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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打人情形比较缓和的时候，1966年年底，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北京，进行所谓“上访”，就是去“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来访接待室”（在陶然亭附近）和“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室”（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附近），申诉他们的问题，说明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不属于要遣返的人员之列，试图回京。他们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钱，只好在火车站过夜。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命令被遣送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由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结依法处理。”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比红卫兵“西城指挥部”的“六类”稍加详细。这十类人如下：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确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正（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行文可以看出驱逐对象范围之广，包括了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和“右派份子”，甚至包括了“摘帽右派”，包括了“家属”，等等。当时大量的“小业主”也都被当作“资本家”驱逐。另外，也可看出界线含糊。“表现不好”是弹性很大的词语。当时社会上的别的人竞相显示自己的高度“革命性”，宁左勿右，怎么会承认这些人“表现好”。另外，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讲，这些人被强迫离开后，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别人占据，那些人不希望他们可以返回。

后来，这些人中有的继续上诉，因为他们在农村也实在没有“出路”。但是，在1968年和1973年，这些人的行为被称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的行动不但没有成效，反而受到新的残酷打击。

住在北京东单一带的一户人家，1966年时是工人，在工厂做事，他们的“成分”在五十年代被划成是“小业主”，因为他们有400块钱的资本在一家出租小人书的店里。1966年8月他们被当作“资本家”驱逐到山东农村，多次上访无效。历尽艰辛，他们在1978年回到北京。在八十年代又不被准许参加“工商联”，因为他们的资本太少。他们的邻居只有90块钱资本，也受到一样的对待。

毛泽东死后两年，1978年，被遣返的人中的一些人再次回到北京要求“落实政策”，后来获准回到了北京。

何洁夫是那些人中永远不可能回来的一个。

何洁夫是北京农业大学的职员，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一所大学的会计。他们夫妇被列入“遣返”名单之中。在北京农业大学，1966年夏天有69个人被强制遣送回乡。

何洁夫夫妇和孩子被遣送到广西农村。1967年11月14日，何洁夫在村子里被打死。他们的只有7岁大的儿子看到父亲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后来也不能完全恢复正常。

高吉章在文革后回到了北京农业大学。

何洁夫是被驱逐的十万北京居民中的一个，十万分之一。

作者：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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