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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全网删除的财新王和岩：《嫌疑人孙任泽之死》全文。庭审中，任亭亭数度伏案⻓泣；休庭前，任亭亭突然从公诉席上站起来，冲台下⼋嫌疑⼈⼤叫：“杀⼈犯，我不会原谅你们。”被告席上⼀阵骚动，审判⻓忙出声制⽌年逾五旬的任亭亭，家住新疆⾃治区伊犁哈萨克族⾃治州伊宁市，其丈夫曾是⽼资格的警察，后因公殉职。其独⼦孙任泽， 2018 年3 ⽉27 ⽇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刑事拘留，被羁押于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族⾃治县看守所。 2018年9⽉27⽇凌晨，孙任泽在伊犁州霍城县看守所接受警务⼈员⻓达七个多⼩时审讯后昏迷，之后辗转多家医院ICU。11⽉9⽇，⼀直未能醒来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时年不满31岁。警⽅称孙任泽是审讯中要求喝⽔结果被呛导致昏迷，审讯⼈员没有责任。⽬睹⼉⼦在病床上遍体伤痕、⼈事不省的任亭亭⽆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此后五年，她顶着来⾃⽅⽅⾯⾯的压⼒，为⼉⼦不明不⽩的死四处奔⾛，终于迎来真相⼤⽩的时刻。2023年11⽉ 6⽇，⼀起警务⼈员暴⼒逼供致⼈死亡案，由伊犁州奎屯市法院悄然宣判，⼋名被告⼈犯故意伤害罪，⼀审被分别判处3年⾄13年有期徒刑。该案⼋名被告⼈⽩震华、何德富、吴学⺠、刘献永、师东华、靳博⽂、崔亮、朱⽣徳，均为伊犁州公安局及下辖各市县公安局⼲警：⽩震华，⽣于1976年8⽉，伊犁州公安局刑侦⽀队原⽀队⻓；何德富，⽣于1962年11 ⽉，奎屯市公安局法制⼤队原副⼤队⻓、四级⾼级警⻓；吴学⺠，⽣于1986年12⽉，霍城县公安局原副局⻓、清⽔河分局局⻓；刘献永，⽣于1991年5⽉，伊犁州公安局刑侦情报信息⼤队原三级警⻓；师东华，⽣于1983年8⽉，新源县公安局刑警⼤队原教导员；靳博⽂，⽣于1985年1⽉，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查⼤队原副⼤队⻓；崔亮，⽣于 1985年7⽉，霍城县公安局经济侦査⼤队原副⼤队⻓；朱⽣徳，⽣于1976年10⽉，巩留县公安局⻝品药品环境侦查⼤队原⼤队⻓。奎屯市法院查明，被告⼈⽩震华、何德福、吴学⺠、刘献永、师东华、靳博⽂、崔亮、朱⽣德，在五年前的⼀起涉恶团伙专案办案中，实施捆绑、悬吊、殴打、浇⽔等暴⼒⾏为，致被害⼈孙任泽死亡。法院认为，⼋名被告⼈作为从警多年的公安⼲警，应当能够预⻅⾏刑逼供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为了获取证据，刑讯逼供，最终导致被害⼈死亡的严重后果，其⾏为触犯《刑法》故意伤害罪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故意伤害罪。⼀审宣判后，⽩震华、何德富、吴学⺠、刘献永、朱⽣徳等五名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前在伊犁州中级法院⼆审中。 “警察说⼈是喝⽔呛死的” 任亭亭记得，2018年9⽉27⽇晚上8点多，她接到⼀个陌⽣电话，对⽅⾃称是伊犁州公安局刑侦⽀队警官崔亮，说霍城县公安局领导要⻅她，让她⼀会⼉跟他们⾛。⾃多年前当警察的丈夫因公殉职，任亭亭⼀直独居。眼看天⾊已晚，任亭亭没有应允。约半⼩时后，崔亮开着辆⾮警⽤三菱⻋来到任亭亭家所在⼩区，双⽅在⼤⻔⼝⻅⾯。崔亮说，领导找她了解情况。任亭亭坚称明天⾃⼰才能去，期间，“崔亮不断到远处打电话，时间很⻓”。六个⽉之前的2018年3⽉，任亭亭的⼉⼦孙任泽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伊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羁押在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据任亭亭介绍，孙任泽是家中独⼦，⾃幼备受宠爱，上初中时⽗亲在⼯作岗位上突发⼼梗去世，没了⽗亲的管教，孙任泽⽇渐不驯，虽然后来上了警校，但并未从警，⼀直做⽣意，开酒吧。据财新了解，孙任泽喜欢交友，往来⼤多是成分⽐较复杂的社会⼈，前些年也曾“⼏进宫”。任亭亭与警察僵持到10点半，警察坚持要⽴刻出发，任亭亭只好叫上此前给⼉⼦请的律师陪她前往霍城。邻近⼦夜，进⼊霍城县，⻋径直开到霍城县第⼀⼈⺠医院（⼜称霍城县江苏医院）⻔诊⼤楼前，崔亮让任亭亭、律师去⼆楼 ICU，⾃⼰没有进去，远处还站着⼀个⼈。后来任亭亭得知，那⼈叫吴学⺠，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队副⽀队⻓。“到ICU⻔⼝，我的腿都软了。”任亭亭说，“我⼉⼦盖着被单，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我哭着叫任泽、任泽，没有任何反应；右臂露在外⾯，⼿腕、肩胛⻣各有⼀道淤⻘紫红伤痕，深深凹下去。我⼀把拉开身上的被单，我⼉⼦全身⾚裸，左臂打着夹板，⼩腿⼀道道伤痕，好多⾎痂，睾丸处红肿……”任亭亭说，后来她才知道，肩胛⻣和⼿腕上紫红⾊伤痕，是被⽤军带捆绑⻓时间悬吊造成的，⾎痂是电击后留下的。“我问他们左臂是不是⻣折了？他们说我⼉⼦喝⽔被呛倒在地下，他们往起拉就脱⾅了。” 警⽅拿出保外就医单让任亭亭签字。任亭亭记得病历称有侦查⼈员反映，9⽉27⽇凌晨嫌疑⼈要求喝⽔被呛后倒地，患者⼏天没有吃饭，精神状态很差。 “这么多外伤，病历为何不写？”任亭亭质问。崔亮此前所说的霍城县公安局领导⼀直未出现，吴学⺠说领导不在县⾥。任亭亭拒绝签字，“吴学⺠很着急，⾛来⾛去，不停打电话，像热锅上的蚂蚁”。半夜两三点，任亭亭回到伊宁的家。“我⼤姐⼀直在等我，我全身发抖，哭着跟⼤姐讲了这个事情。”任亭亭说，这⼀夜她和家⼈没和眼。天亮后，任亭亭和家⼈、律师⼜去霍城县第⼀⼈⺠医院。ICU⻔⼝站着辅警不让进，任亭亭找到参加抢救的⻢某娜医⽣，“她⼀听我是孙任泽的⺟亲，说我啥都不知道，拔腿就跑。我追上去拦她，说你也是做⺟亲的⼈，看⻅⾃⼰的⼉⼦成了这样，难道不该弄清楚吗？她说你去找院⻓吧”。任亭亭没找到院⻓，参与抢救的医⽣告诉她，警察说⼈是喝⽔呛死的，胳膊是他们抢救时脱⾅的。⼏经交涉，霍城县公安局领导终于答应下午⻅他们。任亭亭和律师来到公安局，“任何东⻄不让带，全身上下搜了遍”。当时还担任伊犁州公安局刑侦⽀队副⽀队⻓的⽩震华和霍城县公安局的徐姓纪检书记⻅了任亭亭，接待律师的是霍城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王副局⻓。 “⽩震华⼀上来就套近乎，说他在伊宁县公安局⼯作时，我⽼公是他们的⽼领导。”对于孙任泽的情况，⽩震华的说辞和送医警察的说法⼀样，还说⼿腕、腿上的伤是戴⼿铐脚镣造成的。“我⼀听就知道是说假话。我⼉⼦是犯罪嫌疑⼈，⼜不是死刑犯，在看守所怎么会⼀直戴⼿铐脚镣？”任亭亭提出要看视频监控，起初⽩震华说有监控视频，但不可能给她看，后⼜改⼝以后再说。王副局⻓则答复律师，想看视频需要请示。 “我们尽全⼒了” 9⽉29⽇，孙任泽出事第三天，医院院⻓告诉任亭亭，他们请了乌鲁⽊⻬新华医院 ICU主任过来会诊，患者已经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任亭亭回忆，她问⼉⼦身上⼀团⼀团⻘紫是不是抢救时电击造成的？院⻓说，⼈来的时侯都没呼吸了，还电击什么；她提出要看接诊病历，院⻓说医院做不了主，需要公安同意。⽽她在院⻓办公室交涉的过程中，吴学⺠⼀直站在⻔⼝， “之后凡是我和家⼈去医院看望⼉⼦，或找医⽣咨询情况，⼀直都有警察在场、跟随”。也是这⼀天，任亭亭向伊犁州政法委、公安局纪检组、检察院等单位送交了控告材料。 10⽉3⽇，孙任泽病情危重，⽓管被切开。任亭亭和家⼈到医院，ICU⾥外守着六名警察或协警，不让他们⻅。“我说患者家属有探视权，医⽣说要公安同意才⾏。协警推我⼤姐，我⼤姐双⼿本能的向前抓，协警就说我⼤姐打他，我⼤姐都快70岁的⼈。”任亭亭说，“警察对着对讲机叫喊，哗啦冲上来⼗⼏个警察，⼀下⼦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被带到当地的⼀间派出所，听任亭亭说明情况后，派出所警察很同情她们，也没为难她们。任亭亭⼜去政法委、公安和检察院等单位，讨要探视权。经协调，她和家⼈被允许⼀周探视⼀次，每次⼀⼩时。 10⽉12⽇，孙任泽出事整整半个⽉后，被转到伊犁州友谊医院。友谊医院位于伊宁市，是伊犁州两所三甲医院之⼀。这期间，孙任泽已出现肾功能衰竭、肺部感染等多种危重症状。任亭亭回忆，伊犁州友谊医院主治医⽣告知她，患者情况很不好，⼈说不⾏就不⾏了，让家属要有⼼理准备。⾃从孙任泽转院，任亭亭每天都去友谊医院看望⼉⼦，尽管只能隔着玻璃远远望着ICU病房⾥⼈事不省的⼉⼦，她还是满⼼期盼奇迹出现。 11⽉6⽇，任亭亭来到伊犁州友谊医院， ICU主任郭医⽣和⾃治区专家对她说，医院已经尽全⼒抢救了，但患者情况很不好，全靠意志活着，分分钟都有可能去世，你要有⼼理准备，“其他的事，你该怎样就怎么样，这是你的权利”。“我理解她的意思让我该告就告，该反映就反映。”任亭亭说。三天后，2018年11⽉9⽇，在ICU抢救43天的孙任泽终告不治身亡。 “我就想要个真相” 孙任泽出事后，伊犁州警⽅也有积极作为。孙任泽转院伊犁州友谊医院后，伊犁州和霍城县公安局就提出⺠事补偿⽅案，“前提是家属认可警⽅没有任何过错”。任亭亭回忆，2018年10⽉22⽇，伊犁州公安局纪检组将她叫到州公安局信访办。“吴学⺠、崔亮、霍城县公安局督察⼤队⽑督查等都在场，⽑督查说经过调查，孙任泽的死警⽅没有责任，但可以给我们⼀些司法救助，我没有答应。”任亭亭说，后来在律师办公室，⽩震华、霍城县公安局徐姓纪检书记和⽑督查⼜提出可以为她家争取80万元的司法救助，但她坚持必须是国家赔偿。任亭亭记得，2018年12⽉或2019年元⽉，伊犁州公安局局⻓助理陆建军和⽩震华称到任亭亭家来。陆建军早先在伊宁县公安局⼯作，曾是任亭亭丈夫的下属。“陆建军说，按照伊宁的标准，救助款很少，为了照顾我们家，州公安局帮着争取到⼀线城市标准救助，共有90万元。”但任亭亭还是没有答应，她说：“如果我⼉⼦是病死的，或者出⻋祸死的，随着时间流逝，我的痛苦和伤⼼会慢慢减轻。⼀想起我⼉⼦满身伤痕，死得不明不⽩，时间拖得越⻓我越痛苦。我就想要个真相：我⼉⼦是怎么死的。” 孙任泽死亡当晚，霍城县公安局委托伊犁州中叶司法鉴定中⼼进⾏⼫检。鉴定结论是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于是何原因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检报告只字未提。任亭亭质问法医为何对孙任泽身体外伤不鉴定，“法医说，他已经承受了很⼤的压⼒”。这样的鉴定结论，任亭亭没法接受。她委托⼀家律师事务所向伊犁州检察院申请重新鉴定死因，州检察院接到申请后，迟迟未予答复。任亭亭说，之后四个多⽉⾥，⾃⼰就像上班⼀样，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机关询问进展，连续向⾃治区政法部⻔以及中央政法委、最⾼检察院、公安部等单位快递控告材料。 2019年春，伊犁州检察院终于同意进⾏⼆次⼫检，但鉴定费⼀直没有着落。为早⽇揭开⼉⼦死亡真相，任亭亭四处借贷，垫付 13.6万元鉴定费。2019年3⽉8⽇，受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下称“湖北崇新”）指派，华中科技⼤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主任法医师刘良⼀⾏⻜抵伊宁，鉴定孙任泽死因。6⽉，伊犁州检察院收到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7⽉，州检察院的有关⼈⼠对任亭亭说检察院决定对此事进⾏调查。再⽆所逃湖北崇新的鉴定报告结论，⽆论伊犁州公安局还是检察院，⾄今未对外公布，亦未将其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其鉴定结论⽆从知晓。但湖北崇新向伊犁州检察院提交鉴定报告后不久，伊犁州政法委接到举报材料，称任亭亭及家⼈私⾃接待鉴定机构⼈员，⾏贿鉴定⼈。材料很快批转⾄伊犁州检察院，任亭亭被检察院叫去接受调查，这时她才知道⾃⼰早就被全⽅位监控，“我与家⼈、鉴定⼈的电话往来、银⾏转账、接触等等，都在警⽅掌握中”。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司法鉴定⼈不得违反规定会⻅诉讼当事⼈及其委托⼈。任亭亭辩称，⾃⼰和律师当时并不了解该规定，她曾委托律师去机场接送刘良教授⼀⾏，任亭亭也通过刘良教授⽀付了鉴定费，这都成为警⽅指控其程序违法、鉴定报告不能采纳的理由。 “（鉴定⼈）本来应该是检察院负责接送，但他们把这件事推给了我们；我请检察院转交（我垫付的）鉴定费，他们让我直接打到刘良教授提供的账户。”任亭亭说，对举报信中罗列的任亭亭涉嫌违规违法线索，伊犁州检察院都逐⼀做了调查，还派专⼈去武汉核实鉴定费问题。鉴定费的问题搞清楚了，任亭亭称，警⽅⼜在孙任泽的死因上做⽂章，称孙任泽曾患有癫痫，审讯中因癫痫发作倒地，不治身亡。这次警⽅拿出了证据，孙任泽2006年被劳教时，任亭亭欲为⼉⼦办理保外就医，曾在警⽅做过问讯笔录，并提交了孙任泽罹患癫痫的假材料。任亭亭承认⾃⼰当年救⼦⼼切，说了假话，但当年警⽅带孙任泽先后到伊犁州三家医院进⾏检查，未予确诊其患有癫痫，孙任泽保外就医申请因此被驳回，三年劳教期满⽅被释放。这之后，孙任泽2015年的⼀桩旧案⼜被重提。任亭亭介绍，2015年时，孙任泽曾帮商⼈张怀远要账，与同事将债务⼈邓雪⻜弄到⼀家宾馆看管起来，期间邓雪⻜从看管地坠楼身亡。张怀远、孙任泽等⼈被法院认定犯⾮法拘禁罪，因积极赔偿受害⼈家属，获得谅解，所有被告⼈均被判为缓刑，其中孙任泽被判三缓四。 “伊犁州公安局⼀个姓肖的⼥⼲部，曾专程上⻔半是劝说半是警告我，⼈死不能复⽣，让他们赔些钱算了。刑警队都是搞重⼤案件的，那么强势的部⻔，你能⽃得过？再告下去，把2015年的案⼦扯出来，对你家很不利。”任亭亭说，之后就传她给主审法官送了钱，⼉⼦才被从轻处罚。她没有理睬，继续奔⾛申诉——当时她只以为，翻出⼏年前的邓雪⻜坠楼案，是为了阻吓⾃⼰追索真相，尽快拿钱闭⼝，直到2023年7⽉公开庭审中她才得知，2018年全国性的扫⿊除恶专项⽃争开始后，当年3⽉伊犁州警⽅相继抓捕了⼀批涉⿊⼈员，孙任泽被认定为其中⼀起 “伊犁扫⿊除恶第⼀案”的团伙成员。但包括涉⿊案主犯在内的多名嫌疑⼈归案后，审讯进展缓慢，迟迟未能取得关键证据。为拿下该案，邓雪⻜坠楼案被警⽅确定为突破⼝，⽽作为邓雪⻜案重要当事⼈的孙任泽，也成为警⽅重点审讯对象。对孙任泽刑讯逼供，正是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供。在反复中，⼀直拖到2022年，孙任泽案才有了进展。因任亭亭与鉴定机构⼈员私下接触，警⽅质疑湖北崇新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伊犁州检察院重新委托⼴州中⼭⼤学法医鉴定中⼼，对孙任泽死因进⾏第三次鉴定。 2022年3⽉10⽇，中⼭⼤学鉴定中⼼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孙仁泽符合“因患有⼼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致急性⼼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 2022年4⽉1⽇，经伊犁州检察院指定，⽩震华等⼋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嫌疑⼈由奎屯市检察院继续侦查。4⽉3⽇，吴学⺠、刘献永、师冬华、靳博⽂、崔亮、朱⽣徳等六⼈，因涉嫌刑讯逼供被指定监视居住，同年4⽉17⽇被刑事拘留；7⽉18⽇，⽩震华和何德富也因涉嫌刑讯逼供被刑事拘留。直到此时，任亭亭才知道，从⼉⼦孙任泽被送到医院抢救直⾄死亡的43天⾥，伊犁州警⽅安排 “⽇夜守候”在医院的刘献永、朱⽣徳、崔亮等⼲警，“竟然就是涉嫌刑讯逼供致孙任泽死亡的凶⼿”。 “他们名为看护，实则监视我和被害⼈家属的⼀举⼀动，严防警⽅内部知情者或医护⼈员与我们接触。”⾯对记者，任亭亭愤怒地控诉，从这些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官殴打⾃⼰的⼉⼦致其不治身亡，到对他们执⾏强制措施，已经过了将近四年时间，如此漫⻓的时间，⼋名嫌疑⼈每天进出公安局上班下班，甚⾄照常晋升、提拔，并有⾜够充裕的时间串供，订⽴攻守同盟，阻挠侦查。⽽任亭亭则⾯临的是“全天候监听、监视和管控”，社区警察经常来⼊户登记，离开伊犁必须提前报备…… “拿不下，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 2023年3⽉7⽇，奎屯市检察院以⽩震华、何德富、吴学⺠、刘献永、师冬华、靳博⽂、崔亮、朱⽣德等⼋名被告⼈，涉嫌故意伤害罪致⼈死亡，向奎屯市法院提起公诉。7⽉4⽇，奎屯市法院⼀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现场位于克拉玛依市中级法院最⼤的法庭，奎屯市法院此番借⽤该院法庭开庭。财新获悉，相关部⻔对该案审理⾮常重视，伊犁州公安、检察院有关领导坐镇克拉玛依中院，通过视频观看了两天庭审；法院不仅对旁听⼈员严格控制，被害⼈和每名被告⼈只允许两名家属旁听，总共18名旁听者坐在有100多座位的多旁听席上，显得法庭空空荡荡。被害⼈亲属与被告⼈亲属被分别限制在旁听席前后左右遥遥相隔的位置，法警⾃始⾄终分别紧挨着他们正经危坐，以防庭审中双⽅亲属情绪过激发⽣意外。检⽅指控，2018年3⽉，伊犁州公安局成⽴赵祥涉恶团伙案专案组，时任州公安局刑侦⽀队副⽀队⻓的⽩震华任赵祥专案组副组⻓，吴学⺠、崔亮、师冬华、靳博⽂、刘献永、朱⽣德等⼈为成员，吴学⺠、崔亮后分别被指定为审讯组⼩组⻓。赵祥是伊犁当地知名地产商，后⼜成⽴伊宁县东信⼩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2018年初扫⿊除恶开始后，赵祥即被逮捕。3⽉27⽇，孙任泽作为该团伙犯罪嫌疑⼈之⼀，也因涉嫌寻衅滋事遭到刑拘。⽩震华在庭审中说，赵祥案号称是伊犁州“扫⿊除恶第⼀案”，是⾃治区公安厅挂牌督办的案件，要求⼀定要办成铁案。“上⾯要求赵祥案10⽉份要结案，⾃治区公安厅也来⼈专⻔督查。伊犁州公安局、专案组压⼒很⼤，就将扫⿊除恶就交给了霍城公安局。”据当地律师介绍，霍城公安局办案以严厉著称，在伊犁公安系统中，案⼦拿不下时⼀句 “⽤霍城公安局的⽅法”，⼤家就⼼领神会。 2018年3⽉18⽇，伊犁州公安系统下辖各县市公安局抽调办案⻣⼲，组成赵祥专案组，州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亲任组⻓，⽩震华任副组⻓，吴学⺠等⼈相继从各⾃单位被抽调到赵祥专案组。同年5⽉，时年55岁的何德富经新疆⾃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队指派，加⼊专案组指导案件。何德富⼯作关系在奎屯市公安局法制⼤队，⻓期借调⾄⾃治区公安厅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队。但是⼀直到当年9⽉，专案组成⽴已逾半年，案件侦查⼀直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专案组决定从该案重要嫌疑⼈孙任泽⼊⼿，找到突破⼝。9⽉18⽇，孙任泽被从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九天后孙任泽在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倒地昏迷，再也没能醒来。庭审中，多名被告⼈称，刑讯逼供孙任泽的⽬的是为了拿下赵祥案。赵祥案迟迟未能突破，没有命案和保护伞，就没法定性⿊社会性质组织。伊犁州公安局领导及专案组负责⼈商量后，决定从邓雪⻜案⼊⼿，若能证实赵祥参与邓雪⻜案，其⿊社会“命案”这⼀条指标即可达到。孙任泽作为赵祥的⼿下，⼜是邓雪⻜⾮法拘禁案主犯之⼀，被确定为突破赵祥案的重点对象。公诉⼈指出，孙任泽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直不承认赵祥指使他⾮法拘禁邓雪⻜。为获取赵祥案相关证据，⽩震华、何德富等决定，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重点审讯，并将专案组成员分成两组，每组五⼈，轮流审讯。第⼀组由吴学⺠任组⻓，组员有刘献永、师冬华、靳博⽂、朱⽣德；第⼆组崔亮任组⻓，另有组员五⼈。庭审中查明，9⽉23⽇，经⽩震华协调后，由专案组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押⾄伊犁州公安局交警⽀队办案中⼼进⾏审讯。9⽉23⽇⾄25⽇期间，吴学⺠、崔亮、靳博⽂等⼈在该办案中⼼审讯孙任泽，采取了正反背凳⼦、捆绑、⽔浇等⼿段。期间⽩震华、何德福均去过审讯现场。经⽩震华协调后，9⽉25⽇中午，专案组⼜将孙任泽从州公安局交警⽀队办案中⼼转⾄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进⾏审讯，⾄9⽉ 26⽇中午期间，吴学⺠、刘献永、靳博⽂、崔亮等⼈在该办案区审讯孙任泽，将孙任泽吊在办案区后⻔卫室的⻔梁上，对其采取背凳⼦、抹芥末、PVC管⼦殴打、⽼式电话摇把⼦电击等刑讯逼供⼿段。庭审调查显示，孙任泽之所以被带离原羁押地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是因为在那⾥警⽅对孙任泽的审讯很不顺利，在看守所，审讯室侦查⼈员与嫌疑⼈中间有铁栅栏隔离， “不⽅便审讯”；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队地下室办案中⼼后⼜离开，是因为审讯期间交警⼤队有领导表示，交警⼤队来往⼈员很杂，很容易传出去；但办案⼈员将孙任泽转移到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进⾏审讯后， “县公安局⻓说，孙任泽被打的叫声传到前院（办公区），影响不好，让把⼈带到看守所去审讯”。 9⽉26⽇上午，⽩震华、何德富在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召集专案组全部⼈员开会，决定将孙任泽押解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震华称，他和霍城县看守所所⻓孙某亮、副所⻓柴某联系，要求安排⼀间没有视频监控的房间。吴学⺠在法庭上说，他之前曾跟⽩震华提出，“审了⼀周多，该休息⼀下，⽩震华说要⼀⿎作⽓，拿下⼝供，圆满完成任务。”另有⼏名被告⼈也当庭先后表示，9⽉26⽇上午的会上，⼤家提议审讯差不多了，应该休息⼀天；邻近中秋，办案⼈员也需要休息。但遭到何德富的严词拒绝。“何德富说，应该加⼤⼒度，彻底摧垮孙任泽的精神意志。拿不下孙任泽，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或：⿊恶势⼒最⼤的保护伞）”。其中⼀名被告⼈还提到，何德富曾对他们说，审讯中将⽑⼱放在⼀根细棍⼦上，让孙任泽跪在上⾯，外表看不出伤痕。何德富⽮⼝否认说过此话，强调⾃⼰没有参与9⽉26⽇上午的会，还称⾃⼰2018年6⽉才到专案组，主要负责做笔录审查，并不参与具体审讯⼯作。对其他被告⼈刑讯逼供的⾏为完全不知情。但除何德富和⼀名看守孙任泽的专案组成员，其他六名被告⼈都表示何德富说过类似的话。吴学⺠说，“何德富的那句‘拿不下审讯，你们就是⿊社会背后的保护伞’，让我⾮常震撼。” 公诉⼈员称，孙任泽9⽉18⽇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到州交警⼤队，再转到霍城县公安局，以及后来⼜被转移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均是⽩震华决定。但⽩震华表示，孙任泽⼝供⼀直没能突破，时任伊犁州公安局局⻓正副局⻓经常询问审讯情况，指示他们在保证⼈员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审讯节奏，争取早⽇拿下上级重点督办的⾃治区扫⿊第⼀案。于是，他与何德富等建议将孙任泽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转移到伊犁州交通公安分局交警⼤队地下室专⻔审讯，两位领导同意，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将孙任泽带离羁押地审讯，“涉及伊犁州、县公安局及看守所多个单位的沟通交涉事宜，我⼀个刑警⽀队副⽀队⻓，根本没有权限。”⽩震华说，都是州公安局主管副局⻓与上述单位领导沟通后，安排他执⾏的。⽽两名时任州公安局正副局⻓笔录则称，对孙任泽被从察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毫不知情。致命的七⼩时 9 ⽉26 ⽇下午16 时许，吴学⺠、刘献永、靳博⽂、师东华、朱⽣德，驾⻋将孙任泽从霍城县公安局办案区带⾄霍城县看守所。孙任泽浑身满是伤痕，若按正常⼊所程序，会被拒收。专案组将孙任泽装进押解⻋⾥，没有办理⼊所登记，从B⻔⼊所。因孙任泽之前被刑讯逼供导致双腿不能正常⾏⾛，吴学⺠等⼈借了辆轮椅，将坐着轮椅的孙任泽推进了审讯室，看守所内⾛廊监控视频显示，时间为当⽇下午16时许。之后的七个多⼩时⾥，参与审讯的吴学⺠⼀组警察，包括吴学⺠、刘献永、靳博⽂、师东华、朱⽣德，对孙任泽共同或者分别实施了捆绑、殴打、悬吊、⽔浇等刑讯逼供⾏为。9⽉27⽇凌晨0时37分，陷⼊昏迷的孙任泽被抬出审讯室。直到43天后故去，孙任泽再也没能醒来。庭审显示，这间审讯室由霍城县公安局国保⼤队办案⼈员办案专⽤，俗称国保办案室，平时不⼤使⽤。审讯室⾥其实有监控视频设备，分别安装在前⻔和后窗附近。看守所所⻓孙某亮事先吩咐副所⻓柴某将监控视频关闭，但柴某多了个⼼眼⼉，为以防万⼀祸及⾃身，后来⼜偷偷打开了后窗附近的监控视频。正是柴某“留了⼀⼿”，记录的七个多⼩时审讯过程，成为该案扭转乾坤的关键证据。现场视频显示，审讯室内靠近⻔的位置有办公桌，两三把椅⼦。室内有⼀张铁制⾼低床，⼀头对着⻔⼀头靠着墙，墙上有⼩窗，⼩窗附近装有监控视频。多名被告⼈当庭陈述，审讯中，他们或让孙任泽正背、反背铁制审讯椅（俗称“⽼⻁凳”），每次背40多分钟；或抽掉铁架床下铺床板，将仅穿短裤的孙任泽双⼿、双脚分别捆绑铁架床前后两头，使其⾚裸的身体承重在铁格挡上，并将哑铃放在肚⼦上，增加孙任泽腰部的难受程度；或将孙任泽悬空吊起，⽤⽑⼱敷脸浇⽔。监控视频显示，从下午4点到11点半，⻓达七个多⼩时的时间内，孙任泽被⽑⼱敷⾯浇⽔、或直接浇⽔⼗⼏次，其中⻓达16分钟和15分钟的有两次。其余时间每次悬吊20多分钟。据知情者介绍，孙任泽被固定在靠近⻔的铁架床那头，视频只拍摄到其被刑讯逼供的背⾯部分，且许多画⾯被铁架床遮蔽，但能看到审讯⼈员有戴塑胶⼿套、拿可乐瓶、哑铃和⽑⼱等动作。“视频中当审讯⼈员作出浇⽔动作时，⽆法看到孙任泽的表情和反应，但看⻅铁架床⻓时间剧烈晃动，可以想象⼈有多痛苦。” 被告⼈说，审讯中，他们还抽孙任泽⽿光，⽤⽩⾊PVC管抽打其⼩腿和脚后跟，⽤⽼式摇把电话机电击其身体，为防⽌留下体外伤，⽤军⽤带捆绑孙任泽⼿腕、脚腕时，特意垫有⽑⼱。审讯进⾏到最后，孙任泽曾⼤声惨叫，连连求饶。⼏乎所有被告⼈都指称，年龄最⼩、⾸次参加刑侦专案组的刘献永，在⼋名被告⼈中表现最兴奋、最积极，逼供⼿段也最“变态”。他们说，审讯中，刘献永或⽤胶带拔孙任泽的腿⽑，或将装满⽔的可乐瓶悬挂在孙任泽的⽣殖器上，或⽤戴着塑胶⼿套捏⽣殖器。⽽拔阴⽑、⽑⼱敷⾯浇⽔、直接⽔浇⾯部，⼤都是刘献永所为。庭审中，刘献永承认上述⾏为，“我想侮辱孙任泽的⼈格，摧毁他的⼼理防线”。有知情者说，刘献永到案后⼀直不认罪，直到审讯⼈员提到其⺟，他⼀下⼦崩溃了，哭着说：这⼏年这个事就像⽯头⼀样压在⼼上，现在说出来了，反⽽轻松了。本不在吴学⺠这⼀组的崔亮于当晚19： 39进⼊审讯室，之后协助刘献永等⼈将孙任泽捆绑在床板等。20时41分许，何德富也进⼊审讯室，⻅孙任泽被捆绑在铁床上，仍要求吴学⺠等⼈加⼤审讯⼒度。后吴学⺠、刘献永等⼈将孙任泽先后控制在审讯椅中、捆绑在铁床上，并多次⽤⽔浇淋孙任泽⾯部。靳博⽂对孙任泽最后时刻的回忆是： “……把孙任泽绑在⾼低床的下⼝，绑好后就开始给他灌⽔，还将芥末抹到孙任泽的眼睛、⿐⼦上让他难受，⽤可乐瓶⼦给孙任泽扣⿐灌⽔，中间有⼈拿⽑⼱过来堵孙任泽的⼝⿐，然后接着灌⽔，这样灌了有三四次，孙任泽在灌⽔的过程中就昏迷了。” 朱⽣德的回忆是：“……将孙任泽绑在床上，拿⽑⼱盖在孙任泽的脸上浇⽔，并接了⼀桶新⽔，然后⼜开始对孙任泽脸上浇⽔，浇了⼏下孙任泽就没有反应了，没有挣扎也没有喘息。” 2018年9⽉27⽇凌晨0时37分，连续刑讯逼供七个多⼩时后，孙任泽出现昏迷。审讯者将孙任泽从⽼⻁凳上放下来，摸⼿腕没有脉搏跳动，拍打脸部也⽆反应，刘献永把孙任泽放在地上做⼼肺复苏，吴学⺠让⼈去叫看守所医⽣，之后送医院急救。霍城县医院的接诊记录显示：27⽇凌晨1点半，患者被送来，呼吸、脉搏均⽆，瞳孔有放⼤。送医警察说，患者要求喝⽔，被呛后出现昏迷。任亭亭说，参与抢救的医院院⻓9⽉28⽇曾对她说，孙任泽现在就是脑死亡，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医院记录显示：“抢救时患者停⽌呼吸已有40多分钟，曾电击做⼼脏复苏，因时间较⻓已经脑死亡……” 吴学⺠笔录中供述，孙任泽送医前已处于昏迷状态，没有脉搏、⼼跳、呼吸。⽽在法庭上，吴学⺠则表示，⾃⼰不是专业⼈员，没法判断⼈是否脑死亡。被害⼈律师及家属认为，吴学⺠改⼝，包括后来串供，都为掩盖孙任泽实际上死在看守所的事实。犯罪嫌疑⼈死在看守所和死在医院，性质完全不同，在法律上定罪量刑会有很⼤区别。孙任泽先后做过三次⼫检和⼀次补充⼫检。前两次⼫检，因受害⼈家属及警⽅分别提出异议，公诉机关未予采纳。审理中，公诉机关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的是⼴州中⼭⼤学司法鉴定中⼼副主任罗斌教授等署名的鉴定报告（下称“第三份鉴定报告”）及补充⼫检报告。罗斌教授从事法医鉴定⼯作30多年，曾做过6000多例⼫检。其2022年3⽉10⽇出具的这第三份鉴定报告称：孙仁泽符合因患有⼼肌桥、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致急性⼼功能障碍，后继发重症肺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前所受外伤可诱发或促进其死亡进程的发展，为辅助死因。 2022 年3 ⽉，霍城县看守所副所⻓柴某，在压⼒下为减轻罪责，主动交出了审讯视频。之后伊犁州检察院向中⼭⼤学司法鉴定中⼼罗斌团队提交了审讯视频，要求其对孙任泽死亡责任做出认定。2023年3⽉2⽇，罗斌及助⼿出具补充鉴定报告。报告称：孙任泽符合在患有⼼肌桥及左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病上，合并外伤、寒湿等条件下，因被他⼈⽤⽑⼱覆盖⼝⿐并⽤⽔浇淋，引起机械性窒息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死亡责任认定中，被⽑⼱覆盖⼝⿐并⽤⽔浇淋为主要因素，参与度为60%；外伤及寒湿环境的参与度为25%；⾃身疾病参与度为15%。据知情者介绍，庭前会议时，曾当场播放审讯视频，“看完后，所有律师⼼情都很沉重，⽆⼈说话”。 “没想过” 庭审显示，⽩震华、何德富没有参与具体审讯，⼆⼈也⾃始⾄终否认对刑讯逼供知情。其他六名被告⼈则说，审讯孙任泽期间，每天或隔⼏天，⽩震华、何德富都要组织⼤家开会，汇报昨天审讯情况以及审讯⼿段。⽩震华辩解说，他不仅是专案组副组⻓，还兼任州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队⾥的其他案件也要负责，⼯作需要他两边跑，不常在专案组，对下属刑讯逼供的⼿段并不知情。“我只是跟他们说，审讯中要讲究策略，这个唱⽩脸，那个唱红脸。有次吴学⺠说孙任泽怕⽔，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浇孙任泽，我制⽌了。”他表示，审讯中打⼏个⽿光、踢⼏脚可以，但不知道他们⽤那么残忍的⼿段刑讯逼供。⽩震华说，9⽉26⽇早上组织所有⼈员开会，两个⼩组的⼈员都参加了。他说每天早上都要召集⼤家开会，听取头天晚上审讯情况汇报，他不在的时侯，就是何德富负责召集⼤家开会。他跟组员宣布，他不在时听何德富的，何德富代表他。其他被告⼈证实⽩震华的确曾说何⼤队是省厅下来的专家，他不在时，⼤家要听何⼤队的。何德富则否认这⼀说法。他说⾃⼰进专案组最晚，从来没有正式⽂件对他进⾏过任命，也没有被上级⼝头任命过。他只是负责审核笔录，对审讯情况完全不知情，直到看了视频才知道他们对孙任泽进⾏刑讯逼供。何德富是所有被告⼈中唯⼀坚持不认罪，也拒绝对受害⼈家属作出赔偿。公诉⼈或审判⻓问多名被告⼈，何德富说加⼤审讯⼒度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就是上⼿段，加⼤刑讯逼供的⼒度。何德富的辩护律师说，何德富是奎屯市公安局法制⼤队副队⻓，因⼯作出⾊，被⻓期借调到⾃治区公安厅厅刑警队。何德富被派到专案组，只是对笔录把关，负责材料组。因为平时对笔录要求特别严格，多次指出其他被告⼈的笔录不合格，致使他们⼼怀怨恨，⼀致指认是报复。律师强调，9⽉26⽇审讯现场监控视频显示，何德富曾在案发现场停留了4分多钟。事发后，其他被告⼈订⽴攻守同盟，串供，也没有何德富，“这充分说明何德富与他们不是⼀伙的”。何德富因罹患肺结核被批准取保候审。庭审中，他⼀直带着⼝罩，说话时常常⽓若游丝，审判⻓多次提醒他⼤声。旁听席上孙任泽之妻每每愤愤的说：“装死。” 朱⽣德是多名被告⼈供述较少参与刑讯逼供者。他在庭审中多次强调⾃⼰对审讯是消极的、被动的。监控视频显示，朱⽣德做过⼀个⽤⼿拍打孙任泽的动作。朱⽣德在陈述中表示，⾃⼰参加公安⼯作以来，都是兢兢业业，这些天在看守所⼀直在想，如果当初……对审讯，他⼀直是消极的、被动的；⾃⼰从进⼊公安队伍的第⼀天，就知道听从命令，服从组织。这么多年来成为他不⾃觉的⾏动。当律师问朱⽣德，有没有想过刑讯逼供嫌疑⼈是违法⾏为？他说没想过。庭审还披露，9⽉27⽇凌晨孙任泽被送进医院抢救后，⾃觉情况不妙的众审讯⼈员开始紧锣密⿎的销毁、造假。当天，吴学⺠等⼈留在医院看守，崔亮则被指派迅速返回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清除遗留在审讯现场的刑讯逼供⼯具等物品。起诉书称，为掩盖孙任泽进⼊霍城县看守所的真相，⽩震华、何德富、吴学⺠等⼈还拍摄假视频，提交给伊犁州纪委派驻州公安局纪检组，试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
⽩震华则说，他向伊犁州公安局领导汇报孙任泽之事，是局领导提出制作假视频，应付纪检部⻔调查。按照这个指示，他通知霍城县看守所副所⻓柴某提供拍摄现场，并让身型与孙任泽相似的崔亮头蒙⿊套，伪装成孙任泽，假装正常⼊所，制作了假视频。不过该局领导在笔录中否认⾃⼰知情。假视频的出现严重⼲扰、延滞了检察部⻔的调查。直到2022年3⽉，中⼭⼤学司法鉴定中⼼提交⼫检报告，柴某主动交出审讯视频，3⽉8⽇，伊犁州检察院才正式成⽴ “9.27案”专案组。此后，嫌疑⼈相继被采取强制措施。检⽅认为，⽩震华、何德富、吴学⺠、刘献永、师冬华、靳博⽂、崔亮、朱⽣德身为司法⼯作⼈员，不依法履⾏职责，实施暴⼒逼供，致⼈死亡，其⾏为触犯了《刑法》第⼆百四⼗七条、第⼆百三⼗四条第⼆款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中⼋名被告⼈相互配合，分⼯协作，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震华、何德福系组织领导⼈员，被告⼈吴学⺠、刘献永系积极实施暴⼒逼供者，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系主犯。被告⼈师东华、靳博⽂、崔亮、朱⽣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系从犯。职务⾏为还是故意伤害？从2018年9⽉27⽇案发⾄2022年7⽉所有嫌疑⼈相继被刑事拘留，近四年的时间⾥，⽩震华等⼋名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嫌疑⼈均因赵祥案⽴功晋升。其中⽩震华荣⽴⼆等功，由伊犁州公安局刑警⽀队副⽀队⻓擢升⽀队⻓。“与此同时，他们利⽤⾜够正常履职的机会和充裕的时间，⼀⽅⾯隐匿销毁，造假串供，另⼀⽅⾯四处活动，动⽤各种关系和公权⼒，监控孙任泽家⼈⼀举⼀动，并试图⽤纳税⼈的钱彻底摆平。”任亭亭说，庭审显示，除何德富，其他被告⼈先后两次串供，其中⼀次使⽤事后⽆法查证痕迹的叮叮串供，应对调查。任亭亭的诉讼代理⼈亦表示，从⽴案侦查到2022年4⽉，⼤部分被告⼈的前三份笔录均是串供好的。⼀位被告⼈曾当庭称，“孙任泽事发那天，在医院⼤家⼼情都很沉重”。但任亭亭记得的是，⾯对赶到医院的受害⼈家属，众被告⼈更多表现的是⼀种满不在乎的轻慢，甚⾄蔑视，“在县医院⼤⻔⼝，吴学⺠直接扬⾔，你们随便告”。法庭辩论进⾏了两轮。庭审进⾏⾄最后，公诉⼈发表公诉意⻅及量刑建议后，专⻔讲了⼀段“富有教育警示”意义的话：两天的庭审，给所有的所有被告⼈、参加庭审的执法⼈员以及旁听者都是⼀堂沉重的法制课。在坐的被告⼈，昨天是光荣的⼈⺠警察，今天成了被告⼈。他们从警多年，位居领导岗位。但知法犯法，以暴制暴，⼿段极其残忍，法律何在？其⾏为给党、⼈⺠警察的形象抹⿊，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给被害⼈亲属带来⽆可挽回的伤痛，也给⾃⼰的家庭带来伤害。旁听席数名被告⼈亲属掩⾯啜泣。第⼀天庭审中午休庭时，旁听席上朱⽣德的⼥⼉在其⽗即将⾛出法庭，⾼声喊“爸爸”，头发花⽩的朱⽣德扭头望向旁听席上的妻⼥。还有数名被告⼈家属向他们的亲⼈⾼喊“加油”。第⼆天公诉⼈发⾔时谴责道：昨⽇庭审中，多名被告⼈家属置被害⼈家属伤痛不顾，当庭⾼喊加油，良知何在？庭审中，因任亭亭突发身体不适，法庭不得不⼀度休庭。法警带吴学⺠前往洗⼿间，休息中的任亭亭看⻅，顿时情绪激动，⼤喊杀⼈犯，并试图冲过去，被⼀旁守候的医⽣牢牢按住。任亭亭的丈夫⽣前⻓期在警察系统⼯作，也曾在刑侦部⻔任职，任亭亭⾃称对刑侦⼯作的性质有所了解。“我理解的公安（⼈员）打犯罪嫌疑⼈，就是打⼏个⽿光，没想到他们会往死打我⼉⼦。”她说，“我也是⺟亲，我也会⼼软。可是州公安上没有⼀个⼈对我表示过半点歉意。” 最后陈述阶段，只有靳博⽂提前准备了书⾯⽂字，念到“从警⼗⼏年了，脱下热爱的警服”时，⼀度哽咽。他表示认罪悔罪，愿意积极赔偿受害⼈家属。崔亮、朱⽣德等被告⼈向任亭亭鞠躬，并道对不起。何德富不认罪，⽩震华、吴学⺠、刘献永和朱⽣德则认为⾃⼰构成刑讯逼供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震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他表示，公诉机关将专案组认定为犯罪团伙，他不认同，个别⺠警办案中不当⾏为不能作为办案组的⾏为；他被任命为组⻓，他只是上传下达，其⼯作都是向领导汇报的，其对刑讯逼供的事情也不知情，“我们没有伤害的共同故意，没有共同故意的动机和⽬的，客观上没有共同实施伤害的⾏为。”其辩护律师表示，本案中的鉴定意⻅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把公安机关的刑侦专案组当做犯罪集团，处理明显不当；⽩震华作为专案组的副组⻓，是在领导的指挥和安排下开展⼯作，对上汇报案件审讯情况，对下传达领导指示指示，在办案过程中说拿下⼝供也并不存在问题，对于可能造成被审⼈伤害的⼿段，⽩震华也说了阻⽌的话，⾄于说让其他被告⼈加⼤⼒度，加⼤审讯⼿段，是部分实施⼈员的个⼈理解，⽩震华没有到审讯现场，未实施任何刑讯⼿段，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他最多也就是承担作为领导的失职责任。何德福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认为⾃⼰没有对被害⼈实施⾁刑或者变相⾁刑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实⾏刑讯逼供⾏为，坚称⾃⼰⽆罪。其辩护律师认为，本案中被害⼈受到刑讯逼供后并没有⽴即死亡，是经过抢救⼀个多⽉后死亡的，第三份、第四份鉴定报告最后是多因⼀果导致被害⼈死亡，检察机关认定故意伤害致⼈致死在认定事实上存在错误，本案属于偶发事件；公诉机关⽤于证实何德福故意伤害罪的证据，⼀是其他被告⼈的供述，证明何德福为主犯授意或者教唆，另⼀个是视频证据，证明何德福最后出现在现场，但刑法规定只有⼝头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被告⼈有罪，仅凭开会时发⽕的语⾔不能作为证据；何德福就是个抽调⼈员，是外来⼈员，没有任何职务，不可能领导专案⼩组，其他被告⼈的供述⾼度⼀致，有假⼝供的可能，犯罪主体应当为刑讯逼供专案组直接实施，何德福是材料组的，没有实施刑讯逼供的⼿段，亦⾮领导，没有权⼒指使专案组成员刑讯逼供，不能认定何德福犯罪。吴学⺠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对罪名有意⻅，认为⾃⼰是刑讯逼供罪，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其辩护⼈认为，吴学⺠对故意伤害致死的结果没有主观⽬的，所有的⾏为是根据组织⼈员安排，在9⽉26⽇⾄9⽉27⽇发⽣事故之前，包括吴学⺠在内的⼈都提出缓⼀缓，其没有追求刑讯逼供的主观意愿；对被害⼈的刑讯逼供⾏为⻓达多天，不应当以最后⼀天的情况来判定，公诉⼈没有证据证实吴学⺠在所有参与刑讯逼供的过程中起到突出的作⽤，他并没有对刑讯逼供做具体的安排，没有办法解决审讯的⽅向、⼒度、⽅式、时间，他是被动参加审讯组的，具有明显从犯属性，没有积极参与的故意，其⾏为具有坦⽩情节，应当从轻处罚。另外，在案件定性⽅⾯，辩护律师认为司法鉴定意⻅书与事实不符，被害⼈⻓期吸毒，呛⽔的事实没有改变，被害⼈当时确实是⼝吐⽩沫，其死亡原因⽆法排除癫痫发作导致死亡的合理怀疑，⽆法排除⾃身⼼脑疾病导致死亡的合理性怀疑。刘献永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不认同公诉⼈对其是主犯、积极参与者、实施者的指控。其律师辩护意⻅认为，刑讯逼供致⼈伤残死亡，以故意伤害故意杀⼈定罪是有条件的，应以⾏为⼈对被逼供⼈的伤残死亡主观上存在放纵的态度为必要转化条件，刘献永对被害⼈的死亡结果不存在故意疏忽和放任，否则也不会对其做两次⼼肺复苏施救，从被害⼈昏迷后，被告⼈刘献永积极实施了⼈⼯呼吸、送被害⼈⼊院救治的⾏为可以反映出，其对被害⼈的死亡结果是⾮常抵触、排斥的。另外刘献永虽有⽤⽔浇淋被害⼈⾯部的⾏为，但被害⼈其双下肢损伤并⾮被告⼈刘献永作为，且此⾏为也是造成被害⼈多功能器官衰竭的原因。另外，辩护⼈亦认为刘献永的情节构不成主犯，在上有领导指挥，下有各分局领导参与的专案组⾥，刘献永没有主观上急功近利的意念，客观上也没有提供⾏凶逼供的⼯具，与其他被告⼈没有共同的故意，应当以从犯量刑处罚。朱⽣德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认为⾃⼰只是被动消极积极的参与了刑讯逼供的⾏为，是执⾏命令、服从命令，没有加害被害⼈的主观故意。他强调，警察作为特殊群体，其⾏为是履⾏职责的⾏为，《⼈⺠警察法》等规定执⾏命令造成后果的，由命令发布⼈承担责任。其辩护律师认为，以故意伤害罪追究被告⼈朱⽣德刑事责任不妥，被告⼈不具有故意伤害的故意，参与专案组及审讯⼯作都是基于⾃身⼯作的特殊性，不折不扣⽆条件的完成领导安排的⼯作任务，4天的刑讯逼供⾏为，唯⼀⽬的就是为了获取⼝供，并不是为了要故意伤害其身体健康造成死亡后果；被害⼈的死亡是多因果形成的，其逼供的⾏为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服从命令、统⼀⾏动，是可以理解的，建议对被告⼈朱顺德以刑讯逼供罪定罪，免除刑事处罚。两天的庭审紧张激烈，7⽉5⽇晚上8时许，审判⻓宣布休庭。财新获知，时隔⼀个多⽉，针对庭审中辩护⼈对中⼭⼤学鉴定中⼼的鉴定程序及资质的质疑，该案⼜开庭审理了半天。任亭亭对被告⼈家属第⼀次旁听时“毫⽆愧意”很不满，她提出当庭播放视频监控， “让他们看看⾃⼰眼⾥的好⼉⼦、好⽗亲、好丈夫，是怎么打死我⼉⼦的。她们听了都连声说不⽤了，没有⼀个⼈有勇⽓看”。⼀位辩护律师表示，两天的庭审，给他感触良多。“我也曾是⼀名公安⼲警，对此案的发⽣⼼情特别沉重。”他表示，被告⼈都是⻓期在公安战线⼯作多年的办案⻣⼲，希望鉴于“2018年扫⿊除恶的特殊形势”，能从轻处罚被告⼈。其他⼏名律师也都在辩护中希望法庭考虑到当时扫⿊除恶的特殊情况，本着刑法的谦抑性，对被告⼈酌情从宽。最终奎屯市法院2023年11⽉6⽇的⼀审判决，认定⽩震华、何德福、吴学⺠、刘献永、师东华、靳博⽂、崔亮、朱⽣德⼋⼈故意伤害罪成⽴。法院认为，⼋名被告⼈均为从警多年的公安⼲警，应当能够预⻅刑讯逼供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为了获取证据，采取刑讯逼供⾏为，最终导致被害⼈死亡的严重后果，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名被告⼈系赵祥案的专案组成员，共同对被害⼈实施了刑讯逼供⾏为，系共同参与犯罪。被告⼈⽩震华、何德福作为专案组的主要负责⼈，虽未实际参与刑讯逼供⾏为，但明知组员为获取⼝供，实施了刑讯逼供⾏为，采取放任不加制⽌的态度，最终导致被害⼈因刑讯逼供致死的结果，⼆被告⼈应对该后果承担刑事责任，系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被告⼈吴学⺠、刘献永在刑讯逼供过程中积极实施暴⼒逼供⾏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系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12年；被告⼈师东华、靳博⽂、朱⽣德、崔亮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系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5年、4年和3年。作为孙任泽被刑讯逼供致死导⽕索的赵祥案，虽然警⽅未能从孙任泽⼝中证实是赵祥指使他们⾮法拘禁邓雪⻜并导致其坠楼身亡，从⽽坐实赵祥是⿊社会的罪名，但2021年赵祥还是被伊犁州中院认定为恶势⼒团伙犯罪⾸犯，数罪并罚，判处25年有期徒刑。⽬前已在狱中服刑的赵祥不服判决，⼀直在申诉。⼀名伊犁当地律师表示：刚开始警⽅⼤张旗⿎的宣称此案是伊犁州最⼤的涉⿊案，查了半天，命案没落实，也没查出保护伞，最后去掉“⿊”，做成了恶势⼒，赵祥被判了 25年，其他40多名同伙均被判刑。赵祥案开庭时，有关部⻔组织了很多⼈去旁听，宣传铺天盖地，但伊犁州官⽹及中国裁判⽂书⽹查不到赵祥案审理及判决的信息。财新获悉，另案处理的霍城县看守所所⻓孙某亮、副所⻓柴某，被控犯玩忽职守罪，已在奎屯市法院开庭审理。两⼈因积极赔偿，获得被害⼈家属谅解书，⽬前尚未宣判。

来自：公安部时间：2006-12- 09 　
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7240.html
登于《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http://www.ilib2.com/P-ISSN~1004-5031~2001~12.html
作者：孙宇亭，男，1930 年7 月出生于河南省荣阳县。1949 年6 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 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南公安部办公室研究科干事、科员，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科员、副科长、副处长，调研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1992 年初离休。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孙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各机关紧张的政治气氛又陡然升级。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拉帮结派，组建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向所谓的“走资派”夺权。各“战斗队”之间，争权夺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乱，机构瘫痪。这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机关和联系的部委派驻联络员，掌握动态，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他报告。
　　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是直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办事机构，负责联系和协调公安部、内务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谢富治，副主任甘重斗。严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我被从公安部办公厅借调到内务办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风暴”之后，严佑民派我为内务部（现改称民政部）联络员。那时，内务部部长是曾山，副部长王一夫、黄庆熙。一个402人的部有七个造反组织。若以对待部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可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革联”），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称“红色革命者联合总部”（简称“红联”），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两派各视对方为寇雠，誓不两立。
　　9月间的一天，“革联”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对曾山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瞒过家属，避开“红联”，联络驻内务部机关内的学生“红卫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低头、弯腰、“喷气式”）。家属不见曾山的踪影，着急打电话向内务办求助。我立即询问“革联”，他们推说不知道。我又通知“红联”帮助寻找，得悉被“革联”揪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的情况。当家属赶到的时候，批斗会已散场，曾山身倚金水桥栏杆，两眼发直，似有轻生念头。我把所获情况当即报告严佑民，他又电话报告谢富治、周恩来。周总理就这一事件，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严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的标题，送严佑民、谢富治审阅后，报送周恩来总理签发。9月27日一早，严佑民和我就向内务部造反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全文为下：
　　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三、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内务部平静下来了。但好景不长。10月，内务部造反派“革联”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工作人员提供的曾山曾经和日本人有过接触的情况，武断地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我向严佑民、谢富治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参与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决策会议。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在太岳，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在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我说：“这事倒也好办，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谢、严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阅档案的事由我来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我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署同意。我拿着他们的批件，同内务办公室的赵雪瀛同志，驱车到了位于北京西郊温泉的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我向严佑民报告后，他找×××（注①）补了一个手续。第二次到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仔细检视了批件，没有犹豫，即指示工作人员照办。共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难得的是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签名真迹。那时陈毅在延安参加整风，有的电报他也看了（可见电报很多）。这时，我身心无比轻松，感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向上级汇报，不能空口无凭，需有真凭实据。可是，档案馆规定，此类机密，不能外借，不准抄录。经同军代表交涉，他们允许我摘抄主要内容（注④）。回机关后，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后，报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我的办公室虽与之一墙之隔，但严的房门紧闭，听不见说些什么。谢走后，严佑民到我的办公室，神色有点仓皇，苦笑着对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注②），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我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我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我开会。会场上只有我们四个人，谢的态度比较平和。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我认为，这场风波可能就此打住了。严佑民却认为不会这么简单，党内的斗争相当复杂，“文革”以来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严佑民的分析是正确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书、业务档案和敌伪档案，原来的档案管理人员封卷锁库后，立即撤离。接着，调派了三百名解放军进驻公安部，接管了这些档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突然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并说：车已准备好，马上走。公安部和大会堂只隔着天安门广场，步行一刻钟就够了，却派汽车相送，可见事态的严重和急迫。
　　我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厅内右侧摆了一张长条桌，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长条桌左侧横头旁放了一把椅子，我进门后，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厅门左侧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有两名穿军装的人做记录。长条桌的对面三米处，有一个小方凳，没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摆设，很明显地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审谁？当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来。审问开始了。
　　谢富治首先开口：“你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
　　他这十足审问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此前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13年，谢富治当公安部长后我在他身边工作8年，他对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视为敌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回答，力图证明自己的无辜。我的情绪镇静下来，回答了他的第一个提问。
　　谢：“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混进公安部的？”
　　答：“我没有混进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从中南公安部奉调进京的。当时从中南公安部选调了60名干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带队到北京报到。”
　　因为提到了杨奇清，谢富治向旁边的吴法宪小声说：“杨奇清也有问题。”接着，谢又板起了面孔对我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
　　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主任（注①）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转向×××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冲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接着×××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很不高兴地问：“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从学部把我挑来的。”
　　又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给我的。”
　　这时，×××又转向做记录的穿军装的人（可能是他的秘书，或是办案专门人员）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并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
　　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几位中央首长表演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吴法宪一直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
　　谢富治问我：“你为什么要包庇曾山和陈毅？”
　　我回答说：“我作为驻内务部的联络员，弄清事实，协助领导平息纷争，是我的职责。既然曾山问题成了纷争的焦点，就需要设法澄清。查档案，是为了澄清问题。我和曾山没有私交，在我当联络员之前，彼此素不相识，没有来往，我没有理由包庇他。至于陈毅，他是元帅，我知道他，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个小人物。”
　　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回答的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让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劝我们吃些夜餐。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便说我不饿。
　　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个“小字辈”，在这几位资深的“老领导”面前，一下子增长了许多社会知识和党内斗争的知识。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来道貌岸然，内心却龌龊阴险的人，若不慎跌入他们预设的陷阱，定会万劫不复；不安的是为尊敬的严佑民同志担心，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出来，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测，我于心难安。
　　1968年春节过后，公安部召开干部大会，谢富治、×××、吴法宪出现在讲台上。谢富治宣布，由解放军接管公安部机关，公安部的全体人员，统统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后，谢富治又委托严佑民召集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的全体人员开会，宣布撤销机构，移交档案，由军队接管。
　　公安部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是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异己的“集中营”。非重点对象，两个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点对象（多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个人历史复杂者），则不准回家，家属送来日用品还要经过造反派的检查。夜深人静，是抓人送进监狱的时刻。吉普车一响，不用问，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仅1968年3月、4月内，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严佑民便是其中的一个。
　　严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动和沉重的同时，陷入了更为沉静的思索。我试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某些人炮制的这起冤案进行解剖。罪名当然是所谓的“盗窃核心机密”。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核心机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抗战末期（注③），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向新四军提出谈判的要求，商谈相互妥协的条件。新四军作不了主，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们接触，并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做好大反攻准备的方针和策略。于是才有新四军代表曾山和日本军方代表的接触，相互讨价还价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件事，算不算核心机密？在当时，它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时，为了防止在国际、国内造成影响，陷我于政治上的被动，必须严格保密，定为核心机密并不过分。但是，时过境迁，它的机密性也就丧失了。同时，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敌对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乃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惯用的手段，并不新鲜。第三个问题，既然算不上核心机密，而决策者们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机密，就是把所谓的“机密”当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军的组织部长，他的后面是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坚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对当权者却有益无害；如果曾山认为事情已过去多年，又是经中央批准的而讲了出去，那么，刘少奇、陈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条证据。所以他们睁眼看着造反派胡闹下去（当然也不排除这场闹剧是他们幕后导演的）。第四个问题，即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一事，是怎样和整个事态联系起来的。我和严佑民当时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到事情如此之奥妙，仅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行事的。
　　谢富治、×××事先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漩窝，一旦觉察，急于脱身，就需要找个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选对象，我出身不好，没有后台，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严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来。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奸人预设的政治陷阱，他们想要猎捕的对象是曾山，是我无意之中做了与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严佑民又救了我。
　　严佑民，这位坚贞的共产党员，由于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无愧。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身陷绝境。
　　我不仅无力营救我的良师益友脱离“天牢”，而且还要随时准备着身遭不测。我能够办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自己的亲属后代略作交代，留下遗言；二是竭尽智慧，逃避时刻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劫难。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师、挚友严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里，我虽经过了下放劳动、党员登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等政治浪潮，却都坎坎坷坷地走了过来。多少人间生死荣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过。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后吴法宪锒铛入狱。1972年3月，谢富治患癌症，在挣扎中痛苦死去。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幸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时，所谓“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冤案的涉嫌人严佑民还在狱中。
　　1972年9月，得悉严佑民被从秦城监狱假释出来，住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设法避开公安部调研室造反派头头的纠缠，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狱生活，和相继发生的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折磨得这位很健壮的老人变了形状。但他性格依然开朗，谈吐依然妙趣横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虽十分忧虑却又满怀信心。在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长者面前，我再也压不住激动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话，一下子冒子出来：“查档案的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
　　没有想到他听后竟冷冷地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停一会儿他才接着说：“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很可能瘐死狱中……”说着，严老也越来越动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狱中的种种伤心事，就转换话题谈社会现象，谈读书心得，谈诗文。他说：“在监狱里，我读了《资本论》，《毛选》至少读了四遍。”我说：“我看了一些历史书籍《史记》、《汉书》、《隋书》和《三国志》，还心有所感，写了一首诗。”他问我什么诗，我吟给他听，并写出来给他看。
　　严君
　　春秋几番是非缠，
　　敢笑廷尉羁张盘。
　　友情泣血染浊水，
　　正气凌空刺云天。
　　枫叶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胆不寒。
　　四年囹圄等闲事，
　　收拾行装再向前。
　　他看后，哈哈大笑，说：“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欢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向前’。”
　　粉碎“四人帮”后，严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扫荡“四人帮”的老巢，以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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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自公安部网站，有很多转载。
“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 --- 孙宇亭，文章曾刊登于以下期刊：
《炎黄春秋》1999年06期
《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中国社会导刊》1999年第10期
《政府法制》2002年第12期
《广州研究》1985年第01期
《旧闻秘录》2007年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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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XXX”、“X主任”——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旺东兴。
文中有：“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中央办公厅主任正是汪东兴。
“XXX”、“X主任”——是旺东兴无疑。
注②：“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他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旺东兴和吴法宪吗？旺只听毛和周的。这位中央负责同志绝对不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任何一人，否则早就写出名字了，正好向他们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为康生隐罪。
1967年以后，中央各部委都瘫痪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权，刘少奇、邓小平又被打倒，这时能说上话又能指挥的了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就只有周恩来和毛了。中共经常故弄玄虚，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在《人民日报》上突然宣布要惩治国民党战争罪犯的文章，并把战争罪犯的名字列了出来。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权威人士”这种称呼来玄虚天下人，其实“权威人士”是毛自己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是电报签字人之一周恩来。
注③：“抗战末期”：不是抗战末期，有的杂志如《旧闻秘录》写着：电报跨越时间很长。
注④：本文中只写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写：我（孙宇亭）和赵雪瀛等四个人花了四天时间查了中央秘密档案馆。他们为了向上级汇报，当时抄出了电报中缔结条约的具体条文。电报很多，跨越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