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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注销户口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是和在校园暴力中受难的老师一样，这十万人的悲惨故事一直在关于文革的记载的架构之外。

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 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道。但是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的“第四号通令”，可以了解到这一迫害是怎么发生的。

“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7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给出路”。这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1966年8月29日发布，就象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其时，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在各处抄家，打人，焚烧文物。8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以致尽管焚尸炉把尸体不计姓名地成批焚烧，火葬场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

这个通令制定了对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的处置方法。而当时正在疯狂进行的暴力抄家，为这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提供了实施的条件。在死亡的威胁和棍棒挥舞之下，近十万人被没收了一切所有物，被扫地出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

这十万人要么离开，要么在北京被打死。有的人当时天天被打，或者已经被关进红卫兵设立的监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离开北京和不离开北京，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没有区别。再说，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北京的红卫兵主持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逐行动，包括抄家，打这六类人，没收财产，注销户口，处理其中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在北京的火车站给这些人设立了特别的入口。红卫兵在那里把守。很多人在车站被打甚至打死。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这些人的家具都已经被没收。有些人带了衣服和做饭的用具。在广安门火车站，他们带的衣服被没收（当时是夏天）。每人只准许带一只碗，一家人只准许带一只锅，其余的炊具都被没收。

有些人在去农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打死了一个这样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人也曾经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的多具尸体，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这些人到农村后，农村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这些人中的一些，到了农村被斗争，而且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很快就死亡了。

---“遣返”，对城市和平居民的非法驱逐
作者: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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