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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犬一獒

二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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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Notes

2024-11-07 00:37:39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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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6:29:25

就政治人物热衷于死后声名的欲望的实现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同作为独裁制度中的魅力型领袖，周恩来不仅比毛泽东成功，而且比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成功。不可否认，生前，周恩来既无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也无红太阳的光辉，更没有刘少奇惨遭迫害的资本，但在死后，毛泽东留下的更多是骂名，刘少奇留下的至多是同情，而周恩来留下的则是政治美名。特别是考虑到周的政治生涯是在异常险恶的独裁政治中、在娴于权谋且心狠手辣的毛泽东手下渡过的，周恩来的仕途之稳定和身后之盛名，几乎就是奇迹！
然而，“褒周贬毛”的思潮，正如九十年代的“褒毛贬邓”的思潮一样，不过是病态国家的病态现象，是残缺价值观的残缺评价，与史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如果把中共集团比喻为一个人体，毛、周的一体化就如同大脑和四肢，疯狂的大脑只能支配病态的四肢，二者的配合写就了畸形而血腥的中国当代史。无怪乎，毛家的后人对褒周贬毛的倾向颇为不满，曾经发牢骚说：“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以至于，连周的遗孀邓颖超也对“褒周贬毛”的思潮大为不满。再看看周恩来身患绝症之后，在病房中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内容全部是对毛的感恩、关心和向毛作自我检讨，也用第一手史料印证了邓颖超对褒周贬毛者的诘问：“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
国人对毛、周的评价，也随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改革的魅力如日中天的八十年代，毛泽东是暴君和乱源的代名词，而周恩来是儒相和现代化的象征。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后期，两级分化和权力腐败的愈演愈烈，新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同步兴起，使毛泽东的名字再次响起，作为平等、廉政和民族复兴的象征性符号。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毛泽东也仅仅是历史变迁的工具而已。
---刘晓波：读《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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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6:20:31

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 9 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
---大饥荒之北京‘严打’一天抓7万人
--转自《老衲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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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6: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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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与乔冠华滚床单被CIA录像，CIA内线透露给周老鬼，老鬼大惊，立即命二人火线离婚火线结婚，保住了刚刚进入联合国的中共国面子。

2024-11-06 06:17:13

章含之换肾成功后，我去医院探视。手术后的章含之大大咧咧，谈笑风生。依然是她侃我听，主题是换肾的过程和细节，包括怎么住院、什么肾源、如何手术、什么医生主刀、术后效果以及住院期间听到的奇闻轶事。印象深的两点：一是她由衷的高兴，谈话中多次用夸张的神态谈到如何 “ 运气 ” 、 “ 幸运 ” 、 “ 凑巧 ” ，显得非常满足。这时的章含之对生命充满了自信和期望，大谈出院后的工作设想和生活安排。二是章含之郑重地对我谈起大病后的体会，大意是：过去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能阻挡我的事情，这场大病让我懂得了还有疾病无法抗拒。如此 “ 大彻大悟 ” 的体会真令我有些意外。但凡到奈何桥转悠一趟，差点喝碗孟婆汤后，绝大多数人的体会，或是感慨命运的无常，或是更加珍惜生命，或是更加宽容大度，或是更加超然出世。而章含之不同，竟然是感慨生命潜力有限，感慨终究不是超人、超自然人。
---鲁志强：我所认识的章含之
图：章含之做过2次肾移植，大夫为上海长征医院朱有华，时间分别为1995年和2002年。而爆料人则说用了冤案聂树斌的肾。聂树斌于1995年4月被执行死刑，年仅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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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5:43:52

不少报道和史料都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始于1954年，盛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王光美访谈录》回忆，“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后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这就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刘少奇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陪同游泳！试想，刘少奇若真是因为“健康理由”有两次不能奉召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以他一向对毛泽东惟命是从毕恭毕敬的惯例，后来至少得找机会弥补，但现有史料证明，刘少奇生前从未陪伴王光美与毛泽东游泳。
中国自古有“可穿朋友衣，勿欺朋友妻”训诫。两个男人朋友，再怎么亲密无间，也不能随意亲密接触其夫人妻子。试想，即便在今日民间，一个男人常常邀请其朋友的妻子单独与自己同泳，其朋友会如何想？难免不起误会而反目成仇，理智者会暗表冷淡，粗鲁者则会公开宣战。刘少奇可能相信毛泽东邀王光美同泳并非是“君戏臣妻”，有什么非礼之图，甚至可能猜想到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只是一种政治伎俩——毛泽东总是在重大政治风波将到时邀请王光美游泳：1954年毛泽东教王光美游泳，其时正是解决高岗问题的风云变幻期，毛可能想通过邀请王光美游泳的机会探究刘少奇动态或对外营造一种毛刘是“亲密战友”的政治语境；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频频邀请王光美游泳，也许因为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毛亟须察探刘少奇的思想立场，争取刘的全力支持——但虽然明知如此，刘少奇仍难免有一种虽身居高位，却不能保全夫人尊严的屈辱感。
《王光美访谈录》披露：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是极其认真下力的，若电话通知不到，还再派秘书去接：“有一天毛主席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了鄱口，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这让江青极其反感。有一次，“游完泳后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江青这一怨声其实也代表了刘少奇，只不过刘少奇有城府，一声不张，采取了另外的报复方法，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只是一种下意识的“意识流”——八大中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取消，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三年自然灾害”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威胁毛泽东“饿死人是要记入史册的”，“四清”时攻击毛主张的“开调查会”过时了，应采取蹲点调查新方法，刘少奇都是第一先锋，这中间有没有因反感毛泽东邀请王光美同泳的因素在暗暗推波助澜？恐怕不能排除。
---朱健国：王光美离间了毛泽东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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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5:41:20

与尼克松一起看体育表演
在为尼克松安排的一系列欢迎活动中，有一项是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我有幸被选中去首都体育馆做观众，虽然是近两万人之一，但也要做严格的政治审查，还要开会学习注意事项。
那天的要求非常严格，几点到场，从哪门进出，穿什么衣服，什么表情，都规定的很细致。服装的要求又给我们出了难题，要穿得漂亮，鲜艳。
北京的二月正值寒冬，这个季节没什么漂亮衣服可以穿。再有就是自文革开始后，还有多少人存着光艳的衣服？反正我是没有一件花衣服，除了蓝的就是灰的，或是国防绿的军装。
我上上下下，跑前跑后地找朋友同事亲戚借衣服，还是没有收获。正赶这个时候，小舅舅、小舅母来北京探亲，他们刚结婚不久，小舅母做新娘时穿的粉红色缎子面棉袄倒是很漂亮，我穿着也合适，但我又拿不准文革期间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太过分了，又去找朋友借了件花罩衣套在了上面。
一切准备停当，2月23日晚，我们像去完成一个庄严而神圣的任务一样，奔赴了首都体育馆。
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正式开始前五分钟，有组织的观众们都脱掉了棉大衣。瞬时间观众席上的颜色把我惊呆了，这么多年来早已适应了阴暗颜色的眼睛真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这些人从哪儿找的这些衣服，看来破四旧还很不彻底，今天绝对是压箱子底服装的大PK。
绝大多数的女观众都穿上了非常鲜艳的绸缎、织锦缎小棉袄，（那天观众男人较少）有些很老式（没准解放以前的存货）但颜色绝对漂亮。那天，17岁的我真开眼了。
7点半钟，周总理陪同尼克松夫妇步入大厅，场内的掌声不很热情，观众脸上展现的是不卑不亢含蓄的笑容（这是事先规定的）。
坐定以后，运动员入场，上百名运动员举着红旗，在运动员进行曲的伴奏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进入，场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声音很震撼，笑容也自然了，同几分钟前比较，真是很滑稽，很有戏剧性。
真不知道尼克松当时是什么感觉，“中国人有点意思，挺会演戏的”。紧接着是体育表演。太具体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乒乓球、羽毛球等。印象最深的是体态臃肿的庄则栋和张燮林打了一场，不怎么精彩。当然还有其他有名运动员的表演，无论精彩与否观众报以的掌声都非常热烈。
表演结束以后，我们以同样控制着的掌声送走了尼克松夫妇，再回头一看观众席，瞬时间从那五光十色十分耀眼的画面一下子变成了黑灰色，这是人们又套上了平时穿的大衣，我那欢快激动的心情也随之暗淡下来。
一晃40年过去了，文革时发生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扼杀了多少美丽，多少颜色，多少快乐。制造了多少悲剧，多少闹剧，多少丑剧。我们能够忘记吗？
---作者: 刘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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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6 04:04:44

周去世的半年前，已经被癌症和手术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只有61斤，还颤抖着手给毛写信，向老毛问候、汇报、检讨和感恩：“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　75.6.16.22时”
更不堪入目的是，周怕信到不了毛的手中，使自己的一番忠心付诸东流，就特意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以央求的口吻写道：“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办，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身为中共元老和终生总理的周恩来，居然对毛的二奶张玉凤也如此哀求，可谓斯文扫地、权威尽落。
在中国，这样的君臣关系至今未变：在帝制时代，横亙在君王与丞相之间的“太监党”、“外戚党”，变成了中共极权时代的“二奶党”或“秘书党”，毛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之于周，如同慈禧身边的大总管李莲英之于李鸿章。无怪乎，林彪曾当著汪东兴面批评周恩来：“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也暗自感叹：“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样呢？”
---刘晓波：读《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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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4:44:40

雷马屏农场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方圆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约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接地，故称雷马屏。这里水恶山险，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云遮雾障，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汉彝民族杂居之地。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盛产茶叶。它三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便是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极重，纵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对岸，惟有一条独路新市镇和宜宾相连，只要在那里设一座关口，纵是一只狐狸也逃不出去。
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
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余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
---铁流：一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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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4:39:14

胡平如此回忆他当年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毛泽东。这么就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的认知，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些认知。举个例子，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写道，以我的后见之明来说，假如当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没有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发生。
“这个见解和我的见解不谋而合。我原来也是认为，毛泽东在57年发动整风号召，人们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本来想的是大家就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批判各级当权派，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
“不料，整风一开始各种批评纷纷而来，不但批评了各级当权派，连他这个老和尚也在批评之列。这样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脸，然后就搞了一场反右，把整风变成了反右。在这一点上，李志绥医生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别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医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泽东刚刚把这个整风变成反右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郁，还得了感冒，把他叫回来。毛的睡眠更不规律。
“他(李志绥的)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毛泽东当年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让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一个价值。”
https://www.voachinese.com/a/understanding-mao-and-xi-by-re-reading-the-private-life-of-chairman-mao-by-li-zhisui/7838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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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4:31:10

许章润：坐待天明
家父十三岁离家进城读师范，图的是减免学费、提供伙食外，还给每月三斗米的零花钱。读师范的一般多为寒门子弟，希望两三年毕业，回乡做个教书匠，谋个养家糊口的生计。如是这般，风前雪底，清霜暖日，暂寄个轻闲时光。
不料，一学年之后，校方突然宣布所有学生必须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否则，要么退学，要么自己负担一切费用。此为新例，旨在裹挟国民，强化党国一体，据说全国通行，如今八十岁上下的老辈过来人，可能都有印象。
无需任何手续，全校学生集体加入。
于是乎，这个十四岁少年成了一名三青团员，余生的命运和家小的命运，在城头换帜之后的三十年里，便都拴在这大家都不明所以的什么团上了。
某年某月某日，寒冬腊月，记得清晨河上冰凌泛光，朝霞映照之下，愈发清纯。盛桥镇，吾乡，机械厂支书张光圣，急匆匆参加区委会召开的动员大会。据说，会上 “ 研究部署 ” 了几项 “ 掀起运动新高潮 ” 的革命行动，抄家是重头戏。
如今的青年或许能从电视上的历史剧中领略此项风景，但余生也晚，却与有荣焉，多次目睹亲历真人秀，真要感谢时代。 “ 老三青团员 ” 的家，在张支书的坚决要求下，榜上有名。
德国启蒙时代的一句名言是， “ 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黑暗经常必会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它不得不撞破脑袋来寻求光明 ” 。当年中国撞破脑袋的，不乏其人。小镇无人犯傻撞头，但天良自在人心，不比人少。与会的一位同族长辈，于心不忍，偷偷告诉家母这一噩耗，告诫赶紧做些准备。
家里只有坛坛罐罐，四壁如洗，无须准备。想来想去，只有户口本和粮本最为重要，母亲将它们揣在怀里。家父离家在外，不可能知情，也无法联系。一家早早吃了晚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静候夜幕降临，干脆连门也不关。
夜半时分，街上脚步嘈杂。先是打门、呵斥和哭喊，继为翻箱倒柜、搬东运西的碰碰撞撞，最后只剩下铲墙挖地的闷声。这条小街，临河而建，都是吊脚楼，河上架桩，桩上铺设木板，便成河岸人家。于是，挖地连带着撬木搬板，间或听见家什掉落河水，咣咚，咣咚。家家大门紧闭，黑灯瞎火，好像连狗也不再叫唤。漆黑的夜幕下，只有被抄的人家，灯火忽闪，人影幢幢。
那一夜，三人自尽。
欧家，地主成分，祖父当即跳河。早在十多年前 “ 镇反 ” 之际，老人家就已 “ 陪斩 ” 过一回，如今无此荣耀，却反而想不开了，怕是实在没了留恋生的欲望了。
远房亲戚，查家，也是老祖，冲出家门，跳井。寒冬腊月，等待他的自然只有死亡，直到第二天家人才敢去捞上尸首。
最后，拂晓时分，谁也没想到，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先生，居然撞墙而死。原来，查抄一宿，毫无所获，正准备鸣金收兵之际，专政人员看到门口一个小圆镜子，顺手牵牛，打算据为己有。反转端详，镜后居然有一人像，影影绰绰，众人仔细辨认，其中一位年长者发现，不是别人，竟然是人民公敌蒋光头。顿时，士气大振，立马将老先生打翻，罚跪在地，责令老实交代。
这小圆镜子是老先生结婚时的信物，留存四十年，只为记着老伴的情义，早已忘掉镜后的鬼头。讲不出所以然，再打，老人奋力冲向石墙。
半夜行动之前，他们再次核实名单，一位负责人员，不知为何，主张将许家划掉。于是，躲过了初一。多年以后，烟消云散，当年的当事人如是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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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03:34:33

曾林林：死囚家属学习班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渖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渖阳法院来的人要我们坐下，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我记不全，大意是一段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我：“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当时只知道妈妈是个反革命，是听人说的。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渖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自妈妈被捕以后，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渖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啼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人在教育我，说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我和妈妈划清界限。他要我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我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我说的。当时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
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我谈话的人，他们又嘀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我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渖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我所谈在学习班上，渖阳法院的人要我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我妈的案卷中找到，特摘抄如下：
……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曾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我也未满18岁。这份笔录就算不是法院来人的“杰作”，但在那样的年代，彤彤和我除了这样说，又还能说些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此一种选择。
作者：曾林林，张志新大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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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3 01:16:41

情书范例
文革中，我因为出身不好，女友写来的情书常常被组织截获后审查，为此我多次受到土建工地书记的责骂，他说我的女友有严重的小资情调，公司已向她的单位发出公函，要求对她施以革命教育。后来，他把爱人写给他的情书拿给我看，想让我从中受到启发。那封情书至今还被我收藏：
“ 尊敬的光玉同志：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知你在单位政治上进步很大，我们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家里一切都好，请安心工作，别惦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 ，列宁说： “ 从来的爱，都是一定阶级的爱；从来的恨，也都是一定阶级的恨 ” 。我们 “ 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 ” ，是沐浴着党温暖的阳光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我俩的感情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种感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伟大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做革命工作的积极性会更高，工作热情会更加高涨。今年冬天，公社召开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大队的任务是帮助李家沟修 “ 大寨田 ” ，由于开展了 “ 抓革命促生产 ” 锦标赛，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工地上，一辆辆小车推得飞一样的快。想到我是基干民兵，又刚刚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就主动提出参加 “ 青年突击队 ” ，和男劳力一样干重活累活，公社工作组的王书记到我们工地上来检查，还特别表扬了我。几天下来，虽然很劳累，还病倒了两天，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心里是甜的。在床上躺着的那两天，一想到你，我就觉得病好了很多。
现在春节刚过，地里活不多，正好有时间可以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只是我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字还得查字典对着看，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透，对毛泽东思路领会得深，你一定多帮助我，我想读完了四卷后，再读《马恩选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
最后祝你学习进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此致革命的敬礼
玉梅 1970 年 8 月 20 日
---佚名：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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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10:50

笔者收藏到一份1963年11月由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发出的《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文件标有“机密”字样，这份通知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政府在积极争取增加侨汇收入方面所做的努力，甚至连如何给海外华侨写家信都要发文加以指导，同时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海外华侨为了国内的亲属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拳拳爱国之情，克服重重阻碍，不顾人身安危，一直汇款给国内的真挚之情。
全文如下：
中央侨汇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指导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好家信的通知
经汇（63）字第13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汇工作小组：
今年以来，由于各地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侨汇政策，争取侨汇的人多了，侨汇收入也逐步上升，这种情况是可喜的。但是，据有关单位反映，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给国外亲人到家信中，不区别侨居地的具体情况，公开谈论侨汇问题，或者是哟个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引起侨居地政府的注意，甚至有的汇款人和当地侨批局收到迫害，这一情况，对争取侨汇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现将各地有关情况和经验，加以综合，请你们转发有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通过那里的行政和党团组织，指导他们写好家信。此外，还发现有的禁汇和限汇的侨居地政府，利用使馆和留学生在我国内搜集甚至刺探侨汇情况，因此，必须注意教育归侨、侨眷、归侨学生收到禁汇和限汇地区的汇款后，应注意保密，防止泄露，对汇款人不利，影响安全。
请各地将上述问题，有关情况和经验及时反映给我们，以便研究推广。
1963年11月6日
关于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在写家信、回批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华侨汇款回国赡养家属，是他们正当的权益。但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华侨汇款回国采取了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华侨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汇款回国必须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国内多数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写给国外亲友的家信和回批，在谈到国内情况和侨汇问题时，都能根据侨居国的具体情况，注意技巧，使用的暗语、代号也较妥当，避免了侨居地政府从中找到岔子，迫害华侨。但也有些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缺乏经验，他们在写家信和回批时，没有区分侨居地点具体情况，公开谈到汇款或者使用的暗语、代号不够妥当，以致引起侨居地政府追究和迫害华侨。例如：有些侨眷常用“已收到邮寄若干斤大米”、“若干码布”、“若干奎宁丸、鱼肝油丸”等代号来掩护侨汇，有些使用的代号物品是侨居地政府禁止出口的物资，因此，这类代号存有漏洞易被侨居地政府发觉；有些所用的暗语藏头露尾，牵强附会，如某侨眷收到了一百元侨汇，在给国外回信中写道：“接到照片一张（指一百元），家中房屋破烂必须修理，请再寄四、五张（指再寄四、五百元）以便进行修理”，有的写“寄白丸子若干粒收到，已存银行”，有的写“此次家中增产，收入小麦一百升（指一百元），甚为欢喜，望按月捷寄”等等。
上述情况在一些地区陆续发生，以致有的华侨因涉及汇款嫌疑而受到侨居地政府审讯、逮捕、监禁、罚款等等，有的牵连到当地侨批局的生存，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特作如下通知：
一、侨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侨眷、归侨和归侨学生的思想教育，经常向他们介绍有关侨居地的情况，指明哪些地区限汇和禁汇，哪些地区在通信中应注意什么问题，宣传当和国家的侨务、侨汇政策，说明写好家信回批的重要性，帮助或指导他们总结交流写好家信和回批的经验，并有意识的培养一支代写家信和回批的积极分子队伍。
二、根据侨居国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掌握通信内容和写法。
1、对完全禁汇地区，如印尼、缅甸、美国、菲律宾、南越、柬埔寨等侨眷、归侨在与国外通信中不能公开谈到汇款问题。接到或争取侨汇时，一定要用妥善的暗语、代号掩护，以保障国外汇款人的安全。
2、对限汇地区如新马、泰国等，侨居地政府允许华侨在一定限额内汇款赡养国内眷属（新马允许每月每户汇款国内四十五叻币；泰国每人每月一千铢），对这些地区在限额范围内的汇款，家信和回批中可以公开答复汇款人，但超过限额范围的暗汇，仍应以暗语、代号为掩护，避免引起侨居地政府追查。
3、对未与我国建交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南越、美国等地区，通信中应避免正面谈政治，但可以通过家情、乡情适当透露祖国和家乡建设成就，体现国家政策正确。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情况，不宜使用政治名词、术语，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卖国集团”、“蒋介石反动集团”、“美帝国主义”等等。另外，还要注意不用印有政治色彩图案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如五星红旗、天安门、和平鸽等），有可能可以采用通过香港亲友或侨批局转寄信件的办法。
4、对建交国家如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通信中可以谈祖国建设一般情况和有关侨务政策。但也要注意家信特点和写信人的身份，谈得自然，不要作文章，不要评论侨居地政治。
三、有关侨汇暗语、代号一些技巧问题，据各地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根据不同身份应用代号。如某归侨学生收到家里汇款一百元，写家信回批时可以用“某科成绩较好，考试得一百分”，收到五十元则写“某科成绩较差，才考得五十分，需要今后加倍努力”，有的用义务劳动种植了若干果树等来暗示；在公社、生产队广大侨眷中用“获得若干斤超产粮”、“获得若干劳动工分”以及“养了若干只鸡鸭鹅”等等进行掩护，总之代号要多样化，技巧要灵活。
2、应用亲友名字打掩护。如有的侨眷收到三千元侨汇，要求国外再多汇一万元，向国外去信时写“山迁叔已来，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照顾家庭，希益万叔最好也能回来欢聚”（山迁叔指三千元，益万叔指一万元）。有的写“三伯父昨天来汕，但已离去，希望他能常来汕会”（三伯父指三百元）。
总之，侨汇暗语、代号的应用，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多创造一些妥善的暗语、代号，并且经常变换，既要使收信人领会易懂，又能不引起侨居国政府的怀疑，以保障汇款人的安全。
---孙陇：侨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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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09:13

侨汇是1949年后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中国非贸易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西方世界对大陆政权的经济封锁，因此五六十年代侨汇的数额可以说直接影响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少，侨汇在当时整个中国外汇收入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面对当时的国际紧张形势而言，侨汇所能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更是其他经济领域所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把争取侨汇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制定出很多有利于争取侨汇的政策，也专门成立机构来统一管理侨汇工作。
虽然如此，但在对于一直以来视西方世界为洪水猛兽和强调公有否定私有的社会主义政权之下，侨汇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天然的短板，侨汇的收入的多少就要视政府执行的路线而定了。虽然海外华侨抱着拳拳爱国之心，积极支持大陆的经济建设，但在某些时候汇给大陆亲友的侨汇会给这些亲人惹上麻烦，因此在极左路线盛行的运动时期，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侨汇收入都会收到较大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利益角度出发，每次侨汇收入下降严重，政府都会出台一些政策来挽救侨汇，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1957年开始的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侨汇券的使用等等都是为争取更多的侨汇而采取的措施。
从历史的数据上看，1962年是侨汇收入最低的一年。“1962年国家计划安排使用的侨汇为6000万美圆，但上半年全国实际仅收到侨汇2000多万美圆，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江苏省1962年上半年的侨汇收入只有39万美圆，仅为上年同期的78%。经过分析，侨务部门认为，侨汇收入保持低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国内物资供应依然紧张，凭侨汇证增加供应的物资不能满足侨汇户的需要，同时侨汇物资供应还存在着品种少、质量差、花色不全、货源没有保证等问题。”（转自杨世红《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6年）》）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受到大跃进后遗症的影响。
为了扭转侨汇急剧下降的状况，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比如大幅度提高凭侨汇证增加物资供应的标准，同时增加供应物资的品种，提高供应物资的质量等等，除此之外，还在其他各个方面来做好侨汇工作。
---孙陇：侨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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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06:40

张仲良与甘肃大饥荒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澜在全国卷起，张仲良不但亦步亦趋紧紧跟随，而且大搞特搞还多有发明创造，类似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红极一时的口号，不切实际的兰州市区十大建筑，劳民伤财的“引洮工程”等重大项目；粮食产量全省放卫星，大炼钢铁县县搞浮夸。诸如陇西文峰一根 60 斤的黄瓜，文县碧口一条 70 斤的豌豆，兰州雁滩一个 4.5 斤的辣椒，武山洛门白杨树嫁接后长出了千斤苹果（朝鲜闻讯提出要来参观）等等稀奇古怪的发明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组织军事化，生活战斗化，百万人上阵炼钢，百万人上山修水利，百万人田间除四害，成千上万劳动力（少年和老人也不能幸免）不分白天黑夜被驱使干那些毫无价值和效率的劳动。
为了大炼钢铁，一些地方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喊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紧接着又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仅仅到了年底，局部地区已出现饥饿、浮肿和死人现象，但张仲良一手遮天的甘肃省委还在高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庐山会议后回甘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向中央汇报甘肃实际缺粮情况的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1959 年，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开始在甘肃各地蔓延。但是，为了完成省上确定的粮食统购任务，很多地方对群众采取各种酷刑（事后调查组统计达 128 种）进行催粮搜粮，如定西地区提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决心要大，刀子要快，那里挡住，那里开刀”。上级给下级就像在战场上下死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 ”一些公社召开万人催粮搜粮动员会，会场上民兵架设机枪，手提马刀对社员群众威慑恐吓。一时间悲声四起，怨声载道，阴森恐怖，犹如人间地狱来临。
呜呼哀哉！就这样，贫瘠脆弱的甘肃在以张仲良为首的一帮极左派穷凶极恶、横征暴敛的主政下，成为大饥荒年代全国饿死人比例最多的五个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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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02:57

宋永毅：王光美的另一面
“ 桃园经验 ” 开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 “ 桃园经验 ” ，又称为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 1964 年 9 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 “ 桃园经验 ” ，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 “ 桃园经验 ” 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 “ 夫人参政 ” 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 “ 桃园经验 ” 采取 “ 群众运动 ” （其实是 “ 运动群众 ” ）的方式，主张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行 “ 夺权斗争 ” ，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而 “ 夺权斗争 ” 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 “ 桃园经验 ” 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 “ 经验 ” 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 “ 四清 ” 样板时发现： “ 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 “ 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 。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燕飞 ”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 “ 喷气式 ” －－它很可能就发源于 “ 桃园经验 ”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 “ 四清 ” 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 “ 四清 ” 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 “ 桃园经验 ” ，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 “ 普通工作组组员 ” 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被下喻指为 “ 太上（女）皇 ”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 “ 黑帮 ” ，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 “ 干部 ” ，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 “ 靠边站 ” 、 “ 上楼 ” 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 “ 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 ”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 “ 黑帮劳改队 ” 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 “ 反革命小集团 ”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 “ 右派 ” 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 “ 不正常死亡者 ”48 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 20 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 “ 革命 ” 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 “ 反革命学生 ” ，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 “ 蒯司令 ” ，王光美反而成了 “ 反革命 ” 。 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不少师生认为：其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同时是这一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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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0:00:18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 1972 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 1988 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 482 美元成长到 5829 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 4.49 倍微调到 4.85 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 12 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 8% 。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宋楚瑜：随侍蒋经国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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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6 07:00:45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选自王鼎钧回忆录
图：1945年11月，中国上海，中华民国政府工作人员训斥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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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 05: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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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令我惊讶的情节是国军试图收复山东，遇到的抵抗除了日军，也来自在另一种旗帜下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一九四三年，山东沦陷已经第五年。“西望南师又一年”，终于盼来了国军入鲁。这其实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孙悟空进入铁扇公主腹中。事前张扬，日军和共军（可以说敌方与对方），早就有所准备。
“入鲁并不顺利，日军出动空军和装甲车截堵，共军也倾力伏击。日军共军本是敌手，但在防堵国军入鲁一事，理异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谋而合”。“杨虎城大军又河北南部紧急投入鲁西战场，伏击成功，李仙洲终于无功而还”。
“那时在山东，不论国军共军，面对敌人的时候，背后已无朋友”，腹背受敌。
山东的战局是中日对抗加国共对抗。作者查阅国共双方出版的山东抗战历史，到后期，书中所记几乎就是国共战史。抗战胜利，山东境内亲国民党的势力几乎全被消灭，通往东北的道路由共产党控制，于是战后到东北接收共军捷足先登，加上苏联违反国际协议，用接收的日军武器装备共军。一个山东沦陷区的输赢，关乎后来中国的命运。对沦陷区的百姓，乃至游击队，目标都是赶走侵略者的两大势力的互斗，什么主义，意识形态扯不上关系。
---熊景明：抗战史补充教材－－读王鼎钧《怒目少年》

2024-10-25 05: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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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农民
抗日歌曲《游击队歌》绘制人口，传唱至今。，“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70 多年来亿万人这么唱，大概极少人会去想：可能吗？王鼎钧在《昨天的云》里，已经描述过给游击队送给补养，还得受凌辱的农民。就连他自己也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到农民在战争中的付出。沦陷区遍地游击队，分别有共产党，国民党，土匪“立地成佛”，五花八门。这些人吃的和穿的，都是老百姓送上去，称之为摊派。游击队员每天要吃饭，不只一餐，故摊派天天有，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作者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战后期，河南有两百四十多种摊派，名目稀奇古怪。正规军队给及，也主要来自农民。军队扩建，军费不足，“大兵的待遇很低，政府只能养他们一半，他靠不法手段来取得另外一半，坏习惯被纵容，贪念就止不住了”。汤恩伯在河南成立的挺进纵队，属于地方武装，政府不发军饷，“就地取财”。这样的挺进纵队有五十个之多，老百姓认为他们比日本人还坏。当时有夸张的说法：“宁愿日军烧杀，不愿汤军驻扎”。可以想象，加入这些纵队是人，应当有许许多多是为了拿起武器，和日本人去拼命。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抵挡不了饥肠辘辘的无奈。
替危难中的国家尽义务，天经地义。本来就不事生产的学生没什么可贡献的，农民不同，全国人要靠他们种出的粮食生存，他们必须无私奉献。而战争中树立的绝对威权向没有权力、只有义务的农民夺取时，往往没有约束：“人民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从事，统治者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窃取自肥”。作者提到共产党善于与群众结合。他们一方面也必须由百姓供养，但队伍深入民众之中，平等待人，这一点，打动了百姓，成全了他们。
战后，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到沦陷区和战区视察，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几乎忘记了农村。
---熊景明：抗战史补充教材－－读王鼎钧《怒目少年》

2024-10-25 05:24:08

抗战八年，山东沦陷了八年。
抗日的情怀与斗志，早在领土沦陷，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前，成为众男女老少心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情绪。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痛述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家乡沦陷，老师中许多人都去参加了游击队。抗战前，当地最不安定的因素是匪患。抗战开始，土匪都没有了，这些从来有自己一套哲学的绿林好汉，没有了“合法性”，体面不起来了，他们转变为游击队。“游击队浩浩汤汤，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
王鼎钧的父亲将自己未成年的长子送去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至始至终，支队没有机会对付日本人。“沸腾一腔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 “鬼子进村了”，游击队最佳的策略是绕开。第一到第十二支队，到。。。，为何不联合去了去消灭不过一排人的占领军呢？作者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只忠实地记录沦陷中故乡的人和事，和我们从 “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的电影和小说得到的印象完全两样。
比比皆是的游击队员要吃饭，只能由农民负责提供。作者描绘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收给养的游击队长官，认为事物粗糙，将瓦罐一个个打破，勒令中午前另外送来。农民捡起地上的红薯放到破瓦片上端回家。
广大乡村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游击队互相碰撞，啃咬，由拔毛到摩踵”。
因为日本人用村民的性命、房屋做“人质”，无论游击队的背景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无党派或土匪，纵然手持武器只能和鬼子周旋，而无法出击。书中写到，共产党的游击帮助村民挑水，态度和气。当然，他们一样要依靠村民供给。民谣唱到：“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熊景明：读王鼎钧的回忆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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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 05:03:32

中共中央在决定开始“土地改革”时，把《白毛女》树立为文艺创作的样板。《白毛女》后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与此当然有很大关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土改运动”即在中共的“各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更在全国范围内锣鼓喧天地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 ”中，“新歌剧”《白毛女》一演再演。《白毛女》虽是歌剧，却能在理论上证明“土改”的刻不容缓和合理合法。同时，《白毛女》因为是歌剧，更能在感情上起着动员作用。在“土改运动”中，“动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需要动员广大农民起来与地主算账、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财产，也需要动员其他人员、包括城市中的市民、知识分子认同“土改”、支持“土改”。而文艺作品是情感动员的绝佳方式。中共中央虽然十分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但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将某部文艺作品树为标兵的情形，却很罕见。抗战结束后的“土改”，对于中共来说，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土改”能否成功地推进，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而《白毛女》能在“土改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所以受到中央的如此推许。
刘少奇是在强调“诉苦”的必要时提及《白毛女》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看重的是《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看重的是其控诉功能。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的指示，自然会导致“诉苦文学”的兴盛。“诉苦”，不仅仅在“土改”题材的创作中几乎成为必备的内容，也不仅仅在“土改”时期的创作中普遍存在，在“土改”结束之后，“诉苦”仍然是文艺作品的常见内容。可以说，《白毛女》出现后，“诉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王彬彬：《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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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2 06: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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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麻雀
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大跃进中全民除四害消灭麻雀的一幕。 1959 年春末的三天，西安市全民总动员，机关单位、工厂学校一律停工停产停课，集中消灭麻雀。声势之浩大、组织之严密、动员之广泛、手段之“残忍”，绝对可称为空前绝后，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机关单位到工厂学校，从街巷院落到广场园林，凡会动之人，都必须投入战斗。老年男女把守房前屋后；青年人上房上树；儿童们紧随其后。人人手持竹竿、木棍，不少青少年怀揣弹弓，还有的肩扛现代化武器，气枪。更有各级官员乘坐汽车、自行车巡回检查督战。所有的鸟窝被掏，任何房檐屋顶、林枝树梢、电杆电线，一有麻雀站落，立刻喝声雷鸣、竹棍齐舞，还配以鞭炮轰炸加远距离弹弓、气枪射击，布下了对付麻雀的天罗地网。
那几天对麻雀来讲无异于天塌地陷、末日来临。成群的麻雀惊恐万状，吱吱哀鸣，逃命般的在空中东飞西窜，稍想停落歇息，立刻棍棒挥来，杀声四起。这些可怜的小鸟只能哀叫着不停地在空中飞行逃窜，一时间大批的雀群疲劳致死，一头堕地。我所在小学的阵地在西安革命公园，我也挥舞着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在一棵树上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弄得一身汗水，满面污尘，衣裳裤子也被树枝划破了几块口子，但神情不亚于参战胜利归来的勇士。落地的死雀会被人抢着捡起作为战果领功请赏。那天傍晚回到家后，家里窗上的玻璃被打烂两块，肇事者为对面邻居，他坦然承认，并拿出西安市政府通知，打麻雀中误毁玻璃，无论公私，一律免责。
小小麻雀，吱吱叫的可爱精灵，多少世纪，除了喜好恶做剧的顽劣少年，人们与它和平相处。自从被伟人列入“四害”名单，竟惨遭如此荼毒。上天有知，果然在紧随的三年以人祸方式报复了中国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打麻雀除四害的人民战争场景依然清晰地记忆在我的脑海中。
社会生活的经历是不是告诉人们，在一个最高当局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作用到即使居于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亦无法躲避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强权社会中，当每一个弱小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不肯逆来顺受时，他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人民战争”中的麻雀，毙命于突如其来的加害之中。而其他众多的人，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华丽词藻、“正义”理由下，自愿或“被迫”参与对“另类”的加害。看看现今花样繁多的上访与截访、抓访、治访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除四害中小小麻雀的悲剧，一再在人间反复上演。
---童蒙记忆：炼钢、麻雀、小人书
－－作者：金成

2024-10-22 06:12:33

周恩来：“注意点吃相！”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
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
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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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1 01:01:00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 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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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0 06:56:11

钱钢：唐山大地震废墟上的抢劫风潮
7月28日，唐山人首先面对的是死亡，是伤痛。然而，当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当滴血的伤口刚刚包上，他们面对的便是饥渴，便是寒冷。
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赤身裸体，有人突然感到喉咙在冒烟，肠胃在痉挛。倾塌的商店，在大地震颤时抛出了零星的罐头、衣物，有人拾回了它们，这使人们意识到，在废墟下有着那么多维持生命急需的物品。他们开始犹疑不决地走向那些废墟：埋着糕点的食品店，压着衣服的百货店，堆着被褥的旅馆……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借！”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找商店等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废墟中找来破纸断笔，要签字画押，留下借据。
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浇得湿透的人们无处藏身，同样在雨中颤抖着的商店工作人员喊道：把雨衣雨鞋扒出来用！”寻找雨具的人们拥上了废墟。淌血的脚穿上一双双新鞋，路边的防震棚有了塑料布的棚顶……他们又听到呼喊：“可以拿点吃的。”于是，一切就从这演变了。
慢慢地，一些人心中潜埋着的某种欲望开始释放。他们从废墟中把一包包的食品、衣物拿出来，不一会儿，又开始了第二趟，第三趟。他们的手开始伸向救急物品以外的商品。三五人，数十人，成百人……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快的脚步在瓦砾上奔跑。每个人手中越来越大的包裹，对另一些人似乎都是极大的刺激。“快去！人家都在拿……”“快走！东西都快被拿光了！”“快拿呀……”唐山出现了一种疯狂的气氛。
据目击者说，在药店的废墟上，有人在挖掘人参、鹿茸、天麻。在水产货栈的废墟上，有人捞到了海参、干贝、大虾。有人涌进了一个尚未倒塌的百货商店，争抢着手表、收音机、衣料……他们从那里推出了崭新的自行车，抬出了崭新的缝纫机。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行中,一个中年男子扛着成捆的毛毯,一个小伙子抱着大包的绒线,还有一个女人甚至扛着一箱电池!喧嚣的声浪中,有人看见一个老妇人在一具男尸前哭道：“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完，摘下男尸手上的表走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在另一具男尸前面，又是泪，又是“我的儿啊”，又是摘去手表。就这样换着地方哭着，摘着，换了十几处地方，直到被人扭住。
1976年8月3日，是唐山抢劫风潮发展到最高峰的日子。成群的郊区农民，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锄、镐、锤、锯……像淘金狂似地向唐山进发。有人边赶路边喊叫：“陡河水库决堤啦！陡河水下来啦！”当惊恐的人们逃散时，他们便开始洗劫那些还埋藏着财产的废墟。他们撬开箱子、柜子，首先寻找现款，继而寻找值钱的衣物。满载的手扶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冒着肮脏的烟，挤成一堆的骡马在互相尥蹶子；“淘金狂”叼着抢来的纸烟，喝着抢来的名酒，他们在这人欲横流的日子里进入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罪恶状态。终于，当这一切进行到高潮时，街心传来了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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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说清第一声枪响是从哪里传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枪声里，传出了“已经不是鸣枪警告”、“看见抢东西的人被打死了”的消息。在小山，在新市区商场，都有人亲眼看见被民兵打死的抢劫者的尸体。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唐山军分区的一份材料披露：地震时期，唐山民兵共查获被哄抢的物资计有：粮食670400余斤，衣服67695件，布匹145915尺，手表1149块，干贝5180斤，现金16600元……被民兵抓捕的“犯罪分子”共计1800余人。
人们也许宁愿忘掉这些数字，就像唐山在地震后不曾有过这骚动的一周。但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无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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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0 06:45:27

位于大巴山下的四川省南江县沙河区，于1969年6月下旬连续发生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先是6月21日，沙河区团结公社农民在团结公社党委、革委会、武装部指挥下，拿着扁担、木棒封锁各条路口不准知青通过，同时各大队民兵连长带领民兵进入知青住处，按预定方案将知青分别打死、打残、打伤，结果当场打死知青两人，打残两人，打伤十多人。5天后即6月26日，在沙河区的另一公社－－新店公社，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由公社干部组织农民殴打知青，在追打过程中将一名知青当场打死，另一名知青被追打走投无路跳下悬崖逃命被摔死；也有两名知青被打残，十多人被打伤。两个事件发生后在南江县落户的万名知青全部逃回重庆避难，一年多不敢再到南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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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政策，使知青与农民尖锐对立，是农民群殴知青的根本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世界潮流和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反动行为。好端端的城市青年学生，被迫中断学业，抛弃前程，放弃较为舒适的城市生活，离别父母，来到偏僻荒凉、闭塞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去接受并无多少知识，更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的“再教育”，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大荒唐大倒退！没有哪一个知识青年会心甘情愿的接受，把它奉为终身奋斗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每个知青对于农村生活的厌恶、不安、恐惧，当他们没法逃离眼前的现实时，就应用一种玩世不恭和肆无忌惮的放任，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很不幸，他们发泄的受害者恰恰是无辜的农民。而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旦尽地之出竭尽庐之入而不得温饱的农民，本就在贫困、饥饿、疾病的死亡线上挣扎。知青的到来，要占他们的土地，分他们的粮食，分他们的钱财，还要给知青建造房屋，送柴送水，严重地加剧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掠夺，他们本能地对知青持拒绝、排斥、反对，甚至仇恨的态度。当个别知青的不法行为侵犯他们的直接利益时，潜在的不满随时都可以使他们作出失去理智的残暴举动。所以这两起农民群殴知青，导致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多人受伤致残、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倒行逆施政策的恶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雾霾而消失的历史长河之中。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对于当年牵动千家万户的这场运动能够随意遗忘吗？
---陶渭熊：知青殒命，书记授首－－南江县两起农民群殴知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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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3: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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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看看在政治运动中，是怎么运用数字的。
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排左中右，划分阶级队伍。毛泽东几乎每次都提出一些划分的比例，但这些比例是根据什么推算的呢？人们不得而知。
1952年的三反五反，毛泽东谈到私人工商户类型时，定出守法与违法户数的比例，具体而言，“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这个数字是调查后得出的，还是调查前得出的？不得而知。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比例去进行“调查”和划分，甚至层层加码。仅广州一地，220个行业，4.7819万户工商业者，无一漏网。被查出有违法行为的，竟达4.2446万户。
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的“打虎”成绩很不满，他说：“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20只，中小老虎180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仅3天以后，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系统的老虎数字，又翻了几翻了。他说：“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5倍，即不是107只而是500多只。中小老虎不是1100多只，而是5000多只。”他是根据什么认定中南军区有5500多只老虎呢？不得而知。
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在7年内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在7年内修好各种必要的道路；在7年内扫除文盲，每个人要认识1500～2000个字；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和电话网；在7年内基本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病害和虫害；在7年内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和猪瘟；他还想在7年内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苍蝇和蚊子。乌鸦是否也要消灭，他有点犹豫，他说：“此事尚待研究。”计划十分宏大，但在这里，我们同样不知道这7年之期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6年，不是8年，而是7年？
人们仍然不得而知。
毛泽东很喜欢运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但这些数字是怎么推算出来的，有时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2024-10-19 03:58:10

1957年11月，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撰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他写道：“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同一个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发言提纲中，有以下记录：“15年能否超过英国？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他又回到15年了。
但仅仅一个月后，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来说，7年、15年、25年，这些都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数据，也没有经过调查论证的，很多时候不过是表达了他的愿望，有时甚至是一种语气助词。比方说，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
这样提时限，弹性如此之大，究竟有什么依据？5年有什么依据？6年有什么依据？7年、8年又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草案没解释。而毛泽东又在“六十条”中，加以规定，“10年决于3年，争取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也就是说，一个也许要8年才完成的规划，变成在3年内要完成。而这3年又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同样也是没有解释。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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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3:53:32

从 1927 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 “ 打土豪 ” 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他们每 “ 解放 ” 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1949 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 “ 土改 ” 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自从 “ 土改 ” 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 “ 正义事业 ” 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
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杀人落草，贼船共挤，利益连结，便是一家人。独轮车就是这样推出来的。
啥叫报应？土改后，地主被杀，富农被抄家，田被农民分光，农民开心啊，发财了，好景不长，人民公社来了，所有地归国家，吃食堂饭，所有粮食充公，不留私粮，连锅都不能留，砸了炼钢，接着，大饥荒来了，饿死无数农民，地主的阴魂来复仇了。
打土豪分田地的白痴，土改后，你们从此就富了么？富个屁，不但富不了，还都饿死了。以往地富人传授你们技能，提供就业机会；遇灾，富人施舍义粥让你们喝。你们整死了富人，抢劫了人家几代积累的土地财富，毁灭了流传千年的乡绅文化，颠覆了生产关系，结果越来越穷。
文革是土改延续，是思想革命，与土地革命呼应。在今天执政者看来，文革只是有些失控，被部分执政者利用，以打击其他执政者。而思想革命初衷，与土地革命一样，没有结束。文革，并没有结束。土改，也继续深化。
文革作为人类历史第一大惨案，却不是凭空产生。文革是一场大风暴，风暴的酝酿过程却贯穿了几十年，肃反，抢救运动，土改，反右，清四害，大跃进。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为文革的总爆发埋下了伏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革虽然结束，但文革思维仍然没有从中国绝迹。文革卷土重来借尸还魂却不是耸人听闻。
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 “ 土改 ” 难辞其咎。
---陈沅森：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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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3: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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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逃呀！”
此时他已是军部的作战科长，常和西路军高级领导人接触。他说有一天早晨，他听见隔壁屋子里，西路军的领导人李先念等人正在用洋磁碗分金子，他知道他们要逃跑了。他说他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你们有金子，我早已准备了一些。”他马上命令他的警卫员备马。不久，敌人追赶过来，李先念等人大喊：“同志们！冲呀！”他也大喊：“同志们！逃呀！逃得脱你说逃呀！”……
听到这里，我们无不哈哈大笑。
他说最后冲出来的，只有 400 多人，幸好当时党中央与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有联系，盛世才派了十辆汽车把他们接到乌鲁木齐，后来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
故事讲到这里，已是凌晨 2 点钟，大家休息。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2024-10-19 03:48:48

关于“吃草根树皮”
第二天早晨他在校园散步，我上前说：“首长好！我想请问首长，你们过草地时吃没吃过草根树皮？”
听了我的问话，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没有。”想了一想，他又说：“倒是吃过一种叫驴儿韭的野菜，不过不是拿来充饥，而是当菜吃，因为草原上没蔬菜吃。把驴儿韭撬回来，淘洗干净，在开水里燎一下，撒上些盐就吃。驴儿韭凉性，不能多吃，吃多了拉肚子。”
《文摘报》 1994 年第 1 期第 4 版摘录谢觉哉关于过草地吃草根树皮的话，谢老说：“关于吃草根树皮，据我所知，是没有的事。”谢老的话可以和 JXX 的话互相应证。
早饭后，他就被他的战友，南江县县长派小车接走了。
几个月后，即 1964 年冬，又传来他的消息，他在兰州的单位派人来调查他回家乡的表现，说他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搜刮民脂民膏，如糯米、腊肉、银耳、木耳、笋子等土特产（其实是乡亲们送的，数目也不多）。二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他回南江后，因为是高干，县公安局派了两个公安员保卫他。他带着两个公安人员去拜望他的地主舅舅，请地主舅舅吃饭，让地主舅舅坐上席，他这个共产党的少将坐下席，两边是公安干警作陪，呈现出一幅敌我不分极为奇特的画面。
当时大家猜想，一个高干回乡竟要受组织调查，他可能有问题。
两年后红卫兵大串联，我校几个红卫兵想去拜访他们的这个高干老乡，不料在兰州街上看见许多巨幅标语：“打倒彭德怀的黑干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JXX ！”
至此，大家才知道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早在 1959 年就出了问题。
---陶渭熊：听老红军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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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7 04:55:50

樊立勤谈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是毛泽东决定江青的态度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江青决定他的态度；是江青听他的，而不是他听江青的。（中卷页94）
毛泽东对江青始终是袒护的、宽容的，甚至是放纵的、支持的。即使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的，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江青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旨行事的，是体现
了毛泽东的另一面，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贯彻者。（中卷页239）
极左路线的根子在毛泽东不在江青。（中卷页252）
今天在宣传中，把毛泽东与江青完全对立，甚至是完全割裂开来，是不顾起码的事实，是完全不实事求是，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毛泽东与江青是一而二，二而一，两位一体的事情。（中卷页324-326）
---樊立勤《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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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7 04:50:51

《共产党宣言》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他们虽然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77页
工人领袖如果利用、依靠流氓无产阶级
就是运动的叛徒
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Ｍｏｒｔａｕｘｖｏｌｅｕｒｓ！》 ——“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年2月11日），第16卷第452—453页
流氓无产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
城市居民群众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的又一种——农民流氓无产阶级
流氓无产阶级的另一种——文化流氓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流氓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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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7 04:46:42

辽宁出表演艺术家 — 辽宁赴西藏插队落户知青在途中得知毛泽东主席逝世后
---蒋少武《岁月记忆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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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6 04: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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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週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麼？
高華：毛是歷史上那種“超凡魅力型的領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謂“君師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無敵手，即便應對世界超強蘇美兩國的領袖，也是遊刃有餘，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著泳衣會見赫魯雪夫；在自己的書房等待尼克森的覲見，此正適合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華夏中心”的心理。中國農民不理解，也不會接受華盛頓，但肯定敬畏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統一王朝的許多情況下，統治者越強硬，統治手段越淩厲，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當然有一個底線，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為中國人只崇拜強者，勝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統治風格正好滿足了民眾的這種心理需要。
《鳳凰週刊》：“毛氏思維”是否還在民間延續？
高華：“毛氏思維”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很難幾句話道明。在民間，“毛氏思維”是被簡化的，擇其要者：（1），別人是不可相信的，（2），制敵之道是可以不擇手段的，（3），鬥爭是絕對的，任何事物都是兩極對立的，非黑即白，（4），重行動，尚武力，輕言辭，以成敗論英雄，勝利是唯一價值，成功者、勝利者就是有道德的。
“毛氏思維”基本上是中國本土的產物，在中國有廣闊豐富的土壤，其來源：（1）在經驗基礎上的古代統治術及其民間表達形式，（2），底層造反文化、流民文化的積澱。
---高华访谈：毛泽东是重大的历史现象

2024-10-16 04:29:50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准确地说是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改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替周说话而被打倒后，周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的现行罪过，即批彭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的历史老底，即揭彭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有被毛敲打得一命呜呼，而且最终能盖着党旗老死于毛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热捧着毛。比如，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　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单少杰毛泽东：整人与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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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3 02: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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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 “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2024-10-13 02:27:52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
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
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
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 “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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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3 02: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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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俱乐部”是修正主义的安乐窝 (1967.3)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此话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所。
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
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只掏一块钱，其他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
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０８”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０８”工程“下马 ”。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０８’工程这样浪费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５０００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ＸＸＸＸ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ＸＸＸＸ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Ｘ长和军队党内Ｘ级Ｘ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
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
《惊雷》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

2024-10-13 02:26:02

独立王国“皇帝”邓小平的丑恶灵魂
——访邓贼私人医生谈话纪要
一、大庆油田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先进单位。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六四年邓贼一伙到大庆“视察”却公开贩卖修正主义货色，说：“职工生活要解决，在夏季集中力量盖房子，政治学习，一两个星期一次，作一次报告就行了，不要怕别人说不突出政治，到冬天再学咬!”
二、邓贼对于旧京戏、低级下流的旧川剧视为珍宝。他家中有很多旧戏的录音带，不但经常在家听，而且外出时还带着，随时都可以听，有一次在成都又要看旧川戏，邓问医生张×去不去看，张说不想看，邓说不看川戏不知道文明。
三、邓贼本人十分讲吃，到各处去什么好吃吃什么，奢侈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有一个随邓外出的说这样是不是太浪费了，邓生气地说，要是浪费你就别吃。
四、邓不但自己大吃大喝，而且到处宣扬吃喝玩乐这一套人生哲学，有一次问医生张×是不是经常吃饭馆。张×说不是。张又说毛主席不是号召我们艰苦朴素吗？邓生气地说：你不去吃，你就不知道文明。
五、五九年邓打台球跌坏了腿，在北京某医院养病，邓特意把家中的大师付叫到医院，另立炉灶做饭，并且在室内装了电视机。有一个姓李的护士，年轻、单纯、出于对党的热爱，对首长的崇敬，就千方百计地把工作做好。邓看到她年轻、貌美，起了邪念，喜新厌旧，竟强迫与她建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狗婆娘卓琳知道后大怒，通过杨尚昆把女护士调走了，邓仍念念不忘。
六、邓对中央工作很不认真，经常打牌到深夜，第二天起的很晚，于是就叫秘书请假，说身体不好，不去中央工作。邓贼一个星期有三次固定时间来打牌，因为打牌，好几十份文件几分钟就签完了，草草了事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里。但有时这位“总书记”就认真起来了，例如牌打输了，就遵照诺言像小孩一样从桌子底下钻过去。
邓贼的狗娘是个臭地主分子，解放后，邓将她从四川接到北京，逃避群众监督改造，到中南海享福，直到现在还在中南海。更不能容忍的是，邓家的服务员，是他家过去的长工。通过这件事，邓贼的阶级立场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七、邓贼和彭真关系极好，邓贼六十岁生日时，彭贼全家到邓家祝贺，外出也常是两人同行，邓贼和杨尚昆两家关系也极好，杨贼的女儿也常到邓贼家来住。
八、邓贼平时极少接近群众，连中央干部也很少找来谈一谈，但他也出外视察，这是怎么回事呢？先说出去的时间，都是选在他的孩子放寒署假的期间，夏天向北、冬天向南。去的地点是在孩子们一片争吵声中通过的，因此视察各地时，除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得组织孩子参观游览。
九、有些“调查研究”是不得已而为之。例如六一年号召调查研究，许多高级干部都下去了，邓贼和彭真出于无奈，硬着头皮乘坐了一列专车，开到只有几十里的顺义。吃住都在车上，吃的饭、喝的水都是从北京运去的。
十、邓贼对自己的孩子是十分“关心”的，邓常对孩子们说，只要把三门功课（数理化方面）学习好了就可以了，而根本不问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本人从不学习，据医生说，在他自己离开邓家（64年）以前，邓家从未有人学习过毛主席著作。对孩子们的生活方面，却关怀备至，例如邓朴方在高中时，中午常常不回家吃饭，邓为此事找邓朴方做“思想”工作，叫邓朴方回来吃，说：“你不吃，以后到大学也吃不上”。孩子们想干什么，他就答应干什么，有一次邓朴方提出要学开汽车，邓贼马上答应了，给了他一部小汽车乱开一通。邓贼到苏联参加中苏会谈时，大女儿提出要块金手表，邓特意叫大使馆借了卢布买表。邓楠考大学那年，想到东北看原始森林，考完后，用杨尚昆的名义在东北加了一节专车，把邓家的三个孩子和薄一波的四个孩子，拉到哈尔滨。邓贼两个女儿曾两次出国，一次是邓贼大女儿有病，邓认为国内看不了，特地把她送到苏联去看病，另一次邓出国，把二女儿邓楠也叫去玩了一趟。邓贼最小的孩子邓冶方在其父“教导”下，七岁就会打麻将，为此事受到家里人的称赞。邓楠在家最受宠，邓贼狗夫妇每月把６００元的工资交给当时上中学的邓楠管理，每天“二老”向女儿讨零花钱，为此邓楠在家被称为“总理”。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贼的灵魂就是这样肮脏。让邓贼和他头脑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王国一起见鬼去吧!
（本文根据新北大部分革命同志和邓贼私人医生张ＸＸ座谈记录整理、选辑而成。——编者）
选自“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文革风云》编辑部”印行之《文革风云》１９６７年８月号
图：文革期间的广州讽刺宣传画 1966-1967
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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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1 23:09:40

秦光耀：文革時期的撲克牌
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有一怪，先是不賣撲克牌，它是西方勢力，禁了。後來賣了，又不讓叫，把西方勢力的撲克牌硬改成了中國特色，叫文娛片。說起來就好像痴人妄語、天方夜譚，卻在並不遙遠的過去真實地發生過。文革中的荒唐，只有我們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出來的。
由於撲克牌是我國最大眾化的娛樂品，停產停售撲克牌後，「革命群眾」包括「造反派」、「紅衛兵」等最革命的「革命派」也因缺乏撲克，無法進行「革命娛樂」而大為不滿。感到撲克牌並不是「四舊」，而是撲克牌上的JQK人頭牌是「四舊」，於是去掉人頭牌，把JQK圖案改為有革命內容的，或中性內容即不含封資修內容的。「破四舊，立四新」，改造後的撲克成為「立四新」內容之一了。有的還把「A、J、Q、K」改成「1、11、12、13」。有的撲克外盒印有毛澤東語錄或詩詞或林彪題詞。
大約在70年代初期，撲克牌又恢復了生產。儘管有傳聞撲克牌是中國人的發明，可12世紀時馬可·波羅把這種紙牌遊戲帶到了歐洲，成了西方勢力。於是，重新復出的撲克牌被劃清界限。當時，全國統一的名稱是：文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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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1 03:49:46

王光美：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高潮。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同志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这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同志，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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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1 0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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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一次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开中央会议，不发中央文件，干脆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凭着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后共28天，在途中毛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讲话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
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一再诬指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反革命政变”的纲领之一是“要当主席”。然而，因为说林彪“要当主席”毫无事实依据，太“莫须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并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讲话时，又自行把当时讲话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蛮横无理、任意诬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南巡讲话是毛泽东欲打倒林彪的宣言书、挑战书、逐客令（逐林令）。当时的海军政委李作鹏听到毛的南巡讲话后，把它概括为3点：庐山的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指向首长（林彪）。他的概括一点也没有错，林彪当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不在中央高层内部讲，不对林彪当面讲，党中央的主席背着党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风点火，动员打倒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时又假惺惺地声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如此作为的毛泽东居然还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究竟是谁在分裂党内高层，谁在搞阴谋诡计，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何况此时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怀（那时的彭德怀比他年轻、身体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刘少奇（刘少奇比他理论修养更高、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林彪身患重病，经不起“认罪”后必不可少的长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王年一·何蜀·陈昭·

2024-10-11 03: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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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接班人”本来就是毛一手安排并强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让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现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泽东自己一手造成的。
尽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觉得林彪似乎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他又感到揣揣不安。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大权旁落”。当年，刘少奇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甚至亲自推荐并动员全党拥护刘担任国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认为刘少奇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了威胁，自己的“大权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便要被拉下马来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开前，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才刚刚被“摧毁”，毛泽东又一次为“大权旁落”担忧起来。他一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军人出身，“九大”会场上满眼都是军人，苏联当时也抨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口头上称“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心中想的却是如何对付“羽翼丰满、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后来在南巡中就说：“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其实谁也没有那样说过，“有人说”只是毛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且军权从来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王年一·何蜀·陈昭·

2024-10-11 03:38:57

整人时拒绝与被整者面谈，不听申诉，不听解释，强调“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段。“文革”前毛泽东整总参谋长罗瑞卿时，罗瑞卿以为其中有误会，想与毛泽东、林彪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被周恩来坚决阻止。罗瑞卿有口难辩，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被逼得含恨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用的这一套，然而毛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说：“对林还是要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这分明是撒谎。
据李文普回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要求面见毛泽东，谈一谈，但毛泽东长时间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林彪此后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45]。另据官伟勋转述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林彪找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就在这时江青让林彪去照相，“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
---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王年一·何蜀·陈昭·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nmwxe5dbis6mq6rlpjsnd24nva/production/0f73dea18bae786185a74b9ebd5ed69760e9c934f2dd9d57d4ba4e94130af080.JPG

2024-10-10 04:18:41

“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革命小将”打死了人，公安机关该不该管？
按常理，当然应该管。但是，毛发动文革从始至终没有按常理出牌过。
8月22日，毛泽东批转公安部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8月29日，北京已经发生一系列红卫兵打死人事件，《人民日报》竟然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其中写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社论把被红卫兵殴打、屠杀的人冠以“寄生虫”、“吸血虫”、“人民的仇敌”，强调了红卫兵行动的正义性质，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这是为红卫兵的大屠杀火上浇油。
上述《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根据毛的旨意写的。
8月31日，正值“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对红卫兵“破四旧”大加赞赏和鼓励。
综上所述，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的支持、鼓励、放纵，才导致了“红八月”杀人事件的轮番上演。
---王友群：1966年“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wbm2gx4wuazcyg7trmaivywncq/production/db00daf2c0704c68cfdac11684888936df9dd15f6726e15762a8048482bbddf1.JPG

2024-10-10 04: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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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九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其中第七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而且，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且作为“阶级敌人”遭到批斗，很快死去。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2024-10-10 04:13:32

实际上，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在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找不到一所没有殴打侮辱老师的学校。但是相对来说，红卫兵暴行在外地没有北京那么严重，在小城市也没有资讯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严重。这是因为这场八月恐怖，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是在文革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六六年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六七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六六年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是最高当局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血腥暴力的铁证。
换言之，发动青少年红卫兵打死人的做法，没收私人拥有的房屋，搜刮民间存有的黄金，驱逐近十万人出北京城，都顺利完成，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不用这些残忍的做法，这些“革命”目标也可以完成。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小学教员和房产主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什么威胁。所以，“红八月”的残忍暴行，完全是一种在革命名义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为。
文革结束后，六六年八月的受难者们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点钱，标准的数额是四百二十元。但是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直不准许报导。
中国书店里二十年来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动乱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对红八月惨案只写了一句：“据统计，在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这个句子有意回避了主语，即打死人的凶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六百四十八页的书中怎么能只写了一句话？这不是死了一群鸡或者鸭啊。
对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诚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和理性地分析历史因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人民的生命以及残害生命的犯罪行动持有什么样的司法和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a5vwebhfpbyltvuzjwfpsyg6pa/production/19cd6d428a2d52b1a334801d7e63227de47803d03595a1e1ddc9efcbfae89876.JPG

2024-10-10 04: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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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破旧立新五十例》
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破旧立新五十例》。
１、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应把宣传毛泽东主义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售票员和火车列车员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２、出版事业管理局，要绝大多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出版社大量出版毛主席语录，在新华书店大量出售。
３、美术出版社，要印刷大批主席现成语录，尤其逢年过节，要大量出售语录和革命对联，满足人民需要。
４、现有自行车、三轮车，要挂主席语录牌，汽车、火车要画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语录。
５、街道工作必须突出毛泽东主义，成立毛著学习小组，使街道居民革命化，还要成立板报栏，使每人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
６、各校、各单位必须成立最高指示宣传队，使每个人随时能听到主席的谆谆教导。
７、各公园、各主要街道，要成立广播站，由红卫兵之类组织负责，宣传毛泽东主义，国际、国内时事。
８、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
９、今后各报纸，要突出毛泽东主义。社论少而精，要多登工农兵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１０、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
１１、队员过队日，团员过团日，一律不许逛公园，要加强阶级教育和毛泽东主义教育。
１２、以后国庆节，每人都要带主席语录和花束，花束排成标语。
１３、商店橱窗不能被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香精所统治，要布置朴素大方，突出毛泽东主义。商店里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
１４、影剧院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放影前必须播主席语录，不让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舞台，把那些不必要的流氓镜头除去，影剧院票价必须降低，为工农兵服务。
１５、各专业文艺队伍，要逐步改成像“乌兰牧骑”，“海上文化工作队”之类毛泽东主义宣传队，要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非常毛泽东主义化。
１６、解放后还骑在人民头上、喝人民鲜血的房产主们，我们命令你们，你们这些王八蛋们赶快把私房全部交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绝不许可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
１７、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绝不允许任何流氓、阿飞存在，我们命令你们马上剪断牛仔裤，剃去阿飞头，脱去火箭鞋，退出黑组织。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是在解放前你们所盘踞的大世界。警告你们，不许你们胡作非为，不然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一切服务行业不许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服装店坚决不许做瘦腿裤、港式服装、怪衣裙、怪服装，一切服务行业的革命同志要严格遵守。
１８、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
１９、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以及各种怪像，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信托商店不许卖估衣、西服等杂七杂八的资产阶级喜闻爱见的东西。
２０、洗衣店必须停止给那些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少爷洗裤衩、袜子、手绢，彻底打碎他们的妖气。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应大长无产阶级锐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２１、浴池一律停止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服务，不给他们搓澡、捏脚、捶背，不让他们再压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２２、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让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２３、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决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
２４、一律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雇佣保姆，谁胆敢违抗，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要严加惩办。一切服务行业必须面向工农兵，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带阶级性。决不生产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切东西。
２５、各医院要面向工农兵，必须改革原先的旧制度，取消挂号制度。
２６、自己做小玩意欺骗儿童，变相毒害儿童的小贩们，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如有违者，毫不客气。另外命令玩具商店，马上停止出售小手表之类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玩具。
２７、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用不着物质刺激。
２８、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如不是亲生子不许虐待，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
２９、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如有违者，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３０、除老弱病残者可坐三轮车外，资产阶级王八蛋一律不许坐。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三轮工人要减少，适当安排好工作。
３１、饭馆再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王八蛋们吃喝玩乐的地方了，服务员不许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不给他们做山珍海味、办酒席，不许在饭馆划拳，不能为这些王八蛋们服务。
３２、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没有工作者，一律回乡生产。
３３、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
今后凡不服从国家分配者，派出所一律不许给在市内找工作，让他们去边疆。
３４、命令全国各地靠欺骗人生活的变戏法的，马上停止你们的勾当，去派出所登记！
３５、把一些不符合实战意义的体育项目适当削减，大力开展国防体育，如游泳、登山、射击等，逐步做到十五岁以上青壮年每人有一套杀敌本领，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消灭来犯敌人。
３６、写信一律不许写“×××大人收”等，要破除封建一套，提倡新习惯。
３７、五类分子、黑帮分子家中的小汽车、电视、摩托车一律没收，电视交居委会给工农兵家属看。
３８、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五类分子除外），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医务工作者自己起来革命，打破旧框框、洋框框，一切为人民服务。禁止一切牛鬼蛇神（旧官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等）在公园及一切地方教武术、教拳，教气功。
３９、任何演出或文艺广播、电影立即取消作者、演员、指挥等姓名，堵上个人名利这条路。
４０、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里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
４１、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
４２、禁止戴手镯、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
４３、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希望工农兵群众支持这一行动。
４４、春节厂甸今后一律不开，我们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
４５、今后各大学、中学、专业学校，都要办成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学校。我们学生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每年假期要到工厂、农村、军队去锻炼。
４６、我们坚决要求改革放假制度，在农忙时，放假去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４７、商店一切产品不能叫洋名，要用中国有意义的名。
４８、学校要把毛著当成教科书，用毛泽东主义教育青年。
４９、凡带有封建色彩、资产阶级色彩的名字，主动去派出所改名。
５０、废除公园卖年票的制度，如工农兵需要休养一律由工厂机关发。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政治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来源：微信号《秦爷全耀》

2024-10-10 04:11:39

这张印制粗劣、不堪入目的油印传单，内容却不一般，它印证了1966年北京“红八月”期间，对北京最大的清真寺——牛街清真寺的一次暴烈打砸事件。砸烂这座清真寺的，恰是回民中的一些造反者。
从传单看，这支红色回民造反队占领牛街清真寺后，还殴打了寺里的阿訇，打了多少人，怎么个打法，有没有打死的，我们不得而知；
传单全文如下：
红色回民造反队宣言
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所以扫清扫不清迷信思想，推翻不推翻旧的封建意识，砸烂不砸烂反动的宗教，是一个能不能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专政大问题。
我们是伊斯兰教的造反者，要把这个混蛋教闹个天翻地复，打它个落花流水稀哩哗啦！二十几天前我们造了伊斯兰教的反，把清真寺这个堡垒彻（底）砸烂，我们查封了清真寺中一切封建的东西，把那些混蛋王八蛋阿訇们打将在地上，又踏上脚去了。他们是社会的败类是渣子，他们身不动臂不摇，打着阿訇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在精神上缚束劳动人民，使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心灵深处套上了沉重枷锁。
混蛋的阿訇们，解放前盘剥奴役劳动人民，给人民带来灾难，解放后仍然为所欲为，只是换上一副好面孔。其实他们的心里更恶毒了，他们抗拒改造，仇恨社会主义抵制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毛泽东思想 ......总之这些混蛋阿訇们混蛋透了,做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革命的回民同志们，起来吧！造这些混蛋们的反！造伊斯兰教的反！让反动伊斯兰教永世不得在中国出现。我们革命的小将，革命的先锋来吧！我们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吧！我们不仅要在北京点起火，而且要把火点大，烧遍全国各处有封建思想的地方。
毛主席说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战斗到底。回民的同志们，我们团结起来吧，我们希望各校各单位的回民同志参加我们这个组织支持我们的行动。
有愿支持或参加者请在本组织报名和红色回民造反队联系。（原北京市宣武区牛街清真寺)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四旧猛烈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无产济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方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前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红色回民造反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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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9 05:20:44

（表一）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在九月一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被打死人数低下来，是因为那一天毛接见百万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停工一天，死人相对少了。
九月一日发生了北京杀戮的最高峰，一天内有二百二十八人被打死。那天以后数字骤降，原因也很清楚。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效果。说明暴行是可以控制的，不是现在有人说暴行产生是因为“失控”当局无能为力。
（表二）是北京市各区的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区名按照和中南海的距离排列。可以看到，离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区数字最高。其他被打死人的很多区，也都是距离中南海很近的。北京六中和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该校红卫兵在他们的校内监狱中就打死了三个人，一个退休老校工，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以及附近一个拥有房产的老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三十一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九月十三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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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9 05:18:44

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里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着。一个星期后，八月八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在同一地点，文革后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长的俞伟超也在被斗争被打后卧轨而被火车头推出轨道但变成瘸子。）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二〇〇八年，该校红卫兵卜伟华写文章却说，杨爱伦“只受了轻伤”。）除了教职员以外，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绮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文革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大林有所区别，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专政”。因此，红卫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红卫兵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准，使其暴力倾向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整套迫害方式，清华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之为“清华附中模式”。
---红八月与红卫兵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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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9 05:13:48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有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
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无法抚慰的岁月
张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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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8 00:24:00

问：谋杀毛泽东阴谋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军人集团没有放一枪一炮？难道慑于毛泽东的威望不敢动？
丁凯文：当局在审判林彪集团的时候，最重要的的一条罪状，是他们要谋害毛泽东，罪证就是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写的那一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颁布的命令办。
当局说，这就是林彪下的命令，要林立果组织小舰队去暗杀毛泽东！但查了这么多年，官方到底拿出来什么证据没有？最多只是说在小范围内，林立果几个人之间议论过，要驾飞机去干，或者拿个炸药包。说到底，也就是几个人坐在屋子里讲的这些话，有没有真的去准备炸药？有没有真的去准备枪支？什么都没有！根据他们讲的这些话，就作为罪状，而且是这么重的罪状，说“林彪要林立果去谋害毛泽东”，这在法律上能不能说得通？也没有证人能说“九八手令”就是林彪写的啊。我看过这个影印件，我认为不是林彪手迹。而且手令的话说得这么含糊：“盼照立
果、宇驰颁布的命令办”，什么“命令”？“办”什么？是吃顿饭的命令，还是上哪儿玩的命令？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用这么一个模糊不清的字条就可以在法律上给人定罪为“搞政变”？
林彪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他考虑方案会非常细密。如果要策划政变，那就得一、二、三、四——比如你们看他的一号战备令，多么明确：部队应该怎么调动，怎么准备……搞政变就更是这样了，兵从哪儿调来，在哪里部署……他会只写一张小小的纸条，就发动一场政变？现在就凭这么一张小小的纸条，就说他要“搞政变”？
所以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林彪指使林立果去谋害毛泽东搞政变”这回事。有可能是林立果本人，血气方刚，看到毛泽东整到他老爸头上了，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他看到彭德怀、刘少奇这些人老老实实，被关起来，最后都被整惨整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就在自己比较信任的几个人中间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这样，就被专案组定了谋害的罪名！
---金秋与丁凯文谈重审林彪事件　　　　　　　　　　　　　　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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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8 00:22:08

问：为什么在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时毛泽东与林彪关系还挺不错，才过了两年就变得你死我活了？
丁凯文：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错，中共九大时营造的气氛，就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打倒了刘少奇集团，对于毛泽东来说，除掉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理应营造出一个合作的气氛。
但是在九大之前，实际上已经孕育了毛、林之间的不和了。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这个“面和心不和”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九大之前，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搞了一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林彪、陈伯达他们搞了另外一个报告的草稿。最后毛拍板决定选用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而林彪当时对这一报告，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看过。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报告的基调。陈伯达的报告，讲的是要搞建设、要发展经济了，而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更能领会毛泽东意图的精髓：就是要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当然是重大的思想分歧。　　
我们长话短说，到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站出来了。由于他的作用，当时会议上几乎一面倒，要把张春桥打倒。毛泽东不得不出来力挽狂澜，用《我的一点意见》，将陈伯达抛出来当替罪羊——这就是毛林公开决裂的开始。毛想：在“文革 ”这么大的事情上，林彪竟然跟我不是一条心，而且林彪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左右全会的形势，这么多的中央委员、这么多的政治局委员，都跟着林彪走；如果听任林彪发难，当着毛的面把张春桥真打倒了，那么“文革”的成果还能不能存在？很可能“文革”就此寿终正寝。所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掺沙子”，“ 甩石头”，“挖墙角”（这都是毛泽东当时讲怎么斗林彪主管的军委办事组的原话），逼着这些将军们做检讨，毛的用意就是要逼着林彪本人检讨——林一做检讨，就可以照着对待刘少奇那样名正言顺地搞下去了，当时刘就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毛正好抓住往下整。　　
但是林的脾气比较倔强。他对毛泽东的这些措施，软磨硬抗，也不检讨，也不说话，看你怎么办？毛不得已，就去南巡，南巡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打草惊蛇，要轰蛇出洞，要给林彪戴上一顶“篡党夺权”、“谋反”的帽子，“你要设国家主席，就是你要当国家主席”，林彪还有什么路可走？　　
不管林彪最后是主动走，还是被动走，实际上林都是被毛逼走的。
---金秋与丁凯文谈重审林彪事件　　　　　　　　　　　　　　高伐林
图：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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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7 07:56:13

神秘的会议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内核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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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7 07:55:20

迟到的会议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 ”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内核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ynv42bp5ljtqkelproaxm4skta/production/10bf19ed48714adf38884fedae97733a4cb33ba64966df4e29c1d052bf3f3917.JPG

2024-10-07 07:54:04

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隐形杀手"？
在探索邓小平的用兵之谜时，笔者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从他的武夫出身，他本人的"家长"性格出发；从"杨家将"在军中的利益，以及邓小平、赵紫阳对杨的依赖去求得结论；以及最终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弊端，等等。这固然是十分必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不同的角度内，揭示 "六四"镇压的原因的。然而，这些不同的条件只是事物演化的背景，它们最终只是六四"用兵"的"或然性"，而不是其"必然性"。对于不同的人，它一定还存在自身的特殊问题。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特殊性就是他的"老年"问题与疾病问题。
由于资讯的封锁和专业限制，本人无法从生理的角度探讨，在那些非凡的日子里，邓小平作爲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１９７６年经过手术），一位年届８５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享受著中国医疗技术"最高级待遇"的人（换言之，也是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著的人），一个八年后因该病的并发症──呼吸回圈功能衰竭而辞世的老人，在坚持与疾病搏斗同时，会给政治决策带来何种影响。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作爲一个力求严肃的和科学地探讨问题的学者，我知道，引用纪实文学作品的描述是危险的。但是，坦诚地说，在对现存结论心服口服之前，笔者不得不从更广泛的文字里去搜寻答案的所在……
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曾提到邓小平的身体与医疗问题。他指出：爲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而这样用药，事后会给病人到来"严重不适"……
　　顺著他的这个思路，我们考察一下，在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５月，邓小平出席了哪些"重大的国事活动"呢？这样的活动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胡耀邦的追悼会。根据江之枫的敍述，爲了自始至终参加这个会，邓小平服用了大剂量药物。正因爲这样，邓小平才能够以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８５岁的老人之身，在追悼会上站立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无倦意！这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次，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与戈巴契夫的会见。爲了成就这一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盛会"，江之枫说，邓小平事前也服用了大剂量的药物。他同样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爲"最高首脑"的职责。其结果，也是人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的。
　　而通过本人的前述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次重大国事活动的时间，与"八九─六四"事件的两个重大转折不无"巧合"：
　　第一，４月２２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４月２５日，邓小平便发出了那个他终身难以挽回后果的"４．２５讲话"！
　　第二，５月１６日会见戈巴契夫以后，５月１８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
　　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无从断定"药物的副作用"扮演的是什麽角色。但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都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这就绝不能被看作是"偶然"！
---陈小雅：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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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7 07:52:14

“但凡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权力是军权。中共用枪杆子治国，也用枪杆子治党。领袖之所以能凌驾同僚凌驾全党，就是靠的枪杆子。例如五十年前，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本来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数都是不赞成的，但一个个还是乖乖地举了手。原因就是，此前毛泽东早已调兵遣将，做出严密部署，除了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都是毛家人马外，毛还调动了几十万嫡系野战军驻扎京畿。事实上，与会的中委们是在刺刀下投票的。”
---从鲜为人知的珠海会议看军队在中共内斗中的作用（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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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7 07: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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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7 07:45:00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解放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天，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专职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
“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初衷，是毛泽东为发动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运动时在军事上做的万全准备。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并非是针对所谓的外来敌对势力，恰恰是针对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曾经的“自己人”。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２９〕“首都工作组”成立之时处于极端的保密状态，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为了防范林彪，而是为了防范刘少奇。一言以蔽之，“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与工作就是毛泽东为确保文革运动在军事上的做的战略部署。
事实证明，军队介入文革运动，绝非是１９６７年“三支两军”才开始，而是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２月打倒了罗瑞卿，接着又端掉了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扫清了打倒刘少奇的前沿阵地，而此时又在北京成立“ 首都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军队部署，军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得力工具，有了军队这个坚强的后盾，毛泽东遂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将文革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由此可见，军队在文革中的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首都工作组”始末与辨析
－－兼谈文革发起时毛泽东在军队的部署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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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5 07: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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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娛樂能數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電影。1971年中國已與很多國家建交，一些外國大使館有電影膠捲，“我們的外交部就跟他們商量，借來看，叫過路片，因為國內只有八個樣板戲，沒什麼電影可看。”紀坡民說，影片都是沒有翻譯的，外交部就派人現場邊看邊翻譯給大家聽。
看電影的時候一般是中央領導人開會到晚上12點多，忙完休息時就支攤兒放電影。“中央內部有幾個小電影攤子，基本上是軍隊一攤，‘四人幫’一攤；國務院這一攤，是李先念張羅着，主要是鄧小平、吳德、陳錫聯，還有我爸，”紀坡民說，“主席、林彪、葉帥、王洪文家裡可放電影，有小電影院，他們不來。”……（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載於《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2024-10-05 07:40:24

1959年，河南省一號工程正式啟動，叫“5901工程”。“5901工程”就是為黨中央和毛主席修建招待所。“三所”主體工程於1962年完工，後經多次改造，形成了今天黃河迎賓館的樣子。
黃河迎賓館基本上被高大喬木所覆蓋，為了毛主席的健康和調節小氣候，建設者開掘了一個人工湖，並積土成山，令院內步移景換。賓館內有各種珍貴植物300餘種，不僅有名貴的紅花槐、冷杉、香樟、桂花、三角楓等，也有普通的法國梧桐樹。上世紀50年代栽植的大法桐，要兩人合抱才能摟住……從飛機上看，這裡是一片森林。
三所共有接待樓房9幢，1至8號樓為別墅。除了7號樓是警衛樓、9號樓是中央委員住樓外，其他7幢樓按照“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的順序，象徵着當時的7位常委。
8號別墅樓是專門為毛澤東主席準備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房子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四周廊柱環繞，中央正對房門處可拾級而上，兩旁的環島能讓車子開到風雨亭下，由於毛主席喜歡游泳，8號樓前還建了一個游泳池……
除此之外，賓館內的設施也與眾不同。特意修建了火車專用線和車站，火車專用線直通毛主席專用的8號樓。在主席樓前，還有一個直升機停機坪，雖然自建成之後從未使用過，但至今仍然處於候命狀態。
当年，三所门口经常挂着“军事禁地”的招牌，3米多高的厚实围墙上还架着几道铁丝网，大门仅能容一辆车子通过，而且盘查甚严。高墙铁网隔开了外部世界的喧嚣，隔出了一处幽静恬适的“世外桃源”。……
他專用的抽水馬桶很特別，底下是馬桶，上面是辦公桌，桌上有報刊、書和文件。……
靖永貴的任務是每天早上給主席送8瓶水、8條毛巾，就餐時給主席端飯。……
當時三所只有100多名工作人員。……
（李萬卿，《揭開河南“釣魚臺”的神秘面紗》《現代快報》，2006年11月11日第A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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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5 07:25:52

同三反分子习仲勋拼刺刀大会纪要
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
地址：西安医学院
习仲勋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与一切反动派一样，也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家伙虽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中揭发了出来，但是他仍不甘心死亡，时时想复辟翻案，在当前抛出了所谓“我的履历”和两份“认罪书”，张牙舞爪。妄图反扑。就是在拼刺刀大会上还不老实交待，百般狡赖。但是罪证如山，不容抵赖，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这条落水狗批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到会的对质人有安志文（大叛徒安子文之弟、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陈煦（习贼秘书）。　大会在“打倒反党分子习仲勋！”的愤怒口号声中开始。
革命群众质问（以下简称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为什么撕掉李立群（高的老婆）揭发
高岗的材料？
习：没有，没有。
安志文（以下简称安）：在高岗问题揭发后，李立群写了揭发材料，让习仲勋看，习大发雷霆，当场撕毁了揭发材料，又指示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这个揭发我看过。
习：我是撕了李立群的揭发材料，因为我看材料中牵扯的人大多，有彭德怀、贺龙……。
　我对她说，我们自己揭发自己的问题。
众：目的何在？为什么又指示写假揭发？
习：我保护彭德怀，当时看中央也没有揭发彭的意思。以后李立群写揭发，不是我指示的。
安：习仲勋叫李立群写了一个假揭发，送交杨尚昆。
习：没有这回事。
安：你找高宝娃（高岗的儿子）给李立群送过什么东西？
习：没有送过什么东西，因为李立群经常到我那儿来，不需要找高宝娃送。
安：有这回事，李立群揭发材料上都揭发了。
众：第二次的假揭发是不是你指示的？
习：是我指示的，不是写假揭发，而是叫李立群揭发我们自己的问题。
众：高岗问题揭发后，你与他都进行了什么活动？
习：高问题揭出后，中央指示我与高联系，作些工作。我说过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众：说过什么话？
习：我觉得把高岗的问题处理的重了，同情高岗。高岗说他的问题很严重。我说，你的问题还有张国涛的严重？张国涛都没有杀头，如果杀你的头，死我和你死在一起。你有些问题不属实，不要怕。还说，李立群揭发了你的问题。
众：你是否替高岗给毛主席写过信？
习：写过，是我的主意。
众：你的什么主意，你为高岗打听过什么消息？
习：毛主席在杭州向苏联大使尤金说：我们党内出了问题，有大阴谋家。高叫我打听这个大阴谋家指的是谁？我没有打听过。
安：他向高岗说：一定要设法通过师哲（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了解这件事。师哲当时在中央工作。
众：你给高岗说过东北要公审高岗没有？
习：说过，我给高岗说：东北有人提出要公审你。
众：你与高岗还搞过些什么鬼？
习：高岗被管教时，他叫我能不能从××、陈云、彭德怀那里摸中央的底？叫他们给主席说说，看能不能减轻他的罪？
众：你怎么干的？
习：没有，陈云那儿不能去，因为他首先揭发了高岗的问题，彭德怀当时矢口否认他与高的关系，他那儿也不能去。
众：你在高家与高谈话对，为什么不让李立群参加？
习：没有不让李立群参加。
安：当李揭发高问题后，习在高家时，把高叫到保姆房子关起门来密谈，不让李立群参加。
众：为什么谈话要避开李立群？
习：我到高家与高岗谈话对，一般情况下李立群都不参加，这是常事，没有不让李参加。
众：高岗死后，你见高岗他哥高崇义为什么要哭？说过什么话？
习：我没哭。高岗死后，高崇义来北京，我说现在来看不上人了，到坟地去看看，你回陕西去，生活上有人招呼你。
众：高岗死了，看他们对西北人民咋交待？这话你说过没有？
习：这话是我与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反党分子）、李立群谈中央红军到陕北情况时，说把高岗问题处理的那么严重，看他给陕北人民咋交待？
众：说这话目的何在？
习：目的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众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众：你对高老虎（高岗之子）说过啥？
习：李立群说高岗的大衣，猎枪在，给高老虎，我说：猎枪也能打死人，不要拿，到东北去，需要时，我有一枝给他。
众：你的猎枪就不能打死人？还说了些什么？
习：李立群担心高老虎以后的工作问题，她硬说高岗是他的秘书逼死的，要上告中央。我说：我们都跟高岗犯了错误。
众：你对高老虎说：你拿猎枪，人家会说你要当刺客。这话为什么不承认？
习：没有说要当刺客。
安：李立群的揭发材料上有这件事。
习：（张口结舌。）
众：你为什么叫杨芝芳（高岗前妻）给李立群作工作？为什么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去工作？
习：动员李立群到西北工作，是因为这里有熟人，如马文瑞等，好照顾她，不是怕暴露我的问题。
众：欲盖弥彰，你是想将李立群调离北京，进一步控制她，以免揭发你的问题。
众：你反毛泽东思想都表现在啥地方？
习：以前与高岗一起反党、反毛主席。以后就是策划编反党小说《刘志丹》……。
众：你学毛选不？你为什么不给下级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习：也学，不经常。毛主席指示每次都传达了。
陈煦：习从来不读书，不学习，不看书。并说：只要有实际经验，处理问题自然合乎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观点。习很少传达主席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
习：过去在工作中实际是这样的。在工作中很少看主席的著作。五四年以前，政治局决议，毛主席指示都传达了。在五四年我主持文委工作时，有一次传达毛主席在政治局讲话后，邓小平责备我说：“仲勋，你给干部传达些什么？这样好不好呀？考虑了没有？”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向下传达主席指示了。
众：你为什么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
习：我当时认为邓小平的话可能是对的，同对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相当以后的总书记，是我的直接上级。
陈：习还说过：高岗一贯未犯过错误，经常宣扬高岗。
众：你为什么宣扬高岗？怎样吹捧高岗的？
习：三三年在陈家坡会议上，提议让高岗在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作政委。三四年高岗因在甘肃正宁县南雨村强奸妇女被撤职，由张秀山代替。张秀山当政委打了败仗，大家让我当政委，我说高岗有经验，还是让高岗当了政委，三五年高岗去西北工委时，我曾给写过一封信，我在信上说，你给我们留下这块根据地，以后不管怎样艰苦也要保住。
众：这是篡改历史，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众：你的反党野心表现在什么地方？
习：三七年吹捧高岗为了向上爬，抬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高走后自认为是西北的领袖，西北的山主。五二年到中央就和高饶反党集团混在一起。五五年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查，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蒙混过关，当时把关的是邓小平。五九年上海会议叫我当副总理，反党野心又抬头了。支持李建彤写反党小说《刘志丹》，为此开过一次座谈会，我系统讲过一次话，讲把刘志丹写成成熟的革命领袖，写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虽然没有讲写高岗，实际上高岗是用了化名，写了高的事实我是同意的，这就是为高岗翻案，用死人宣扬活人，宣扬自己。五八年到西北来，××批准的，到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回到北京
。一方面了解大跃进情况，同时宣扬自己，扩大影响。
众：你在攻击三面红旗方面都搞了些什么？在铜川都讲了些什么？
习：在铜川一个农村大队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比外国的工人都好，要是在外国早就造了反了。”“外国”是指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铜川矿上讲：⒈政治工作差，⒉口粮差，配备杂粮多，⒊人口流动大。李启明同去，叫我给中央煤炭部反映。
众：这是在作反革命舆论，煽动群众闹事，搞匈牙利事件。
众：你说过“高岗把情况估计错了，他没你在西北影响大”这句话有没有？
习：说过“高岗没有我在西北影响大”，当时陈煦、薛和P在场。
众：四四年在高干会上说过啥？
习：（吱唔）
安：四四年绥德分区学习小组的组长是李井泉，副组长是习仲勋，他在小组上讲：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白区损失１００％，苏区损失９０％，只剩下陕甘宁边区，并说，我们从实际中摸索出一条正确路线。
习：我，我说过。
众：你都写过那些文章？
习：在西北写过“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众：是怎样写成的？写了些什么？
习：我指示，陈煦执笔写的。
陈：我写了第一稿习说不能用，后来赵守一、习仲勋等讨论拟出提纲我写的。名义上纪念党成立三十周年，实际用大量篇幅宣扬陕北党的正确领导，宣扬了高岗和他自己，篡改党史，否定毛主席正确领导。这篇文章和高岗在四二年高干会上论调一样，对西北干部影响很深，流毒很广。
众：是不是这样？你给陈煦说了些什么？
习：是这样，给陈煦说些什么，不记了。开始陈写，以后我口述拟了一个提纲，在文章中突出了高岗。
众：你给陈说过什么？你到底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高岗走？
习：确实记不清楚了。意思是陕甘边区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路线，现在看来是反对毛主席。
众：你在什么地方蹲过点？
习：去北京后，六一年四月—五月，在河南长葛带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调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众：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习：主要是反三风，给中央写了报告：⒈食堂不能办，⒉炼钢铁浪费劳动、燃料。
众：说你放的毒。
习：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的太开，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说过：我看到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都拿去炼钢了，把耕犁也炼了铜。……
众：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习：赞成自留地。
众：你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写道：农民夜里在自留地里干活，真是披星星、戴月亮。过去夜里干是我们命令的，现在完全是自愿。两个夜战不同，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种新气象。写过没有？
习：写过。
众：你在长葛说：“县委干部说，上面的政策不要说群众不信，我们也不信。群众说，政策是老婆的牙，活落的很”。说过没有？
习：说过。
众：你这是假借群众，干部之口，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众：把三反分子习仲勋带下去！
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习仲勋！
陕西师大八一战斗队批习组整理
图：这儿子真不像他爹……是亲生的吗？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u3rxkt7zqn7ebtdfa6purxjvq2a/production/ad3eecd76b53a3f7c05316d0e78d7fc2bf49e7c283eac5875d42c3ab52d5e8cc.JPG

2024-10-04 07:36:11

1959年（左大玢才16歲——筆者），左大玢在湘劇界已小有名氣。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們到湖南省交際處（現在的長沙市湘江賓館）演《生死牌》。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領導人來了。果然，當她登台表演時，發現了台下竟有毛澤東！……
戲剛演完，又開舞會。那時左大玢還不會跳舞，她打算卸完妝早點回家。這時有人悄悄告訴她：“毛主席可能會來跳舞。”她一聽，馬上改變主意，直奔舞廳。這是她平生第一次進舞廳，心裡不由得有些緊張。剛坐下一會兒，一位女同志走過來問她：“你是演王玉環的吧？”左大玢點了點頭。這位女同志又說：“毛主席看了你的戲很高興，等會兒你陪他跳舞吧。”能當面見到毛主席，這當然是做夢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會跳舞，她怕在毛澤東面前出醜，因此有點兒猶豫不決。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說：“你還不會跳吧？沒關係，我找個人教你，很容易學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澤東的衛士，姓封。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轉了幾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門道。要她陪毛澤東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攝影師侯波。兩個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過來問：“學會了嗎？”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廳的一側走。一站定，天啊，她發覺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澤東面前！左大玢激動不已，手足無措。毛澤東笑着說：“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動，這也是一種體育鍛煉。”左大玢撲哧一聲笑了，然後隨着毛澤東跳起來，但她一直低着頭，不敢看毛澤東。一曲舞跳下來，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此後，毛澤東每次來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給毛澤東唱戲或陪他跳舞、聊天，漸漸地與毛澤東就熟悉起來，見到毛澤東時再也不緊張了。……
每次毛澤東來湖南，工作之餘舉行舞會時，毛澤東第一個請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書記的夫人，第二第三個分別是湘劇院著名表演藝術家彭俐儂和劉春泉，第四個就是左大玢。警衛員們和當時的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強怕跳得太多會累着毛澤東，便悄悄地給左大玢布置了一個任務：“主席很喜歡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幾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發上休息會兒。”（黃禹康，《“觀世音”與毛澤東的忘年交》，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年09月07日）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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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4 07:35:06

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得圍繞毛澤東的行止和作息時間轉。我們都知道毛有晚上工作的習慣，所以不管白天黑夜，凌晨以前還是以後，只要他要召見誰，誰都必須到，北京大學中文系蘆荻給晚年的毛澤東講古詩古文，往往都是深夜凌晨以後；在專列上想開會了，與會領導都必須從四面八方趕到專列上來。1958年11月，通過《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間題的決議》的著名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是在專列上開始舉行的。（才鐵軍《毛澤東專列的故事》載《海內與海外》1996年8期）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澤東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期整整7天。就連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代表大會，開幕式都定在下午三點舉行，據說是要等毛澤東睡醒了才能開始。（見孫貴頌《毛澤東的專列》，載《雜文月刊》 2010年05期）
前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作息時間差不多都是“黑白顛倒”。這大約是順着毛主席的工作習慣，基本上中央領導人都是這個習慣，到華國鋒的時候才變。“最苦的是中央辦公廳，夜裡陪主席熬夜，白天還得上班啊。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跟我說過，他那十幾年一天都是上四個班。”……（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rnosu4ezpushvjvgyb3ny25t3a/production/d1dce3351854ae0a0cd1d9aea04fe02eef55ec992aa2ba728d46d9c070ddb0dc.JPG

2024-10-04 07: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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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红二代掌权的政治资产
掌权的红二代用“红色信仰”、“江山意识”、“大局意识”来为自己崇毛辩护，统统不过是托辞，是为了共同分享权力的盛宴。其中最有象征性的莫过于前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请毛的家人，毛、刘两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她还特别以“毛的学生”在韶山毛纪念馆留言。难道她真的忘了刘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惨死的，忘了自己备受屈辱的经历了吗？当然不是，她这样做，就是为了从政治上给刘源的上位铺平道路。
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对这种做法心有灵犀，为了上位，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习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参观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薄熙来被发配重庆，为了重回北京问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来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党内正资产，要回到毛。他搞“唱红打黑”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总之，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领路人，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掌权红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来源于此。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2024-10-04 07:32:48

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清理毛的文革遗产时，除了所谓“理想主义”的问题外，毛还有另一个迷惑人之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这种说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的工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认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毛的文革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深得马克思、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精髓，同时又带有毛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阶级斗争、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和斗争哲学的语录成为最高指示，风靡全国，诸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造反有理”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乃至“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在毛歪理邪说的蛊惑挑唆下，整个中国一片红色恐怖，成了人间地狱，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义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游街示众，私设牢房，血腥杀戮，冤狱遍于国中，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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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4 07:30:53

杨思安悲观预言，中国恐走回80年代锁国的老路，因为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实验已告终，，但若持续下去，长期恐不利中国经济发展，也会陷中国人民于“穷化”的过程中。
在中国，只有权贵阶级才能享受到经济红利和照顾，穷人阶级不仅难得到资源，也未受到妥善的照顾，而且中共统治的社会主义下，人民至今都只有有限的经济自由，完全没有政治自由。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戏剧表演，给国外商人看”，很多像她一样的外国人“盲目地参与”。
1989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让西方国家看清，中共不会放弃它的统治权力。但各国跟中国的商业往来已涉及太多金钱和利益，这么多年来，“(跨国)公司也好，西方国家领导也好，很难分清利润和道理”。
改革开放是中共为了向全世界吸金的一个短期措施，只要钱够多了，中国不一定会继续参与国际社会，或者开放到一定程度威胁到中共的统治权时，中共就不会再开放。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开一个窗户，会进来阳光、空气，但也会进来些苍蝇”，，邓小平言下之意就是，“窗户是经济开放，苍蝇是一些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反应”，换言之，她说，改革开放的后遗症若危及中共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例如，人民上街声索政治自由和参政权，中共必然会向左转，紧缩社会控制，甚至终结改革开放的进程，因为中共的思维永远是政治优先于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现在到了反转到退的阶段，因为如果中国若持续开放，需要深化很多改革，例如，户口解禁让劳动人口可以自由移动，但这些都不是中共愿意启动的改革，包括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图-美国之音“中国洋媳妇杨思安：中国改开只是演给外商的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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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2 07: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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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屎
张大发告诉笔者：“我当农村教师的时候，有人就指著一个老汉说，这个老汉吃过人屎。，有一天，这个老汉就拄了个棍子，摇摇晃晃走到村外转，找到一块冻硬的人屎，就拿回来，在炉子上烤一烤，烧着吃掉了。吃了以后，就不那么饿了。，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要找干部拉下的屎，人家是吃下粮食的，品质高，能养活人。这老汉算是活下来了。”
笔者在通渭也听到同样的事情，大牛沟有一位妇女，家里人都饿死了，女人已经饿得饥荒面瘦、发黄如草，村里来了干部，人家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步步不离，等那些干部一解完手，她就去抢人家的屎吃。她是大饥荒过后的幸存者。
静宁县贾河乡六十八岁的宋宏仁告诉笔者：“我不害怕你笑话，我的三娘就是吃过屎的。人家队长的娃娃巴（土语：拉）了屎，她捡回来晒干了吃，我看见的，我看见的。”笔者问：“队长娃娃在哪里巴屎？”“在门口，我三娘就等著。人家队长家能吃饱。”宋宏仁并说：“饿死人的时间，队里仓库里有粮食哩，我看见的，就是不给人吃。人饿死着呢，人家卖余粮着呢。”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民饿死四千万到五千万，出现人吃人，人吃屎、人吃老鼠等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屈辱、最非人的一页，是必须记录的、必须揭露的、必须控诉的。
---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作者：依娃

2024-10-02 07: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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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
筆者來到通渭縣雞川鎮採訪，，聽老人們說這個村子當年一到晚上，隊長就帶人給家家戶戶上鎖、貼封條，不允許已經餓的奄奄一息的村人掐穀扭穗偷吃活命。大兵團到各家各戶搜糧，翻箱倒櫃、挖地三尺，砸炕撅灶，把沒有糧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隊的勞改隊勞改，辱罵拷打，好多人不是被打死在勞改隊，就是餓死在勞改隊。那時，公社、大隊都有自己的勞改隊，可以任意對社員打、吊、潑、跪、扣飯等等刑罰懲處。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2024-10-02 07:59:01

十萬婦女從甘肅逃荒賣到陝西
今天，有「陝甘一家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這些民間說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幾年之內，從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隴西等地縣有八萬到十萬的婦女逃荒要飯到陝西的寶雞、武功、興平等地，和當地的男人同居。她們當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餓死了，沒有辦法生活，帶著年幼的孩子出門找活路。有些是已經嫁人，但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男不保女，讓兒子吃，餓死媳婦去。」女人被餓得跑出來。也有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父母沒有辦法，對她們說「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來一條活命。在家就餓死了。」於是，很多婦女在人販子的帶領下、或者成群結隊的扒火車、扒煤車、扒油罐車來到當時條件相對好一點的陝西省，奔她們唯一的出路，嫁給當地男人生存下來。
現年七十七歲，落戶在戶縣的王秀英老人說：「我那時候已經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給吃的，把一個兒子餓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個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編了個謊「放開手，媽媽給你要饃去。」就抱上一個剛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歲的娃娃往陝西跑。」
但是，在當時嚴控的政策下，這些因為饑餓不得不逃荒乞討的婦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車上趕下來，被強制收容，有些人就餓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見「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有兩個、三個人死了，被抬出去。我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我是沒有辦法，回去還是餓死。」被收容後的王秀英，被派去幹活，不然連一碗熱湯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來，放在草地上的女兒已經餓死了。她祈求看門老漢給扔掉，老漢不願意，說是一條人命。沒辦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兒扔到麥地裡。
來到陝西戶縣，媒人一連給王秀英介紹了三個瞎子，王秀英氣的大罵：「你們陝西男人都是瞎子嗎？」最後她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二十多歲的男人，在陝西生活下來，生育了四個兒女。
戶縣七十多歲的張海花說：「把我就換了兩斗玉米。我不愛這個地方，想老家，但回不去了。」興平縣七十一歲的李淑芳老人說「一下火車，就有這裡的男人等著。兩個人見面，男人說「跟我走，我家裡有吃的。」女人就跟上去了。我就是這樣來的。」十六、七歲就被人販子領來的王秀英說「人家人販子把錢一拿，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就天天哭，天天哭，什麼辦法都沒有。」
一九六二年，甘肅和陝西雙方在陝西西安開會，制定出《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把一些留陝婦女遣送回原籍甘肅，有兩萬多婦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婦女和留在陝西的婦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肅或者陝西，母子骨肉分離，天各一方，是她們心中永遠的痛。
陝甘一家親是用血、淚、生命凝集在一起的。當時陝西男人的善良、厚道，的確是收留了數萬甘肅逃荒婦女和他們的孩子，扶養他們長大成人。是大饑荒中令人感動的人性光輝。
---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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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2 07: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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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辦公廳的指示，京城名剪王子清等人前往滬上，挑選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裝技師進京，組成了”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專為中央領導人製作服裝。技師們對外統稱”中南海工作人員“，日常通信也必須遵守保密制度，外出還要特別批條。他們獲知，服裝加工部的首要任務，是在八大召開前為毛澤東設計合體的着裝。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為毛澤東製衣的任務。中央辦公廳人員再三叮囑他，這是高級機密。
半夜12點，工作人員帶領田阿桐來到中南海書房。出於安全考慮，他只能站在毛澤東5米開外”目測量體“。但憑着豐富的經驗，田阿桐一次目測成功。（王緢，《中國的”紅色裁縫“》，《南方周末》，2011年4月7日A03版）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2024-10-02 07:56:54

如果仔細看一看原廣州軍區司令部動員部部長遲澤厚《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之一：汪東興交待為毛澤東建新居》和《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之二：“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修的”》，相信大家對毛澤東 “住之簡約”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僅摘錄一小部分內容：
經過1萬多名部隊官兵和幾千名工人不分晝夜的苦幹，包括南湖和松園新建的5組房子以及省委小島1號樓、雞頸坑改建工程在內的“705工程”，終於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鋼材8450噸，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萬噸，石料8.97萬立方米，沙子5.42萬立方米，紅磚2500萬塊。動用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共28個營、1.2萬人，運輸汽車458台，各種施工機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還僱請民工3000人。
整個工程經費開支約4000萬元。如果考慮到很多物資、材料都按內部價格結算，還有許多物資設備是無償調撥以及主要是由部隊施工（無人工費支出）等因素，這幾千萬元只不過是實際開支一個零頭兒。
工程堪稱高速優質。如此龐大的工程，僅用1年稍多一點時間。……主房最大房間面積400多平方米，室內最高處8米，其餘房間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進入房內都有一種渺小的感覺。房子的堅固程度主要着眼於應付突發意外情況：外牆可以抗住1發85反坦克炮彈的直瞄射擊，屋頂能防口徑最大的160迫擊炮彈；坑道、隱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有人戲言：萬一發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轉180度，也保證不會散架。……
1971年8月，毛澤東離京乘火車南下，向一些“諸侯”“吹風”，挖林彪的“牆腳”。8月底，在長沙接見廣州軍區和粵、桂、湘三省區主要領導人丁盛、劉興元、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等人。接見過程中，丁盛曾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報告：“主席，給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廣州過冬。”
毛澤東只是簡單地說：“好嘛。”並未感到詫異，更沒再往下問。這表明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
1972年10月2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決湖南問題……周恩來順便講到了南湖房子問題。他說：“主席讓我給大家打個招呼。主席說：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負責修的。過去，我在廣州白雲山有一棟房子（按：即雞頸坑），但是，以後住了外賓，才叫東興另外選址再修一棟。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設計施工的。”
“4000萬元”在當時是個什麼概念？1970年末，國家財政收入662.90億元（見陳如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大事記》，P317）；1970年末，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是3.36億元（見《當代貴州大事記》，P342）；1970年末，貴州省銅仁地區財政收入僅1815萬元（見《中共銅仁地區歷史大事記》，P208）。4000萬元，相當於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的1∕8，銅仁地區財政收入的兩倍多。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麻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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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1 03: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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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2024-10-01 03:24:10

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
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
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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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1 03: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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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利比亚采访归来的女记者谈感受，她说，一个国家，个人的挂像越多，这个国家越危险。在利比亚，无论街头巷尾，还是庄前村后，无处不悬挂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像，人们一集会就举着他的画像。现如今，这个到处悬挂个人画像的国度——更准确地说是政权，果真已经消亡了。
比如苏联，斯大林的画像遍布街头巷尾、村落地头，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城市村庄难以数计。后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巨幅画像树立在红场上，与列宁的画像并列起来，人们称之为“两个‘伊利奇’”（列宁和勃列日涅夫全名中都有“伊利奇”）。还有罗马尼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也喜欢到处悬挂个人画像，全国各地挂了多少画像没有人说得清。群众集会时，共和国广场上汇聚成的一望无际的人海上，他的画像多得只能用“飘浮”这个词来形容……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些国家的政权没有一个不被颠覆。
个人挂像的多寡，是一种执政理念、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制度体制的外在标志。个人对于国家不谓不重要，但视为空前绝后的重要、绝无仅有的重要、如同救星的重要，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就可能肆无忌惮地操控国家。于是整个社会也只能由他一个脑袋思维，其他所有人的脑袋必须停止转动。这显然不符合物理逻辑和社会逻辑，这个人即使曾有天大之功，也迟早远离人民，甚至为人民所唾弃，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个人挂像越多的国家政权越危险
作者：张心阳

2024-10-01 03:12:43

我们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观礼台接受老人家检阅的非他们莫属。接着，他们大开武戒，把学校的领导和一些有历史问题教师打入劳改队，剃了阴阳头，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校长书记们都被整得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看见学校的一位女书记被剃了光头，成了小尼姑的模样。而从街道上抓来的黑五类，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内心并没有升起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而是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现在反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己当时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只是斗争、斗争、斗争，是对敌人要向严冬般冷酷无情。喝着狼奶长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那是一个争相革命的年代，在学校里，轮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参加“革命”，跟着年纪大一点的学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我们那个院里，不过100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书籍，就不下万册。有外文书，也有古书，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经历了反右之后，已经是惊弓之鸟；这次运动来头更大，全楼弥漫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大家巴不得主动交出一点“四旧”过关，也顾不上心疼书籍的价值了。
---丁东自述：精神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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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1 03:09:33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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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1 03:04:53

文革中那阵奇怪的芒果疯
1966年，毛泽东号召红卫兵造反。1968年夏天，红卫兵派系争夺权势，持续武斗。为了压制一下他煽起的这股势力，毛泽东派三万工人进入清华大学。学生抵抗，发起攻击，造成5人死亡，700余人受伤。最后学生投降。
为了向工人表示感谢，毛给他们送来一篮子芒果。这是前一天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带来的礼物。
芒果，引发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曾经详细研究记录芒果故事的历史学家弗里达·莫克（Freda Murck）说，“当时中国北方没有人知道芒果是什么。所以工人们整夜没睡，看、闻、摸，琢磨这个神奇的水果是什么。”
“与此同时，他们还收到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说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得到这种认可让他们非常兴奋。”
这次权力从学生向工人、农民手中的转移，缓解了当时的无政府状态。莫克说，“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他们认为，毛总算干预混乱、任意的暴力，芒果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进驻清华的工人之一张奎（音译）说，他们单位收到一个芒果，引起激烈辩论。“军代表双手捧着芒果来到我们工厂。我们讨论该拿它怎么办：切开吃了还是保存下来。最后我们决定保存。”
“我们找到一家医院，把芒果放在福尔马林溶液里，做成了标本。那是第一个决定。第二个决定是做蜡芒果，每个蜡芒果都有玻璃罩。做好了，革命工人每人发一个。”
工人们要庄严、虔诚地拿着芒果，否则会受批评的。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王小平（音译）收到一枚蜡芒果。真芒果有更大的用途。王小平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中，工人代表把真芒果送到机场。他们包了驾飞机，将一枚芒果送到上海的一家工厂。
有芒果开始烂了的时候，工人削了皮、把果肉放在一大罐水里煮，水成了“圣”水，每人尝一勺。（据说毛听到这个细节时笑了）。
剑桥大学讲师亚当·周（Adam Yuet Chau）认为，“芒果不仅仅是毛主席给的礼物，芒果就成了毛主席。”
当时流行的诗也反映了这种心态，比如，“看到金芒果，仿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芒果游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红卫兵砸了寺庙神坛，但是，摧毁文物比消灭宗教行为要困难得多。不久，芒果也成了表忠心的对象，一些仪式模仿古老的佛教、道教传统。芒果甚至还被摆上祭坛，工人要冲着鞠躬。
他们并不知道，毛其实不喜欢水果。他们也没担心，毛不过是把收到的礼转手。
芒果也成了共产党宣传部门的一份“厚礼”，他们迅速生产出一系列芒果主题的日用品，床单、托盘、脸盆，芒果味儿的香皂、香烟。1968年国庆节游行彩车上也出现巨大的芒果模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芒果都如此痴迷。艺术家张洪图（音译）就向我讲述了他的疑虑。“报纸上登了芒果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滑稽、愚蠢，荒唐。我从来没有吃过芒果，但我知道芒果是水果，任何水果都有坏的时候。”
但是，那些公开表述怀疑的人受到了严厉惩罚。一位乡村牙医把巡游的芒果比作红薯，被当众羞辱，判了死刑。
一年半之后，芒果疯降温了。没过多久，停电时人们开始用丢弃的假芒果当蜡烛。
1974年，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带着一箱菲律宾国宝级水果—芒果—去送给中国。毛的妻子江青试图重燃昔日那阵疯，她把芒果又送给了工人。工人们举行了仪式、表示了感谢，但是，江青显然缺乏丈夫那种政治时机感。
转年，毛病重，也没有明确的接班人。江青下令拍摄电影“芒果之歌”，来借此巩固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发行不久，江青就被逮捕，影片停止公映。
这成了芒果故事的最后一个篇章。
---作者：BBC本杰明·拉姆（Benjamin R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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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30 19: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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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文人相轻推向了极致：文人相杀。

2024-09-30 06: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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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
三人小组(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錫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月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纵观以上过程，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十分微妙。,,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2024-09-29 0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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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顺便一提的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不错，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试问，同是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发动文革吗？同样，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吗？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高文谦：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

2024-09-29 03:59:31

蒋祖权：历史不应忘记这些文化名人曾经的丑陋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开除。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会议，他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报告了胡风的罪行，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
其中——大教育家［叶圣陶］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其中——大作家［夏衍］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夏衍和胡风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
其中——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的发言，是从分析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开始的，揭发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鲁迅和周扬的关系，鲁迅和夏衍的关系，从历史上找到了胡风的反革命证据。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应该作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冯雪峰成为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第一人——冯雪峰的建议，不仅用到了胡风身上，最后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其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其中——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
文化界的公开批判之后，各界名流为了表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强烈愤慨，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胡风］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请依法处理胡风》——作者：郭沫若（无论批斗谁，基本都参加）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钱塘江大桥主持设计建造者）
《看穿了胡风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等）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作者：冰心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作者：巴金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作者：曹禺
《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作者：焦菊隐
《胡风——阴谋家》——作者：田间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庐（国学大师）
《缴下胡风的剑》——作者：高玉宝（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半夜鸡叫）
《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作者：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作者：陈垣
《敌人在哪里？》——作者：丁玲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作者：丰子恺（画家，书法家，翻译家）
《我的愤怒已达极点》——作者：赵丹（演过林则徐）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作者：林巧稚（1901——1983）
《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作者：剪伯赞（历史学家）
《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作者：冯友兰（哲学家）
《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作者：钱伟长（科学家）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作者：马思聪（音乐家）
《坚决镇压胡风》——作者：常香玉（艺术家）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作者：于伶（剧作家）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作者：王光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来被单人关押到监狱，直到1965年底才正式宣判。
——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
——1965年胡风出狱，1967年第二次被捕入狱。
——1978年胡风出狱，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
——1985年胡风病逝。
——1986年胡风第二次平反。
——1988年胡风第三次彻底平反。
至此，胡风案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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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9 03:55:50

在1958和1959年，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想成为中国的千古一帝，头脑发烧，神经错乱，相继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和反右倾等运动，结果造成饿死三千多万农民的巨大惨剧。毛泽东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当他得知这个惨剧的真相之后，既没有悲痛，也没有自责，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下面的各级干部，说是因为许多地方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是这些坏人破坏造成的。而刘少奇还是个有人性、有良心的人，虽然他积极追随毛泽东搞大跃进，在庐山会议上配合毛整彭德怀，对大饥荒的发生也负有重要责任，可是当他得知大饥荒的惨况之后心慌了，坐不住了，觉得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他找到毛泽东，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记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却斥责道：“你慌什么？稳不住阵脚了？”
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教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根据刘、邓的指示，彭真指派北京市委的邓拓等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查阅了大跃进时期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与讲话，分析造成重大失误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畅观楼事件”。此事极大地触怒了毛泽东，所以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他就先拿北京市委的邓拓、彭真等人开刀祭旗。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泽东大为不悦。刘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这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刘少奇可能会在他死后否定三面红旗，会象赫鲁晓夫那样做反毛的秘密报告，清算他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用江青的话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憋了一肚子气。”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下定了打倒刘少奇以绝后患的决心。
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实际上要打倒刘还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因为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如果找不到过硬的罪名，在党的会议上就很难把刘和一大批追随者打倒。善于和人斗争的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才能打倒刘少奇，这就是依靠群众运动。文革开始后，毛利用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把全国的大学搞乱，然后他躲到外地去，让刘、邓派出工作组到大学。然后他看准时机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给刘、邓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乘势召开8届11中全会，以刘犯路线错误为借口，把他从党内第二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仍保留常委），把林彪扶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后来又鼓动红卫兵多次批斗刘少奇。再后来又把重病在身的刘送到河南，直到折磨至死。刘少奇的众多老部下和支持者也被毛发动的群众运动纷纷打倒。
---老贫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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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9 03:48:58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李菁：殉道者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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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5 01:31:21

我曾经在《百年风雨》中说过，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在于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说周恩来什么都是，他当过演员，做过学生领袖，投身政治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两次城市暴动，组创过中共的情治系统，担任过中共的军事首领，主持过中共的统战，成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终身的总理之职。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他求学时代没有读书能力，整天沉溺于演戏，或者与同学缠缠绵绵，无论到日本还是到法国、英国，都没有留学的求学能力，最终不得已，才投身政治。
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并非是资历很老能力过人，而是凭着共产国际头领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绍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参与并领导的两次暴动，全都以失败告终。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统的创建过程当中，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有个钱壮飞，才得以死里逃生。至于在所谓苏区的反围剿之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平淡无奇。周恩来最拿手的应该是他的统战本事，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以过人的统战能力为该党凝聚了广泛的人脉。周恩来在人际关系上的凝聚力，在中共历代首领中无出其右。只是那样的统战，说穿了无非是哄骗、笼络、收买、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过河拆桥。这不要说在旁观者看来不上台面，就是周恩来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至于作为总理的治国能力，周恩来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邓小平实干。即便作为红色外交家，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有说，周恩来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涂；说穿了就是只知沉缅于琐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来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格特征所证明的乃是，周恩来其实终其一身都是个演员，能够将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于那些个角色到底做了什么实事究竟有无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当中耍流氓比横，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种戏子特征，天知地知，周恩来自己知毛泽东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戏子人格，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拿捏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终其一身都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欺负的根本原因。
---李劼：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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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2 05:03:41

与林昭很有关系的《星火》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其核心成员是兰州大学的右派，这些成员多因写文章揭露三年大饥荒的实情，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集团”，或被枪毙（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或坐牢服长刑，九死一生，，
《星火》杂志只出了一期，第二期尚未出版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参与者许多人抓，即令暂时躲避掉了的张春元，稍后亦被抓，最后惨遭枪杀。
张春元的《粮食问题》也切近问题的实质，他先是不点名的批评了《人民日报》的虚假浮夸。“那家自称是‘人民’的报纸也不知依据什么，说：大跃进的58年粮食产量翻一翻（番），比1957年增产一倍！总产量7500亿斤，每人平均1200斤；瞧！‘奇迹就出在这儿，一个人每月有100斤口粮还喊不够，还叫喊紧张，无怪乎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说：总在人们的食道上‘抓的很紧很紧’了。”增长如此之多的粮食，却饿殍遍野，只要小学算术就可以算度出其撒谎之无耻。紧张着张春元便剥皮式的将四九年后的统治实质揭穿：“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的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收刮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
至于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就说得更为直白：“人民公社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是‘广大人民的殷切愿望’，而是独裁分子主观臆造的产物，是独裁分子为了保持其独裁地位而倒行逆施的结果”。具体到公共食堂和户口，他说到：“如公共食堂就是用饥饿来进行强迫性劳役的一种工具；户口手续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卖身契；加工加点的实质是一种苦刑；粮食限量就是一种逼性的慢性自杀。”五八年推行的户口制度，实际上在大饥荒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浪的作用，凡是外出逃荒者被抓回来，不是打死就是饿死，侥幸活下来者极为稀有。将大饥荒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来进行思考的人，至今仍属稀有，张春元至少从整体上看出了这里面的内在关系。
---冉云飞：反右与大饥荒的关系：以《星火》为例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wvc6l2kpek6fkttaruqyawaoela/production/0df87ddf1d6c1057a185ec5f65d6cb11e5064a5d2b58016ecb91c2d363175a95.JPG

2024-09-22 05:01:20

打倒刘少奇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先得让他犯个路线错误，按中共的规矩，只有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才能打倒。于是毛泽东做了个局。1966年5月16日发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叫全国大专院校停课闹革命，把学生发动起来。往哪冲呢？五一六通知说是“三里”“五界”。“三里”是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走资派”，“五界” 是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反动权威。
这样一来，打击面就非常宽了。从本班老师和本校校长揪起，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都可以揪。社会就乱了。后来又鼓动革命小将“破四旧”，红卫兵走上街头。那天我作为观察员在王府井巡视，抬头一看，电线杆子上一个“勒令”，禁止下象棋，说象棋这东西，舎车马，保将帅，反动！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一看，化妆品柜台被砸了，说这是“香风臭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四联理发店，一位女士出来，刚烫的头发，波浪式大花，一个女红卫兵，冲上前去，在头发上就是一剪子，这位女士要抗议，又挨了两皮带，也不敢说理了，拔腿就跑。清华园浴池，一个老头围浴巾，抱着脑袋跑出来，后面的红卫兵提着皮带追着打。理由是他们叫工人搓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景象。
面对这个局面，刘少奇决定要管，不能让社会成为无政府状态。在首都，向各个大专院校派了工作队。我就是工作队一员，我们是派往文化部所属艺术院校。在中央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辩论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就在场。刘诗昆上台发言被打，是我们工作队给救下来的。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过神仙日子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假如刘邓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抓，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是料定刘邓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派斗争，地方各级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券，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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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2 05: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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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的轻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辛子陵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

2024-09-22 05:00:15

“三面红旗”使毛泽东遭到了几乎毁掉自己一世英名的惨败。为了使大家有一点感性认识，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谓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
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3分，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换不回口粮。全队224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
在旧社会，多狠毒的地主，是周扒皮，还是黄世仁，都不会这么干。奴隶社会奴隶主也得让奴隶吃饱饭，没听说强迫奴隶劳动不管饭，还让奴隶倒贴伙食钱的。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种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对“一大二公”的报复。国家斩断了农民和土地和粮食的任何联系，破灭了农民勤劳致富的任何希望，他们怎么会有劳动积极性？极左路线到此并没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还不够，还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母鸡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场）多卖几角钱买灯油买盐都不行，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低价卖给供销社，拿到国家手里。国家的触角就这样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几个鸡蛋。这就是毛泽东按照列宁的指示，要消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农民当然要反抗，当他们退社的要求被镇压后，他们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和多劳多得挂钩，和个人利益挂钩，是部分地“重建个人所有制”。但毛泽东不允；为了一个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基层，多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了3年，饿死了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1万多人毛泽东制造的这场人祸的死亡数字，比历朝历代因天灾饿死人数的总和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是根本道路的错误，是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应予彻底否定。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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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9 07: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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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他真尸应该已经腐朽了，所以现在整个中国都糜烂着他散发的那种腐臭味儿。估计这也是这种气味儿的最后一哆嗦了，很快就会被大自然消灭掉。

2024-09-19 07:28:09

“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81斤，1976年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分别低28斤和26斤，食用植物油人均1966 年为3.5斤，1976年为人均3.2斤，1956年则为5.1斤。从穿的方面看，1966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为20尺，1976年为23.7尺，而 1956年则为29.2尺，1968年每人平均只发9尺布票。从住的方面看，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百分之9.1，而文革中只占百分之 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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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9 07: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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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尸能永久保存吗？
为了遗体长久保存，在死後两小时就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管，包括最细微的小血管冲净；然後注入福尔马林和凝固剂。毛去世後，对毛的遗体最初只进行了一般性处理，血液没有及时放掉。以後再想按部就班去做，已经不可能了。这就给遗体的长期保存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由此看来，毛尸的保存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毛的水晶棺虽说是密封的，但工作人员不时需要将手伸进去替毛的遗体整理衣服，因此难免有细菌渗入。加上遗体长期暴露在气态中，更会加速细菌的污染。
据参加过毛尸保存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朱培康透露，1999年，毛的遗体曾经差点腐败变质，纪念堂因此暂停开放。经过全力抢救及修补，毛尸总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毛尸的保存，实质上是专家们同细菌和氧气的长期斗争。细菌和氧气无时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而专家们只能处於被动防守的地位。套用句辩证法的术语，遗体的保存是相对的，而遗体的腐烂则是绝对的。因此，毛的遗体不可能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保存技术再先进再完善，也只是延缓遗体的腐败而已。朱培康认为，按照中国现有的技术，可以将毛的遗体保存50年。
从上述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来看，现在还不是重新决定毛尸命运的时候。毛泽东的遗体，摆在北京的中心已经二十多年。且让它摆在那里，以後再说吧。
但愿从今往後的中国，再也不要劳民伤财，搞什么保存领导人遗体的“一号工程”了。果能如此，则中国幸甚，民族幸甚，百姓幸甚。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王自勉

2024-09-18 03:23:07

毛尸的最初处理
毛去世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以供吊唁和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只需进行一般性的遗体处理。於是，毛在中南海的住室兼病室，改作了临时太平间。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被连夜召来。他们从毛的股动脉向遗体内灌注了两升福尔马林，以防腐烂。
遗体保存15天，意味著追悼活动结束後，毛的遗体将被火化。中共政治局这个决定，应该说是符合毛的意愿的。毛生前号召火葬，1956年他带头，在关於领导人死後遗体火化的文件上签了字。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天，中共政治局又改变决定，要对毛尸作永久性的保存，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子孙万代永远瞻仰”。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包括了华国锋、叶剑英，也包括了江青四人帮。这班人究竟为何朝令夕改，内情尚待披露。
搞政治的人改变主意容易，却给医务人员出了个天大的难题。李志绥当即表示，遗体永久保存根本就办不到。1957年，他随同毛去莫斯科，瞻仰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遗体。两具遗体看起来很乾瘪，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烂了，只好用蜡来代替，斯大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的防腐技术先进况且如此，毛的遗体又如何能保存呢？他对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说：“连钢铁和木材都要生锈腐烂，何况人体？怎么能不腐坏？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几位解剖学和组织学专家听到中共政治局改了主意，也都怔住了，纷纷说：“这不可能办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李志绥说：“现在没有法子也得干，可以先查查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献。”结果，只查到一篇论述较长时间保存遗体的文献。其要点是，在死亡後四到八小时内，往遗体内灌注福尔马林。按体重不同，用量大约为12升到16升，灌到肢体末端摸上去饱满就可以了。但是专家们对此没有把握。李志绥请示华国锋，华说：“政治局现在不能马上开会，就是开会也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你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别的方法。”
於是，专家们给毛的遗体继续灌注，为了确保不腐烂，一共用了22升福尔马林。结果毛泽东的脸肿得像个大球，脖子跟头一样粗，表皮光亮。防腐液从毛孔中渗出，像是出汗，两个耳朵也翘起来，模样古怪，完全不像他本人的样子了。
毛的服务人员们看到毛的外形大变，十分不满。毛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说：“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面对巨大的压力，有的专家吓得几乎虚脱。李志绥忙说：“身躯和四肢肿胀没有关系，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脸和脖子要想办法。”於是，专家们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子，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个年轻医务人员用力稍大，把毛右面颊的表皮擦掉了一小块，吓得混身发抖。多亏了有经验的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涂在破处，总算看不出来了。
经过揉挤，毛的面部肿胀消下去不少，两耳外翘也不明显了，但颈部还是很粗。毛的服务人员又来看，认为还肿，但也将就可供瞻仰了。
---中国一号工程——保存毛泽东遗体
　作者王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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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3 03: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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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房屋也大量被拆，或是用砖头盖集体的房子，或去大炼钢铁，或是用于给土地上肥，或是因为不许人私藏粮食。公社之间还互相竞争，看谁拆的多。四川有 60-80%的房子被拆，湖南也有40%的房屋被毁。运输瘫痪，一半的森林被毁，用于炼钢。胡耀邦61年视察黄淮地区，得出的结论是，修建的水利工程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当地灾荒。冯客认为在那段时间，气候的因素只占5%。
在冯客看到的档案中，有一些是县公安局的人记录下来的死亡和暴力状况，他解释，是因为有一些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状况向上级写信告状，希望改变。他说当时的中国不只一个彭德怀。
冯客的中文同事也能拿到很好的档案资料，有时作为西方人他能看到不同分类的资料。有一次他到一个县城的档案馆，说我是某某人的朋友，对方给他搬出写着绝密的文件，他按住怦怦乱跳的心打开的时候，看到一张字条：文件已经销毁。
冯客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最终原因是一党专制剥夺了一切自由。
---荷兰学者谈他的新书《毛制造的大饥荒》

2024-09-13 03:36:10

在那个国家是一切，人不过是账目上的一个数字的年代，有的人是被故意饿死的，把口粮给能干活的人。冯客综合各种资料的结论是，有4千5百万人属於非正常死亡，被饿死和死于暴力成为显著特徵。
冯客说：“食物还是有的，但是政治上的选择，有人在决定谁可以吃，谁不可以。”
食物也成为革命的暴力武器，一些开会睡着、干活迟到、身体虚弱的人，或政治上被认为是坏人的人，是被饿死的，因为不许他们去公共食堂吃饭。
冯客：“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
在湖南，一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他的父亲被干部强迫把儿子活埋了。这个父亲几个星期后死于内疚。有的人因为偷一个土豆被头朝下吊起来，背上还压着石头。
冯客介绍，当时中国买了苏联很多设备，到期要付帐。周恩来先说：我宁可不吃饭，也不欠债。邓小平说：只要每个人少吃一口就行了。毛泽东的理论：先发制人，被谭震林在下面讲话时解释成：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
柬埔寨红色高棉当年杀害的人有2百40万，冯客说，那只不过相当于中国安徽省阜阳地区死亡的人数。
---荷兰学者谈他的新书《毛制造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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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3 02:16:56

大山无言:再议1989齐奥塞斯库之死
掌握着强大国家专政机器的齐氏夫妇，为什么一夜之间便成丧家之犬，人人喊打？——尽失民心，事情做绝。齐氏夫妇的作法，在西方国家早就该下台。然而，他们即没有西方政治的民主意识，又无东方政治的古老智慧，以为刺刀的血腥一定会让国民害怕，被处死便是必然的了！而
且，救国阵线竟敢将处死齐氏夫妇的场面电视转播，可见这对夫妇民心失尽到什么程度。
但同样是遍布武警，为什么1989年12月21日中午12点，布加勒斯特党中央广场召开的十万人群众大会上，竟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
历史应该记住这声呐喊！
这声呐喊，让一道铁幕忽啦一声碎裂了，随之而来的是海潮般的怒吼。齐奥塞斯库的声音被埋没了！对此，他目瞪口呆。密布全国的秘密警察没有一个告诉他，他己经坐在火山口上了。
军队再干什么？开枪呀！让反革命暴徒再一次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齐奥塞斯库已经让罗马尼亚人民数次领教过什么叫社会主义民主，还差这一次吗？
上帝垂青罗马尼亚人民！紧要历史关头，国防部长米列亚宁肯自杀，也不愿再下令开枪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不仅没下令开枪，反而令军队撤回军营。
历史同样该记住这两个人！
于是，党中央大厦遭到海啸般的冲击。
于是，齐氏夫妇仓促逃走。
于是，齐奥塞斯库无限感慨痛楚地说：“叛徒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埃列娜似有所悟地说：“竟然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叛徒来自我们的身边……”
是的，米列亚是“叛徒”，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是“叛徒”。但对罗马尼亚人民来说，这样的“叛徒”越多越好！
历史的偶然与历史的必然，决定了齐氏夫妇的命运;决定了他们在逃亡中没有一个人民帮助他们;决定了他们至死也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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