还有 “ 忆苦戏， ” 会后饭前演出几个反映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文艺节目，最著名的当然要算《白毛女》喽。不过我们学生演不了那样的大戏，只能演出诸如此类的小节目，例如在 “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 优美的开场歌声后，出现 “ 妈妈却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 ” 的凄惨场面。不过即使这样悲哀严肃的内容，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也会不时弄出些低级趣味来。有一回学校排练《不忘阶级苦》，选出全班最高最胖的同学演地主，穿着不知从哪个箱底翻出来的长袍马褂，拄着手杖，带着一群狗腿子们登场，演到 “ 地主狠心，抢走了我的娘时， ” 那胖子潇洒地一举文明棍，几个男同学一拥而上，把那演 “ 娘 ” 的女同学生拉硬扯拖下了场。以后这一场景在学校广为流传，大伙儿经常背着老师，在哄笑声中重演这出 “ 抢走了我的娘。 ”
“ 忆苦思甜 ” 时间长了，有时也会忆出些麻烦来，记忆犹新的是我在部队时，老兵们指名道姓地告诉我，有一回某新兵连集体忆苦，有位新兵边哭边诉，他父母饿死了，他姐姐饿死了 …… 凄惨的痛哭声感染了许多人，全连官兵的眼泪都跟着他一个人飞。于是连里专门派了文书来帮他整理材料，想送他到团的诉苦大会上去典型发言。不过文书详细询问之后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他说的那些个事情，全都发生在刚刚过去的 “ 三年自然灾害 ” 时期。
---王晓明：“忆苦思甜”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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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3 05:30:33

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 ‘ 访贫问苦 ' ，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 14 组（原建兴村 4 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说：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 50 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无二致。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
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 16 组 18 号的唐学成（ 90 多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为人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 “ 你死我活 ” 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 “ 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 ” ，回答 “ 是头黄牛 ” ，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
---程美信：中国美术史上的《收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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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2 06:28:32

父亲的朝鲜战争
1951年，18岁的父亲穿上军装，打了3发子弹，丢了一颗手榴弹，训练到此结束；同年入朝，进入一座巨大的兵营，车站是兵，路边是兵，山上是兵，山下是兵，到处都是兵。
新兵发了两套衣服，部队动员他们发扬风格给老兵一套，老兵穿得比叫花子还烂。没地方洗澡，身上虱子一抓一把。等他们成了老兵，也是一样。睡树叶子、吃炒米，关节炎、胃病就是这么来的。
一次战斗，还没看见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下来，100多人剩了父亲他们7个。
一次炮火袭击，参谋长喊他快卧倒，捡了条命，参谋长被炸飞，父亲找了半天，找回一锹残骸。
朝鲜冬夜奇冷，父亲他们班冻得实在受不了，点燃新胶鞋烤火、烧水，暴露了目标；听见动静不对，父亲反应快，滚到沟里，又捡了条命，几个战友都被炸死。
你杀死过美国兵没有？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看战争片，我说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样。他说这是电影。你见过美国兵没有？战场上都是硝烟，哪里看得清，朝里面开火就是了.
父亲（没记错的话他在12军34师100团）说，在朝鲜只见过两次我们的飞机。
有空就打扫战场，对战争双方来说都很重要。激烈的砥平里，志愿军战斗间歇搬运伤员、尸体，美军没有开火，除了人道主义骑士风度，也是因为如果不处理成片的尸体，非常影响士气，还容易传染疾病。
战友送给父亲作纪念的三八刺，哥哥爱不释手。对子女一般都很将就的父亲，态度非常坚决地把哥哥心爱的刺刀给了别人，生怕他拿去闯祸。和武器打了一辈子交道，父亲的感受有些复杂。离开部队，没有了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床头下多了一把磨得雪亮的开山斧。
生活平静如水，与世无争的他，又没有金银财宝，有啥好怕的呢？或许，参谋长的呼喊和炸弹的呼啸不时还在耳边回响，眼角偶尔还会反射刺刀见红的血光，战友绝望的呻吟还会在某天凌晨突袭他的梦境，触手可及的武器成了噩梦的最佳伴侣。
父亲2008年走了。
母亲只要一念叨爸爸，我就安慰她，知道爸爸买彩票为啥从没中奖？因为真正运气好的人，从不浪费自己的运气，全部留到性命攸关的时候用；能从朝鲜好手好脚地回来，天大的造化啊，比那些死的伤的强到天边去了。
---作者：西风独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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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2 06: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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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麻雀
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大跃进中全民除四害消灭麻雀的一幕。 1959 年春末的三天，西安市全民总动员，机关单位、工厂学校一律停工停产停课，集中消灭麻雀。声势之浩大、组织之严密、动员之广泛、手段之“残忍”，绝对可称为空前绝后，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机关单位到工厂学校，从街巷院落到广场园林，凡会动之人，都必须投入战斗。老年男女把守房前屋后；青年人上房上树；儿童们紧随其后。人人手持竹竿、木棍，不少青少年怀揣弹弓，还有的肩扛现代化武器，气枪。更有各级官员乘坐汽车、自行车巡回检查督战。所有的鸟窝被掏，任何房檐屋顶、林枝树梢、电杆电线，一有麻雀站落，立刻喝声雷鸣、竹棍齐舞，还配以鞭炮轰炸加远距离弹弓、气枪射击，布下了对付麻雀的天罗地网。
那几天对麻雀来讲无异于天塌地陷、末日来临。成群的麻雀惊恐万状，吱吱哀鸣，逃命般的在空中东飞西窜，稍想停落歇息，立刻棍棒挥来，杀声四起。这些可怜的小鸟只能哀叫着不停地在空中飞行逃窜，一时间大批的雀群疲劳致死，一头堕地。我所在小学的阵地在西安革命公园，我也挥舞着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在一棵树上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弄得一身汗水，满面污尘，衣裳裤子也被树枝划破了几块口子，但神情不亚于参战胜利归来的勇士。落地的死雀会被人抢着捡起作为战果领功请赏。那天傍晚回到家后，家里窗上的玻璃被打烂两块，肇事者为对面邻居，他坦然承认，并拿出西安市政府通知，打麻雀中误毁玻璃，无论公私，一律免责。
小小麻雀，吱吱叫的可爱精灵，多少世纪，除了喜好恶做剧的顽劣少年，人们与它和平相处。自从被伟人列入“四害”名单，竟惨遭如此荼毒。上天有知，果然在紧随的三年以人祸方式报复了中国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打麻雀除四害的人民战争场景依然清晰地记忆在我的脑海中。
社会生活的经历是不是告诉人们，在一个最高当局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作用到即使居于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亦无法躲避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强权社会中，当每一个弱小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不肯逆来顺受时，他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人民战争”中的麻雀，毙命于突如其来的加害之中。而其他众多的人，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华丽词藻、“正义”理由下，自愿或“被迫”参与对“另类”的加害。看看现今花样繁多的上访与截访、抓访、治访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除四害中小小麻雀的悲剧，一再在人间反复上演。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
－－作者：金成

2024-10-22 06:21:03

1958 年，大跃进开始，我们小学生也被卷入“疯狂之中”，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为了完成 1070 万吨钢铁产量，我所在的小学也承担了不知炼多少吨钢铁的“死任务”。我记得，在学校一排教室的一侧，老师们用耐火砖砌了一个两米高一米直径的土“钢炉”，老师命令我们每个小学生放学后走街串巷拾废旧钢铁，每天上学交五斤，交够的表扬，交不够的批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所有的人都在千方百计收拾废铁，哪有我们小学生捡的。为了不受老师训斥，也为了得到老师表扬，名字被贴上小红旗挂在学校的墙报上，我把家里各种多余、不多余的铁质用品用具统统收罗出来，拿到学校上交老师，勉强完成任务。由于我们小学学生众多，交来的“废铁”也堆成了一座小山（在孩子眼中）。
一天下午，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五六年级学生郑重其事的开炉炼钢，先在土炉内用柴火点燃焦炭，鼓风机不停的吹，老师和同学们把废铁依次往炉内投放，烟熏火燎之下，参加的人脸上乌麻六道、身上汗流浃背。然而每个人脸上像喝酒喝得微醉般兴奋无比。据说炼到当天午夜过后出钢，每一个参加者累得半死。第二天我们上学看到钢炉旁一堆灰黑色牛屎般钢渣。这就是用了几多耐火砖、几多劈柴、几多焦炭及不知多少度电和几十人劳动一天一夜炼出来的钢铁，它也被统计在当年中国钢产量中向北京报喜。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
－－作者：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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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2 06:12:33

周恩来：“注意点吃相！”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
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
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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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2 06:08:15

有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同时下发兰州军区各军、省军区直至各军分区、团等单位。主要内容是：兰州军区和地方革委会共同在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上（具体名字记不得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民共同学毛著、表忠心的大会，约有上万人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一起参加，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内容是，开始时首先由地方群众组织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先后走上讲台，汇报各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当表忠心发言即将结束时，每个代表都激动地解开上衣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赫然显露出别在胸肌上的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以显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马上整个大会会场沸腾了，全体与会军民群众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接下来是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三位代表同时走上高高的主席台，他们在激昂地汇报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讲演后，三人同时解开军上衣，每人都露出别在胸脯肉上各种不同式样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每人在胸脯上各别了三枚，这种产生的震撼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个大会会场的军民都站起来了，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在电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褒奖。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形式向上汇报，和向军区各部队进行推介。
---裴毅：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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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1 01:01:00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 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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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1 00:55:48

中共的“输出革命”的黑手还伸到了欧洲和大洋洲。对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波兰等国所谓的“马列主义政党”大举金援，以求实现世界一片红。毛泽东这一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他们就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Van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在本书中有一份提名为“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的档案，就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是如何急切地渴望集拢一批异邦小兄弟，寻找和培养国际共运的新战友的心态。毛在这个批示中说：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换句话说，这些“马列”党是否真的坚信马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际朋友、战友们肯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背书捧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总是为这些国际小兄弟们不远万里前来朝拜而喜出望外，他们在拜谒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
---从另立中心到输出革命
——读《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宋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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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0 06:56:11

钱钢：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
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他们开始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
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慢慢地，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从废墟中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出来，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行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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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但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无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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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0 06:45:27

位于大巴山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于1969年6月下旬连续发生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先是6月21日，沙河区团结公社农民在团结公社党委、革委会、武装部指挥下，拿着扁担、木棒封锁各条路口不准知青通过，同时各大队民兵连长带领民兵进入知青住处，按预定方案将知青分别打死、打残、打伤，结果当场打死知青两人，打残两人，打伤十多人。5天后即6月26日，在沙河区的另一公社－－新店公社，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由公社干部组织农民殴打知青，在追打过程中将一名知青当场打死，另一名知青被追打走投无路跳下悬崖逃命被摔死；也有两名知青被打残，十多人被打伤。两个事件发生后在南江县落户的万名知青全部逃回重庆避难，一年多不敢再到南江生活。
，，，，，，
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政策，使知青与农民尖锐对立，是农民群殴知青的根本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反动行为。好端端的城市青年学生，被迫中断学业，抛弃前程，放弃较为舒适的城市生活，离别父母，来到偏僻荒凉、闭塞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去接受并无多少知识，更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的“再教育”，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大荒唐大倒退！没有哪一个知识青年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把它奉为终身奋斗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每个知青对于农村生活的厌恶、不安、恐惧，当他们没法逃离眼前的现实时，就应用一种玩世不恭和肆无忌惮的放任，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很不幸，他们发泄的受害者恰恰是无辜的农民。而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旦尽地之出竭尽庐之入而不得温饱的农民，本就在贫困、饥饿、疾病的死亡线上挣扎。知青的到来，要占他们的土地，分他们的粮食，分他们的钱财，还要给知青建造房屋，送柴送水，严重地加剧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掠夺，他们本能地对知青持拒绝、排斥、反对，甚至仇恨的态度。当个别知青的不法行为侵犯他们的直接利益时，潜在的不满随时都可以使他们作出失去理智的残暴举动。所以这两起农民群殴知青，导致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多人受伤致残、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倒行逆施政策的恶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雾霾而消失的历史长河之中。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当年牵动千家万户的这场运动能够随意遗忘吗？
---陶渭熊：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南江县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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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4:02:59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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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3: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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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看看在政治运动中，是怎么运用数字的。
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排左中右，划分阶级队伍。毛泽东几乎每次都提出一些划分的比例，但这些比例是根据什么推算的呢？人们不得而知。
1952年的三反五反，毛泽东谈到私人工商户类型时，定出守法与违法户数的比例，具体而言，“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这个数字是调查后得出的，还是调查前得出的？不得而知。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比例去进行“调查”和划分，甚至层层加码。仅广州一地，220个行业，4.7819万户工商业者，无一漏网。被查出有违法行为的，竟达4.2446万户。
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的“打虎”成绩很不满，他说：“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20只，中小老虎180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仅3天以后，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系统的老虎数字，又翻了几翻了。他说：“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5倍，即不是107只而是500多只。中小老虎不是1100多只，而是5000多只。”他是根据什么认定中南军区有5500多只老虎呢？不得而知。
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在7年内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在7年内修好各种必要的道路；在7年内扫除文盲，每个人要认识1500～2000个字；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和电话网；在7年内基本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病害和虫害；在7年内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和猪瘟；他还想在7年内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苍蝇和蚊子。乌鸦是否也要消灭，他有点犹豫，他说：“此事尚待研究。”计划十分宏大，但在这里，我们同样不知道这7年之期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6年，不是8年，而是7年？
人们仍然不得而知。
毛泽东很喜欢运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但这些数字是怎么推算出来的，有时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2024-10-19 03:58:10

1957年11月，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撰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他写道：“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同一个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发言提纲中，有以下记录：“15年能否超过英国？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他又回到15年了。
但仅仅一个月后，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来说，7年、15年、25年，这些都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数据，也没有经过调查论证的，很多时候不过是表达了他的愿望，有时甚至是一种语气助词。比方说，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
这样提时限，弹性如此之大，究竟有什么依据？5年有什么依据？6年有什么依据？7年、8年又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草案没解释。而毛泽东又在“六十条”中，加以规定，“10年决于3年，争取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也就是说，一个也许要8年才完成的规划，变成在3年内要完成。而这3年又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同样也是没有解释。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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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3:53:32

从 1927 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 “ 打土豪 ” 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 “ 解放 ” 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1949 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 “ 土改 ” 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自从 “ 土改 ” 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 “ 正义事业 ” 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
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杀人落草，贼船共挤，利益连结，便是一家人。独轮车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啥叫报应？土改后，地主被杀，富农被抄家，田被农民分光，农民开心啊，发财了，好景不长，人民公社来了，所有地归国家，吃食堂饭，所有粮食充公，不留私粮，连锅都不能留，砸了炼钢，接着，大饥荒来了，饿死无数农民，地主的阴魂来复仇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白痴，土改后，你们从此就富了么？富个屁，不但富不了，还都饿死了。以往地富人传授你们技能，提供就业机会；遇灾，富人施舍义粥让你们喝。你们整死了富人，抢劫了人家几代积累的土地财富，毁灭了流传千年的乡绅文化，颠覆了生产关系，结果越来越穷。
文革是土改延续，是思想革命，与土地革命呼应。在今天执政者看来，文革只是有些失控，被部分执政者利用，以打击其他执政者。而思想革命初衷，与土地革命一样，没有结束。文革，并没有结束。土改，也继续深化。
文革作为人类历史第一大惨案，却不是凭空产生。文革是一场大风暴，风暴的酝酿过程却贯穿了几十年，肃反，抢救运动，土改，反右，清四害，大跃进。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为文革的总爆发埋下了伏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革虽然结束，但文革思维仍然没有从中国绝迹。文革卷土重来借尸还魂却不是耸人听闻。
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 “ 土改 ” 难辞其咎。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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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3:49:17

- reply

“同志们，逃呀！”
此时他已是军部的作战科长，常和西路军高级领导人接触。他说有一天早晨，他听见隔壁屋子里，西路军的领导人李先念等人正在用洋磁碗分金子，他知道他们要逃跑了。他说他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你们有金子，我早已准备了一些。”他马上命令他的警卫员备马。不久，敌人追赶过来，李先念等人大喊：“同志们！冲呀！”他也大喊：“同志们！逃呀！逃得脱你说逃呀！”……
听到这里，我们无不哈哈大笑。
他说最后冲出来的，只有 400 多人，幸好当时党中央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有联系，盛世才派了十辆汽车把他们接到乌鲁木齐，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故事讲到这里，已是凌晨 2 点钟，大家休息。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2024-10-19 03:48:48

关于“吃草根树皮”
第二天早晨他在校园散步，我上前说：“首长好！我想请问首长，你们过草地时吃没吃过草根树皮？”
听了我的问话，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想了一想，他又说：“倒是吃过一种叫驴儿韭的野菜，不过不是拿来充饥，而是当菜吃，因为草原上没蔬菜吃。把驴儿韭撬回来，淘洗干净，在开水里燎一下，撒上些盐就吃。驴儿韭凉性，不能多吃，吃多了拉肚子。”
《文摘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4 版摘录谢觉哉关于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话，谢老说：“关于吃草根树皮，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事。”谢老的话可以和 JXX 的话互相应证。
早饭后，他就被他的战友，南江县县长派小车接走了。
几个月后，即 1964 年冬，又传来他的消息，他在兰州的单位派人来调查他回家乡的表现，说他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如糯米、腊肉、银耳、木耳、笋子等土特产（其实是乡亲们送的，数目也不多）。二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回南江后，因为是高干，县公安局派了两个公安员保卫他。他带着两个公安人员去拜望他的地主舅舅，请地主舅舅吃饭，让地主舅舅坐上席，他这个共产党的少将坐下席，两边是公安干警作陪，呈现出一幅敌我不分极为奇特的画面。
当时大家猜想，一个高干回乡竟要受组织调查，他可能有问题。
两年后红卫兵大串联，我校几个红卫兵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高干老乡，不料在兰州街上看见许多巨幅标语：“打倒彭德怀的黑干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JXX ！”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早在 1959 年就出了问题。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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