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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的秘密（完整新版）
知乎朱世巍
一、谁是凶手？
近些年，网上爆出大量为满清军屠杀暴行辩解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个普遍特点，或者否认有过扬州屠城。或者把屠杀罪行全部都推给汉奸军队，竭力为满洲军洗白。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网上热炒的所谓的"李成栋，屠昆山"，其实清军攻打昆山时，李成栋的部队在其他方向。
而根据《钦定八旗通志》、《清史稿》攻打昆山的清军主，却是如假包换的满洲蒙古八旗。领兵官包括满洲镶红旗一等甲喇章京玛喇希、满洲镶黄旗巴牙喇章京固纳代、蒙古正红旗固山一等轻车都尉恩格图、摆牙喇素章京固纳岱（如《清史稿》列传十三："至昆山，都统恩格图等方攻城，马喇希率所部兵趋颓堞，先登，遂克之"、"移师从贝勒博洛徇苏州，克昆山"。《八旗通志》也有类似记载）。
昆山人顾景星的传记还提到如下攻入昆山的八旗军将领：多罗贝勒尼堪、满洲正黄旗三等昂邦章京（固山）图赖。(《白茅堂集》)，他们都是正宗的八旗将领，其中还有很多是满清宗室。这些正宗八旗军攻入昆山后，大肆屠城六日。
这场屠城本身不太著名，据昆山人顾炎武的回忆，屠城"死者四万人"(《亭林文集》卷五）;《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称"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顾炎武的两个弟弟被杀，生母何氏被清军斩断手臂。顾炎武的好友吴同及两岁儿子被杀，女儿被掠走（《亭林文集》卷五）。另一个著名昆山文人归庄的两个嫂子张氏、陆氏被杀，所生5个子女或死或被掠走（《归庄集》下）。归庄的兄弟归尔德，则是在扬州被清军所杀(《归庄集》下）。
李成栋也被冠上"参与（或主导）扬州十日"的罪名，这完全是瞎扯。李成栋有一份向满清为自己表功的报告《吴淞总兵李成栋残揭帖》(《明清史料》丁上），列举了他为满清效劳攻占的所有城池，里面根本就没有扬州（也没有昆山）。李成栋的确跟着清军干了很多坏事，也不能把没干过的事强加在他头上，以此达到为满洲军辩护的目的。
那么，到底是谁下达了屠城命令？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满清理藩院发给蒙古贵族的一份蒙古文档案明确记载：
奉皇父摄政王之命，理藩院宣告进军南京定国大将军主帅扎萨克额里克亲王（多铎）为首上书曰：用红夷炮攻克扬子江边扬州城，将其城内军民全部屠杀。生擒有文官阁老称号之史可法，招降而不从，因而杀之！(《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
这份蒙文档案写得非常清楚。下令屠城的人就是满洲亲王多铎本人,而且是下达了"全部屠杀"的命令！
果然是满蒙一家亲,发给蒙古人的文件里，满清根本不忌讳介绍这种事情,甚至是用一种相当得意的口吻向蒙古人炫耀大屠杀。
这样的第一手档案文献，绝对是特征如山了。那么，具体又是谁来执行屠杀呢？
综合《八旗通志》、《清实录》和满清事后的表功档案（《史料丛刊初编》)，参加攻打扬州的清军部队主要指挥官有：
进攻扬州的清军作战序列
满洲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
满洲镶黄旗固山拜音图；
满洲正黄旗固山阿山；
满洲正黄旗三等昂邦章京（固山）图赖;
蒙古正蓝旗固山富勒克塔；
汉军镶白旗固山佟图赖;
汉军梅勒章京李率泰
满洲尚书宗室含岱；
梅勒章京伊尔德；
摆牙喇蠢章京阿济格尼堪；
署摆牙喇章京都尔德；
摆牙喇章京固纳代；
梅勒章京阿哈尼堪；
署梅勒章京格霸库；
综上所述，进攻扬州的清军，最高指挥官是一个满洲亲王、三个满洲固山、一个蒙古固山、一个汉军固山，满蒙八旗居于绝对多数。
汉奸部队方面，孔有德等三顺王军也参加了围攻（满清顺治十二年三月二日立下的《定南王孔有德碑》明确列入了"克扬州"的"战功")。汉奸张天禄部被部署在扬州城南（非突破方向）。很显然，围攻扬州的清军，就是以真正的满洲军为主。汉奸部队只是担负了辅助任务。
但是，这些清军部队，并非全部都参与了直接破城,很多只是担负包围任务。汉军旗和三顺王军则以红衣炮队为主。
那么，直接攻入扬州城内的清军是那一支呢？《清世祖实录》记载：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奏报：……十七日，遣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护军统领（摆牙喇蠢章京）阿济格尼堪、署护军统领杜尔德等率师至扬州城北，获船百余艘。是日，大军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令署护军统领顾纳代、伊尔都齐、费扬古、吴喇禅、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署梅勒章京格霸库等率师自扬州城南，获船二百余艘。十八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谕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胤］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上述军官全部是满蒙八旗）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三十六：满洲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攻扬州府时击破城内拒战兵"。
《钦定满洲八旗氏族通谱》卷四十六：杜塔里,镶黄旗人……攻扬州府首先登城克之。记录很明确：攻打扬州的清军以八旗兵为主。而攻入扬州城内的第一批清军，更是正宗满洲部队，更具体说，是满洲镶黄旗部队。他们也是屠城初期最惨烈阶段的主力部队。（附带说一句，2022年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的文章《富察氏家族与清朝对全国的初步统一》，还把阿哈尼堪（富察氏）攻入扬州城当作满洲"勇士"的功绩来大肆吹嘘。还公然宣称，即使是农民起义军，抗拒清军也等于是"抗拒统一"，因此就丧失了正义性。文章的作者是张明富和周颖。"满蒙大一统"史观的典型怪胎）证据不止于此。请看另一份原始档案。
满清顺治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江南总督揭帖"记载的一个案件（《明清史料》甲六），概要如下：扬州人储遵，于1645年4月被杀死（清军破城之时）。他的妻子林氏被"正白旗"清军掠走。当年5月，林氏被清军带到南京；腊月，被带到荆州；第二年（1646年）5月，清军又把林氏带回南京。住在南京的表兄闵奉山得知林氏下落，花钱从"满洲营"将林氏赎出（包衣曹寅的老师周亮工◇就干过这种事情：帮着八旗兵向受害者家勒索钱财。详情见后文）。不久，闵奉山病死。林氏又被满洲兵抓住，发现耳朵上有"满洲式穿眼"，就以"满洲走失人口（逃人）"罪名抓了回去。
这是满清官方档案明确记载的一组扬州屠城受害者姓名和案件：储遵和他的妻子林氏。加害方也非常清楚：正白旗满洲兵。这些满洲兵不仅杀人、掠夺妇女、出售妇女，甚至还赖账！已经被他们售出的妇女，还找个借口再抓回来。真正把受害者弄到人财两空的境地。
可是，却有些人以《扬州十日记》里的清军很多会说汉语为理由，质疑文章的可信性。或以此鼓吹屠城的都是汉奸军队。
其实根据残存下来的明军情报（逃回的汉人奴隶口供），早在崇祯七年以前，"达子"就开始在汉人指导下读书（见《督戎疏纪》)。且不论汉军旗，即使满八旗会说汉语也不是新鲜事。何况《扬州十日记》也有多处涉及到清军说"满语"的内容。
《孙传庭＠集》收录了一份明军塘报，记录了从清军营内逃回的难民口供："达贼内多半说话不真，其余亦说汉话"。这是一份确凿证据：入关前，满洲军会说汉话的人就很多了。
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崇祯十六年的一份明朝档案证实，即使是被清军短期掠走的汉人，逃回后所作的口供，谈及清军称谓，所涉及的满语词，读音也基本正确。如果《扬州十日记》的作者学会过一些简单的满语词汇，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抗战期间，日军士兵和中国居民接触过程中，彼此学会一些简单中日语，也很常见。比如所谓"太君"，其实就是日语"队长"的读音。笔者看过一个日本士兵的访谈录像，他回忆中国俘虏对他说："我的，死了死了的有？"日本兵是用读音基本正确的中文回忆复述这句话，而他根本没学过中文，他甚至还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他问我自己是否会被杀"人类的语言适应能力超越想象）
原李自成部的高杰军溃逃到扬州途中，纪律败坏，多有杀掠。扬州官民拒绝他们入城。扬州乡绅想调节双方矛盾，也被市民杀死。高杰气急败坏下试图攻城。史可法跑来才制止了双方冲突，竭力劝说高杰约束部下（史可法"悍民残杀乡绅疏"，称高杰也曾约束士兵：取犯兵斩以徇，日不下数十人）。在史可法的阻止下，高杰部最终未能进入扬州。而根据《扬州十日记》,清军在屠城尾声，才把已经投降满清的高杰军放入城内掠夺，而这个阶段的杀戮并不严重。这段描述非常珍贵。明确证实只有当满洲兵杀够捞够了以后，才会允许汉奸部队进来分一点残羹剩饭。而汉奸部队的杀掠远不能与真满洲军相比。
如今一些人却想把屠杀责任全部归于汉奸部队，实在是可笑可耻。
笔者倒是想问一句：到底是什么人在为满清遮掩罪恶？他们是什么动机？是什么目的？
附带花絮：汉军包衣的自供书
康熙《扬州府志》明确记载了清军的扬州屠城："顺治二年夏四月，豫王（多铎）率师南征，至扬州。阁臣史可法督师于扬，誓众死守。王命以飞炮击城西北隅，破，史可法及知府任育民死之。民膏锋罹刃者几尽。"
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扬州屠城后，清军派遣汉奸伪官周亮工去处理尸体。"广储门外，白骨如山，置义冢埋之。"《扬州府志》外，如《周亮工行状》:"（周亮工）为民赎被俘子女，及置义家"。《周亮工年谱》也有类似记载。周亮工一些朋友的吹牛拍马文章对此也有多谈及。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周亮工还帮清军贩卖屠城后掠来的人口，美其名曰：允许幸存者花钱赎回自己的亲属。就这样，满洲军在屠杀掠夺以外，又大捞了一笔钱财。他们往往还在售出后，又找个借口把人抢回来。前述扬州人储遵的妻子林氏被"正白旗"满洲兵掠夺、出售、又抢回来的档案记录，就是所谓"赎被俘子女"的真相。
周亮工后来依附于汉军包衣曹家，以家庭老师自居。他的学生就是曹寅，后来的江宁织造。学界普遍认为曹寅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或父亲，或干脆就是作者本人。
而曹寅有一篇纪念周亮工的文章，收录于曹寅的个人文集《棟亭集》。
文章先伪造了所谓南明扣押满清使节的罪名（显然是模仿蒙古人攻打南宋的骗人话术。满蒙集团很擅长编造这类骗人故事），再夸耀清军"王师南伐破淮扬，席卷而下，草味廓清，东南底定"。然后就标出了周亮工"的"成绩"：帮助清军处理"顽民":"赎俘虏，掩残骸"。
这段文字不仅证明了《扬州府志》关于屠城收尸的记载，还通过一个汉军包衣的笔，直接将屠城描述成对"草昧"、"顽民"的"廓清"。可以说是来自八旗集团内部的一份赤裸裸的自供书。（曹寅这里用"东南底定"来形容清军的进攻。与《红楼梦》的"地陷东南"正好是对立表述。曹寅的用心真是微妙）
扬州屠城时，曹寅尚未出生,但从上述文字可知，曹寅对八旗军的扬州屠城知道的一清二楚。周亮工肯定向他透露过收尸期间的见闻。而曹寅的父亲曹玺，扬州屠城时大概是多尔衮的侍卫。他或许对扬州屠城事件也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根据南京地方志的记载，曹玺曾参加清军镇压山西之战。所谓"随王师征山右" "有功”.
在此期间，清军对大同等城市也展开了屠城,大同城几乎被杀绝。
我们不去猜测曹玺在屠城时做了什么,但他显然是知情者。更值得注意的是，曹玺的父亲曹振彦（也是汉军包衣）还在大同立过一块碑，隐晦记录了清军对大同的屠杀："戊子之变，谁非赤子，养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焉茂草，焉狐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兴黍离之悲，傍徨不忍释者。"从这段文字看，曹振彦对大同屠城的遇害者，持有同情态度。曹振彦是否只是假仁假义呢？或许不是。
崇祯九年，清军入塞劫掠宝坻县，展开了大屠杀。当地一个姓王的家族几乎被杀绝。却有一个十几岁少年摆脱了清军的魔掌。多年后，幸存者结识了曹寅，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是曹振彦偷偷放掉了他。显然，曹振彦虽然是满洲集团的汉军包衣，但从未忘记自己是汉人。对于遭到屠杀的汉人同胞，他的同情不是虚假的。他甚至会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
与之相比，曹振彦的孙子曹寅，写下那段吹嘘"王师""草昧廓清"的文字，就显得相当冷酷了。但这未必是曹寅的真心。
事实上，曹寅曾写过一个南曲剧本《续（后）琵琶》°（红楼梦文本为《续琵琶》)，借汉代蔡文姬的故事，描绘了这么一段文字："胡羌猎过，围城所破多。斩截无遗，尸骸撑卧，妇女悉被掳。又长驱西去，又长驱西去，置骂难堪，捶杖频加，号泣晨行，悲吟夜坐，欲生无一可。嗒！彼苍者何辜？生长中华，遭此奇厄祸。胡风吹我衣，感时念父母……"
这完全就是对清军屠城的影射！
曹寅一生留下的诗词文章，很多都透露出了强烈的、甚至不加掩饰的反清思想。如曹寅纪念明朝遗民马銮的诗："魂归故国青山晚"、"烽烟何日返山川"。明确表明曹寅也把明朝视为"故国"，期待反清战争再次爆发。这组诗正好是吴三桂反清初期所写。
三藩战争失败后，曹寅的《疏影．柳条边望月》对反清情绪更是毫不掩饰：杳杳中华梦断……待何时跃马归来重绾柔丝千尺！现代汉语直译："中华梦断绝了（似乎是指吴三桂的失败）……总有一天骑马归来重新挽起千尺柔丝头发"。这实在是相当赤裸的反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曹寅关于扬州屠城的"冷酷文字"，其实和他祖父在大同立下的碑文一样，是用一种隐蔽手段，记录下满清屠城的罪证。（曹寅在吴三桂起兵初期写"魂归故国青山晚"、"烽烟何日返山川"。吴三桂失败后立刻写"杳杳中华梦断"。高度怀疑曹家可能是吴三桂的内应，只是一直没等到机会。"待何时，跃马归来，重绾柔丝千尺！"曹家对吴三桂的失败还很不甘心呢）
我们也由此得知，汉军包衣和汉军旗里，的确有像曹振彦和曹寅这样的人，怀着悲哀和愤恨心情来看待满洲军的屠杀暴行。他们身不由己的痛苦，只能用以极为隐晦的方式加以表达《红楼梦》里有这样的情节：来自扬州的女子林黛玉，在四月二十四日夜里去看望贾宝玉，却遭到了贾宝玉女仆的羞辱。悲愤之下，林黛玉在第二天（四月二十五日）写下了凄凄惨惨的"葬花吟""，还当面骂贾宝玉是"狠心短命"之人。
而四月二十四日夜到四月二十五日，恰好是清军攻陷扬州，开始屠城的日子。这或许也不是偶然。"葬花"实质上是"收尸"。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痛骂，或许也是包衣曹家对自己地位处境的一种否定。
二、扬州之战的真相
上文我们已经论证过，扬州屠城的命令就是由满洲亲王多铎发出，而执行部队主力就是满蒙八旗。我们再从军事角度来分析一下扬州之战和扬州十日记。
满清喜欢夸大对方的兵力,这个传统也被满清的维护者所继承。近年来，某些人甚至渲染说，多铎在扬州附近就俘虏了二十多万明军。可是，南明主力的所谓江北四镇，部署在所有战场的总兵力，名义上也只有12万人（每镇三万人）。南明官员李清指出，江北四镇等"不知汰无用，核虚名"(《三垣笔记》下）。也就是说，名义上的12万人，还充斥了大量"无用"和吃空饷的虚名"，实际上根本没有12万人。
以刘泽清镇为例,名义上有3万人,而根据满清的情报，实则只有1.7万人。残存明代档案记载，刘泽清在崇祯十五年九月只有六千士兵可用，其中五千交给他人指挥。他自己只留了一千人（《明清史料》丁八）。也是说，刘泽清镇即使真有1.7万人，也都是临时拼凑的"无用"。他的骨干部队撑死了只有几千人。满清后来却把刘泽清的兵力夸大为4万人（《清实录》)。虚弱的江北四镇，又有多少兵力部署在扬州方向呢？
清军攻打扬州时，刘泽清镇远在淮安,满清版《明史》污蔑说刘泽清在清军攻打扬州前就和清军勾结。而事实是，刘泽清在扬州和南京失陷后还向清军发起过主动进攻。扬州于四月二十五日沦陷。而刘泽清攻击清军是五月十三日，坚持战斗了十五天才于五月二十八日兵败投降，这是满清的战报所记录的日期。（刘泽清兵败投降后，再度策划在山东发起反清起义而遭杀害。满清固然很仇视他。而刘泽清生前和东林党魁首刘宗周关系特别恶劣。满清版《明史》主导者之一就是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故而对刘泽清污蔑的特别厉害，杜撰和编造了很多荒唐不经的东西）
同一时期，黄得功和刘良佐镇正在阻击左良玉，这两支部队远在安徽芜湖﹣江西九江之间。也就是说，江北四镇的三镇都远离扬州战场。而且他们都是扬州之战后才崩溃的。
在扬州方向（包括扬州以北至徐州的总战区）只有高杰一镇。高杰镇名义上也是三万人。实际只有两万人（《研斋全集外集》卷二十八：惟兴平伯高杰提兵二万）。高杰镇陆续崩溃和投降后，另外几个小援军部队也都跑了。史可法在扬州实际可用的军队，只有他的标兵加上刘肇基的400个家丁（《青嶙屑》。下），几个没有多少部队的虚衔军官。守军撑死了也就数千人样子。所谓"二十万明军在扬州附近投降"，完全是个大笑话。编造这种笑话的人，脸皮比满清还要厚。与之相比，直接围攻扬州的清军，从满清自己的记录看，有一个满洲亲王、三个满洲固山、一个蒙古固山、一个汉军固山。还有至少三个摆牙喇章京。加上孔有德°等三顺王军以及汉奸张天禄部（参阅上文）。综合《八旗通志°》、《满洲八旗氏族通谱》、《明清史料》的记录，攻打扬州的清军，主要来自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从旗属看，无疑是满清最强的主力部队。
史可法完全处于寡不敌众的状态。被某些人所质疑的《扬州十日记》，也提供了关于扬州之战的重要细节。文中写道，扬州城墙体狭窄，甚至于难以安放大炮。迫使史可法在城墙和民房屋顶之间架设木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根据明代的扬州地方志，扬州城的墙体厚度只有一丈五尺，甚至比很多重点设防的县级城墙还要薄。明朝政府显然从未准备在扬州展开大规模战争，所以在当地毫无准备。
而根据明朝兵部发行的军事教材《保民四事全书》，红衣大炮的后坐力太大，即使安放在宽大墙体上，也需要在后方垫土以减缓后座力。这就是史可法在红衣大炮后方架设木板的原因，他想借此扩大火炮的后座纵深。但根据《扬州十日记》的描述，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到清军破城，工程也没有完工。《扬州十日记》能写出这样真实的军事细节，只能是当事人无疑了。
扬州城墙过于单薄，也是清军利用红衣大炮迅速破城的原因所在。史可法幕僚记录清军打入扬州城的炮弹重量是十斤四两（《青嶙屑》下）。这正好是满清于崇德八年铸造的三千八百斤红衣大炮的炮弹规格（《皇朝礼器图式》卷十六）。这批炮有14门保存至今，实测为3600-4000斤，属于重型红衣大炮。
《扬州十日记》另一个特别真实的战争细节是：书中描写清军杀人，很少有说一刀就把人杀死。也没有夸张的断头场面描写，而往往是要砍很多刀，甚至好几刀也砍不死一个人。这也是个非常准确的细节。古代军队使用的刀具，多数都不是特别锋利。而即使比较锋的刀在战斗或乱砍状况下，也难以一刀毙命。除了特别训练有素的兵或刽子手，在被杀者特别配合的情况下（正式执行死刑的场合），才有大概率一刀斩下人头。否则就是要砍很多刀才能杀死一个人。（砍下人头，坚硬的颈椎骨还会伤及刀刃。砍太多，会导致刀刃翻卷或缺口。采用乱砍的方式，让对方死于失血过多和伤口感染，也利于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
200多年后，清军攻占天京，曾国藩的幕僚所见清军屠城场面也是如此："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见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
《扬州十日记》能准确描写出实际的乱杀场面（以及伤口感染的渐进过程），只能是亲历其事了。
三、大屠杀遇难人数是80万还是140万？
《扬州十日记》被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书中提到屠城后，根据焚尸记录，遇害者不少于80
万人。有人认为，这个数字过于夸大,可是，这并非最高数字。
吴嘉纪（1618年﹣1684年），扬州府泰州人。他是地地道道的扬州十日屠杀的同时代和同地区人。他留下很多关于清军暴行的诗歌，有多首与扬州十日屠城直接有关,其中一首是《李家娘》全文如下：
乙酉（1645年）夏，兵陷郡城，李氏妇被掠，掠者百计求近，不屈。越七日，夜闻其夫殁，妇哀号撞壁，颅碎脑出而死．时掠者他出，归乃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见者莫不惊悼，咸称李家娘云。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妻方对镜，夫已堕首；腥刀入鞘，红颜随走。西家女，东家妇，如花李家娘，亦落强梁手。手牵拽语，兜离笳吹。团团日低。归拥曼録蛾眉。独有李家娘，不入穹庐栖。岂无利刃，断人肌肤，转嗔为悦，心念彼姝，彼姝孔多，容貌不如他。岂是贪生，夫子昨分散，未知存与亡。女伴何好，发泽衣香，甘言来劝李家娘。李家娘，肠崩摧，篓挞磨灭，珠玉成灰。愁思结衣带，千结百结解不开。李家娘，坐军中，夜深起望，不见故夫子，唯闻战马嘶悲风；又见邗沟月，清辉漾漾明心胸。令下止杀残人生，寨外人来，殊似舅声。云我故夫子，身没乱刀兵。恸仆厚地，哀号苍旻！夫既殁，妻复何求？脑髓与壁，心肺与雎。不嫌剖腹截头，俾观者穀似羊牛。若羊若牛何人？东家妇，西家女。来日撤营北去，驰驱辛苦。鸿鹄飞上天，髡兔不离土。乡园回忆李家娘，明驼背上泪如雨！
这是直接描写清军屠城和淫掠妇女的长篇诗歌。详细描述了清军残酷杀害不屈妇女，将更多妇女掠走的场面。
这首诗还提到了"杀人180万"的具体数字,远超《扬州十日记》的80万。其实呢，无论80万也好，140万也好，只能说明屠杀规模极大。古中国文人的确喜欢夸大数字。真实的具体数据，已经是无法论证的问题了。但从人口角度说，屠杀近百万人，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喜欢定期统计人口。一方面可以扩大税源，一方面又可以借此歌功颂德。唯独明朝是个例外，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下"永不起科令"，规定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具不起科（永不征税）"。朱元璋还规定，对破坏永不起科的官员，"罪之"。这道命令，实质上把财政规模给固定化了，而且整体趋势是越来越少。朱元璋时代，正税规模超过3200万石。而到了万历﹣天启时代，正税规模却只有2600万石（约折算为1400万两白银。但这也仅仅是征税计划。天启以来，实际征收额有时还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
同样受"永不起科令"的影响，明朝很早就实质上停止了人口统计。因为无论新增多少人口，都与税额无关。如果朝廷要认真清查人口，就可能被指责为破坏"永不起科令"。于是明朝的人口统计，逐渐变成这样的模式：定期把以前的黄册重抄一边。一些地方的人口，往往几十年都不增一个也不减一个。有时还越抄越少。朱元璋朱棣时代，明朝官报人口有6000万。明末反而只有5000万。满清入关后的顺治十三年，满清官员发现，早在1642年，明朝已经提前写好了1651年的人口----把以前的数字再抄一边而已。
那么，明朝实际人口是否只有这么一点呢？明朝人自己就知道不是如此。万历时代，徐渭写过一篇文章，说会稽县官报人口是6.2万，而没有列入官报的人口，则是官报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会稽县实际人口是25万(《会稽县志诸论户口论》)。
同一时期，西班牙人在福建观察到，明朝的纳税人口，往往只有实际人口的六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一个大家族有70人，却只有7个纳税；另一个大家族有60人，则只有4人纳税(《出使福建记》)。地方官和人民都很喜欢这种马马虎虎的人口统计模式。大量人口得以避税。
再说辽东地区。根据《全辽志》，明朝官报人口只有不到40万人（在明朝，辽东大体属于不征农业正税的特别开发区，对新增人口统计更马虎）。努尔哈赤打过来以后，明朝官方才粗粗估计辽东地区的人口超过280万人（《三朝辽事录》)。比原有官数膨胀了七倍以上。还有些明朝官员推测辽东人口有300-400万。而这些人口，大部分又被努尔哈赤的"杀无谷汉人"和"杀富户"政策所害。
有些人口史著作认为这280万人（或300万以上)大部分都逃入关内。其实这是对史料的解读错误。因为有些明朝官员如王在晋，喜欢把对辽东人口的总估计，全部说成是逃难人口。而根据崇祯二年五月一份报告，全部逃难人口只有百万左右（明档6)。
综上所述，明末官报人口，往往只有实际人口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漏报现象极为普遍。另一方面，绝对不要低估满清军队的屠杀能力。且不说努尔哈赤在辽东屠杀数百万"无谷汉人"的历史。
满清的五次入塞劫掠，执行皇太极下达的"彼等杀戮明朝之人民，既盈城盈野（既要屠城也要屠村）"的命令（《王氏东华录°》)，屠戮掠夺过的大小城市不少于上百座。大多集中于北直隶和山东。由于地方志在康熙时代遭到广泛篡改和销毁，只有少数地区留下了相关数据记载。
目前保存有一批明末的档案原件，是关于清军在1642年底屠杀山东临清的。首先，根据监军太监高起潜的报告，临清原有人口"近百收起军攻破临清后，屠城持续了十六天。根据明廷兵部档案，遭受清军屠杀后的临清，"尸骸如山若巅"，幸存居民"有者未足一分"。也就是说，十六天内，临清丧失了超过90％的人口，屠杀规模近百万人（《明清史料》乙五；明档40、42、43)。
在一些中小城市，清军的屠杀也非常厉害。崇祯十二年一份档案报告显示，遭受清军屠杀后的北直隶赵县，可以查实身份的尸体就有两万五千两百具，另有4800多人被清军掠走。再如济南城，被清军屠杀后，留下被害者的尸体"死者九万四千二百七十二躯"（杨山松《孤儿吁天录．济南失陷之案第七》°)。
又根据地方史料，山东诸城县在崇祯十五年底到崇祯十六年初，被清军占据期间遭到广泛屠杀和掠夺，人口损失60%。清军的屠杀对象并不只局限于城市。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对周边乡村也进行扫荡性屠杀。如江阴和昆山屠杀期间，都有周边乡村遭到屠戮的记录。皇太极所要求的"彼等杀戮明朝之人民，既盈城盈野"，本身就明确规定既屠城也要屠村。山东诸城县也有清军在乡村地区屠杀掠夺的明确记录。满清战报档里，甚至有专门的"进掠乡村所获"报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4)。
从这些幸存的零星数据看，满清军队动辄屠杀几万几十万人，对他们是家常便饭。如果他们在扬州真杀了80-140万人，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那么，扬州屠城真的持续了十天吗？
于扬州被俘的明军副将史德威，在《家祭文》和《维扬殉节纪略》等文章里明言，他自四月二十五日被俘，被扣押在清军营内长达十二天，所谓"旋复被执，羁继十有二日"（恰好是屠城的十
日期间）。获释后，史德威于五月七日（某些版本错印为一日。《南疆逸史》明确记录"五月初七日，德威回扬"）再度去扬州城内寻找史可法。尸体，只见城内尸体堆积如山，已经完全找不到史可法（"但见尸积如山，时天炎热，众尸蒸变难识")。此后，他又去段姓商人家寻找史可法遗笔，可是段氏已全家被杀（"至段宅找寻原藏遗书，而段氏阖门杀掠殆尽")。
从清军的作战日程看，攻占扬州是四月二十五日，随后开始渡江攻打南京则是五月九日（《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史料丛刊初编°》)。也就是说，清军在扬州停留了超过十四天。屠城十日，并非虚言。
四、受难者有话说！
在述我们提到了经历扬州屠城的吴嘉纪所写诗歌《李家娘》诗歌所写清军在扬州屠杀了140万人还描写了一个被清军掠走且遭到残酷迫害的"李家娘"。
读者们会问，吴嘉纪虽然是扬州屠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亲历者。但他所写的"李家娘"，是否是虚构杜撰人物呢？吴嘉纪曾写过很多关于清军扬州屠城的诗。仔细考察后，笔者发现，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基本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再来看吴嘉纪的另一首诗：
《挽饶母》
忆昔芜城破，白刃散如雨。
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
伊谁蒙不戮，鬼妻与鬼女。
红颜半偷生，含羞对新主。
城中人血流，营中日歌舞。
谁知洁身者，闭门索死所。
自经复自焚，备尝杀身苦。
崩懷堕楹底，偏存命一缕。
事定夫也归，故妻出垣堵。
祸害百万家，无恙独此户。
仰面谢苍天，回头案重举（扬州古称芜城）。
这首诗直接提到了"杀人十昼夜"和"祸害百万家"，描绘了清军在屠城期间驱使被掠妇女歌舞取乐。还谈到了一个罕见幸存下来的饶姓家族。这个饶姓家族就是真实存在的。
顺治﹣康熙时期的满清官员汪懋麟（扬州人）,写过一个真实故事：他的好友饶子眉的母亲，在"王师（清军）攻扬州"之际，先是上吊未死，又自焚。房屋倒塌压在她身上，没有被清军发现而活了下来(《饶母史儒人墓志铭》)。汪懋麟所说的情况，与《挽饶母》的内容完全一致。显然，饶子眉的母亲，就是吴嘉纪所说的"饶母"。她是扬州屠城的幸存者。
吴嘉纪还有一首诗《董妪》:
……
主人韩秀才，家住芜城里。
城破兵屠戮，夫妻先自死。
妻缢死梁上，夫溺死井底。
所生两男儿，一死从严亲。
幼者在母怀，擎举托老身。
忆母将缢时，复抱幼儿乳。
乳儿几曾饱，苍惶分散去。
门外积骸高，昏暮何西东。
裹儿儿不啼，共入死人中。
死人盖生人，尸血模糊红
……
而根据王式丹的《东轩歌为韩醉白》和汪懋麟的《董妪传》，逃出扬州城的董妪也是真实人物。"韩秀才"则是董妪的主人韩文适（史可法的幕僚，与史可法一起殉难）而被董妪拯救出来的小孩，则是韩文适的儿子韩醉白（扬州城破时只有三岁）这个幸存者韩醉白，又正好是汪懋麟和王式丹的朋友。
汪懋麟本人也是扬州屠城的幸存者。他在《哀诗》写道："扬州乙酉（1645年）乱，杀人无遗黎。城中火夜起，新鬼啾啾啼。吾母志凌冽，甘为井中泥"(《百尺梧桐阁文集》)就是说，当清军屠城时，他的母亲曾投井自杀（后被家人救起）。在朋友帮助下，他们的家族设法躲到城外，避开了清军的杀戮。却仍有一个哥哥被杀。（汪懋麟追忆其母遭遇时，突然感慨"儿今皇皇求禄能不悲"。似乎有些后悔为满清做官之意。他的另一些诗，则直接说是太穷了才必须做官。他们家的财产早就被劫掠一空）
但汪懋麟毕竟为满清做官，说话有所顾忌。叙述家族逃难遭遇时，他有时又会说是"甲申（1644年）夏四月终旬"的事。年份不对，月份却正是清军攻陷扬州之际（4月25日）。也或许是汪懋麟对"甲申"这个明朝灭亡的年份特别敏感。但这误导了一些学者。然而，汪懋麟的朋友施闰章胆子更大一些，直接指明汪懋麟家在扬州遭难，就是"顺治初，王师（清军）取扬州"期间（《学余堂文集》卷二十四）。施闰章还说汪懋麟的父亲曾假装和尚。其他躲入佛寺的人都被清军杀了，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学余堂文集》卷二+)。
可汪懋麟也有大胆的时候,他借着前述《董妪传》，直接描写了清军屠城的场面："当乙酉（1645年）破城时……万马屠城，城中火起，照锋刃如雪，天大雨淙淙，与戈甲声乱，杀人塞坊市。妪匍匐蛇行刀头马脚之下，伏死人中。"
所言细节与前述《哀诗》一致。这极有可能是汪懋麟家族逃出扬州城之前，亲眼看到的场面。
（请特别注意：《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开始屠城时，正在下雨。这与汪懋麟所说"天大雨淙淙"也完全一致！《扬州十日记》的可靠性又增加了一大证据！)
汪懋麟后来还是被康熙罢官，以"不安分生事"的莫须有罪名（《康熙起居注》)。幕后真相不明。
（汪懋麟为了当官混口饭吃，曾参与满清编造的《明史》，最后也没得到多少好处，还是穷困潦倒）
事实上，另外还有一批屠杀幸存者的诗歌存世。这些幸存者大都是被清军掠走的妇女。其中有些被分配给高级军官的女子，往往在行军沿途的旅店，向店主索要纸笔，在墙壁上写下诗歌。这类诗歌又有一些被时人记录下来（朝鲜使节也曾亲眼看到这样的诗歌，还从旅店老板处了解过更多信息。见《燕行录》)其中有几首题壁诗的作者，明确就是扬州屠城的受害者。如扬州女子张氏、汪氏同难西沟：顺治二年六月（屠城为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女子张氏遭难于西沟宝林庄居，洒泪口占五绝：深闺日日锁鸾凤，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那禁过鸟道，可怜魂梦绕家乡。绣鞋脱出换宫靴，女易男装实可嗟。扶上玉鞍愁不稳，泪痕多似马蹄沙。碎环祝发付东流，寄语河神仔细收。拟将薄命随流水，因伴兜鍪不自由。江山更易听苍天，粉黛无辜甚可怜。薄命红颜千古恨，妾身何惜误芳年。翠翘金雀久尘埋，车骑轿鳞野店来。怜我故乡生死别，花枝移向别园栽。
汪氏则于八月二十三日，"亦同此命薄，因磨泪和成五首":悲鸣淮海只孤凰，流落秋风梦锦堂。为问近邻同难女，谁抛骨肉去他乡？驼马驰驱换妇靴，无端胸次起咨嗟。苍天此际聊相问，埋我风尘几石沙？芳年情事叹如流，一滴金盆复不收。身付馍鳄为上计，老苍何苦不侬由！薄暮危楼风雨天，隔邻谁弄想夫怜。昨宵梦与良人会，依旧还盟松柏年。伤哉骨肉已尘埋，惟有清魂梦往来。寄语故乡兄与嫂，花枝从此不须栽。
顺治三年，直隶正定府新乐县的一处房屋墙壁上又出现了这样的诗歌：
不管高楼妾姓谁，牵来宛马使人骑。相逢已是愁无那，更被前营主将知。何关出塞始风流，生长江边不解愁。自到前旗多姐妹，笑声一半是扬州。已分将身葬野乌，曹公高义赎文姝（曹操赎回蔡文姬°的故事，曹寅曾描写此事）。生来厌学男儿拜，长跪君前为故夫。江草江花步步愁，江边生长在高楼，红颜合齿名王剑，不用鞭人似土牛。
毋庸置疑,这些诗歌就是扬州屠城的被掠女子所写。她们被迫换上"宫靴"、"男装"（当指满洲式服装）。此类诗歌还证明，扬州屠城后第二年，八旗军（前旗）的随营妇女，有"一半"来自扬州。屠城时，曾有一些妇女在清军面前跪下为自己丈夫求情。这是八旗兵为屠城扬州主力的另一个铁证。
（事实上，这类题壁诗所指明的都是八旗兵。甚至到了康熙时代，朝鲜使节还记录了一个分配给"章京"的江西女子的题壁诗）
满清《内国史院档》有多铎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分配一百零三个"才貌超群汉女人"的记录。顺治一个人分到了十个、多尔衮分到了三个、图赖和拜音图各两个（他们两人负责直接攻打扬州）。从分配名单看，有权享受这批女子的，几乎全部是满洲贵族和攻打过扬州的八旗高级军官。而从前述诗文看，这批女子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扬州。八旗贵族和高官以外，下级八旗兵也掠夺了大量妇女。顺治二年九月一份档案记录，名珠尔扎海的正黄旗满洲兵，一人就掠来三个汉妇，这正好是扬州、昆山等一系列屠城几个月后。
除了直接描写清军的屠杀外，吴嘉纪还描述了清军统治下的扬州。代表性的一首，就是《过兵行》: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
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椽屋。
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疾雨。
东邻踏死三岁儿，西邻掳去双鬟女。
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
鼓角声闻魂已断，阿谁为诉管兵人。
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谒寒傈傈。
入郡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
一时草死木皆枯，昨日有家今又无。
白发夫妻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乌。
这首诗比较特殊，描述屠城十年之后，扬州城周边的残破景象。幸存居民也有一半被砍掉了手脚（参考：清军屠杀昆山期间，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军砍断了右臂）。更重要的是，这首诗描述满清统治建立十年后，早已不是作战地区的扬州，依然遭到路过清军的蹂躏，肆意掠走少女，踩死儿童，焚烧房屋。而地方官根本无权干预。而这种地方官无权干预的特殊骑兵部队，无疑就是八旗兵（吴嘉纪还直接用了"大兵"这个词。满清统治初期，"大兵"就是八旗兵的意思）。
（吴嘉纪还有诗描述清军骑兵长年以来踩死大量儿童，以至于草丛里满地骷髅。所谓："儿童弄武范公堤，塞马腾来踏作泥。无数髑髅衰草里，年年变作野禽啼。"在吴嘉纪笔下，即使到康熙时代，清军作风也毫无变化）
《过兵行》诗提到"养马二十日"，是八旗骑兵临战前的习惯性做法。《衡阳府志》记载在顺治九年，进攻衡阳的八旗兵，"以牧马为名"四出为害，导致"居民兽散，咸逃死"。蒲松龄《聊斋志异．张氏妇》也描述三藩战争期间，途经山东的八旗兵以养马为名，到处奸淫妇女。这些都与《过兵行》的描述完全一致。这是顺治和康熙统治下的"盛世"。
附录：扬州屠城的特殊记录
除了档案、地方志、亲历记、时人诗歌等等以外，关于扬州屠城还有一些特殊记录：文学记录。
生活在顺治到康熙时代的严虞惇（1650-1713年），出生在扬州屠城几年后。他作闲谈笔记《艳囤》有如下文字：岁乙酉清兵南下，将至淮杨……未几，扬城破，阖城受屠，妇女老丑皆被杀。独留少美者给有功披甲。
完成于雍正四年（1726年）的小说《雨花香》（作者是扬州人石成金,有如下文字：清兵破了扬州城，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这类描述，虽然不能做为正式史料，却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民间记忆。是扬州十日屠城留下的特殊烙印。
结论是：如扬州十日屠城这样，留下如此众多史料和深刻民间记忆的悲剧性事件，并不多见。
五、扬州十日记的幕后故事
我已经详细论证了扬州屠城的各种具体事实和记录。也论证了《扬州十日记》的真实可靠程度。今天，再来谈谈《扬州十日记》本身的传播历史。
总有人说，《扬州十日记》是辛亥革命前从日本传入？这完全是误解。事实上，写于嘉庆三年（1798年）的《南疆逸史跋》，关于资料来源部分，文中就有如下明确记录："某「扬州十日录」,「秋室集」作王秀楚「扬州十日纪」。"也就是说，早在1798年，国内就有阅读《扬州十日记》的明确记录。此时，《扬州十日记》甚至已经有了多个不同标题的版本。可见在《扬州十日记》在国内流传，还早在嘉庆三年以前。国内现存最早版本的《扬州十日记》，则是满清嘉庆（1796-1820年）刻本《青憐屑附耿尚孔吳四王合傳揚州十日記》。也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很显然，《扬州十日记》绝对不是从日本传入的。（附带说一句：笔者所见《扬州十日记》的最早日本版，是文政六年1823年的一个手抄本，远比国内刻本要晚。值得一提的是，与国内版本相比，日本人在抄录过程中，修改了个别"露骨"词句。文末还附有抄录者的个人感想，谓日本靠神风不必遭此劫难云云）
嘉庆时代以后，《扬州十日记》还在国内继续流传。1855年刊印的《笏庵诗》°，提到"扬州史氏家藏国初鼎革时张孺人殉节画卷""读图我亦为泪下，十日之记同一酸"，后面有个小注："图与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正合，即一家可知当日之事矣”。
也就是说，《笏庵诗》作者的吴清鹏不仅看过《扬州十日记》，还看过一副描述扬州屠城女子殉节的家藏绘画。
1875年，张之洞推荐给书生的《书目问答》明确列出了《扬州十日记》！大家当然都知道张之洞是什么人，地道的满清大官僚。这也是个很滑稽的事。大家误以为是革命党最先宣传《扬州十日记》却不知道在此之前几十年，满清的汉人大官早已经开始宣传《扬州十日记》了。（张之洞是个微妙人物。他主政湖北期间，恨透了荆州的八旗驻军。他私下甚至对美国人说满洲人是中国的妨碍，暗示应该把满洲人除掉。他会向书生们推荐《扬州十日记》，不足为奇。某种意义说，张之洞是"辛亥革命"之父）此类记录很多。
明显的事实是，远远早在革命党兴起之前，《扬州十日记》已经在国内悄悄流行了很久很久。流行到了张之洞公开推荐的程度！
《扬州十日记》为何在嘉庆时期突然出现公开版本呢？这要回顾一下文字狱的历史。顺治和康熙时期，已经出现第一批文字狱案件。尤其是康熙初期的《明史》案，逮捕和处死了一大批人，震动了全国知识分子界。而《明史》案之前，因文字获罪的事情也很不少。但这个时期的文字狱还没有进入最厉害的时代。毕竟满清还未能全面征服中国。
到雍正、乾隆时代，文字狱进入史无前例的高峰时代。除了大肆屠戮文人外，大批书籍也被列为毁禁之列，有些甚至被销毁的一干二净。另外还要考虑到书籍的刻印成本。满清统治初期，文人大都穷困潦倒，已经不能像明朝那样大量印书了。有钱印书的大都是满清官僚，或者得到官僚资助的文人。
此前提到的扬州府泰州诗人吴嘉纪。他早在顺治时代就开始创作，且有很多内容触及到清军在扬州的屠城，还有大量涉及到顺康时代的各种暴政。但他实在是太穷，完全拿不出钱来出版诗歌。换言之，他的诗原本极大概率是要湮没的。可是奇迹出现了。顺治末期，吴嘉纪认识了两个官僚周亮工和王士桢（两人都与曹寅关系密切），且得到两人赏识。终于在康熙初期，由周亮工和王士桢出钱并且代为宣传，吴嘉纪的诗得以刊印，一时广为流传。吴嘉纪甚至一度得到"第一诗人"的桂冠。
可是到了康熙中期，文字狱压迫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亮工因事获罪差点被处死，惊恐下烧掉了自己的大量文稿（周亮工负责在扬州处理尸体，对此，地方志和他的朋友多有提及。但他自己的相关文字却没有留存，极大可能就是这个时期毁了）。王士桢可能发现苗头不对，开始疏远吴嘉纪，甚至公开改口，说吴嘉纪的诗词并不高明，很明显是洗脱关系。吴嘉纪的名声从此也减弱了。
王士桢的预感是对的。到乾隆时期，吴嘉纪的诗被明确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冠以"诗中语多激愤，应请销毁","且有违碍语句，应请销毁"的罪名。此时吴嘉纪已经死了很久，后代子孙也无从查考。否则也难免被满门抄斩。从此，吴嘉纪的诗就消失匿迹了。被查禁前已经出版的诗集也被大量销毁，目前只有极少的几本幸存。吴嘉纪曾经的"第一诗人"名声也彻底消失了，甚至于默默无闻了，彷佛这人从未存在过。到了嘉庆时代，白莲教、天理会起义°等等不断。满清的统治开始虚弱，对文字的控制也随之减弱。又有人找到吴嘉纪诗文没有被毁掉的板子和文稿，于道光十年正式出版（筹划则是嘉庆十九年）。
参考吴嘉纪诗词的遭遇，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扬州十日记》的历史过程。作者王秀楚在满清统治初期就销声匿迹。显然没有为满清做官，也没有和满清官僚打什么交道。他家又被满清军洗劫一空，绝对是极度穷困潦倒，根本没钱出版文稿。就算遇到周亮工和王士桢，也不敢为他出版。毕竟，和吴嘉纪相对还比较抽象的诗词相比，《扬州十日记》的内容过于刺激了！
雍乾时代，文字狱进入顶峰。康熙时代出版且大量发行的吴嘉纪诗词都要"全毁"。更露骨刺激的《扬州十日记》更无出版可能。推测在顺治到乾隆时代，《扬州十日记》是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或干脆就一直藏在某人手里秘不示人。
到了文字控制大幅减缓的嘉庆时代，有人把秘藏文稿（或手抄本）拿出来刊印，也就不足为奇了。同一时期吴嘉纪诗词的复活就是证明。《扬州十日记》根本谈不上什么从日本传入。
附录：一点假设
吴嘉纪的诗是周亮工和王士桢资助出版且代为宣传，大量印刷，一时获得"第一诗人桂冠"。而周亮工和王士桢又与曹玺、曹寅父子关系密切。周亮工在出版吴嘉纪诗集的时期，实质上依附于曹玺（参阅我关于红楼梦隐秘历史的视频）。曹玺、曹寅父子极大可能也看过吴嘉纪的诗（虽然在曹寅藏书目录里没有出现）。与主题没什么关系。只是我个人比较在意的一个细节，毕竟我也在研究曹寅家族。（周亮工至少为吴嘉纪推出过两个版本的诗集，一个百首版；一个二百首版。以周亮工当时的官位和经济地位，假设说曹玺在背后出了钱，我都不会奇怪。当然这只是假设。曹寅家族有出钱帮人出书的明确记录）周亮工和王士桢也不是瞎子。他们当然知道吴嘉纪的诗是反清的。或许，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特别篇：史可法之死
原本觉得，这个系列差不多写完了。忽然又觉得，有必要具体谈谈史可法的死亡过程。笔记史中，关于史可法下落有很多说法。有说史可法逃跑了；也有说史可法自杀了；有说史可法被清军在战斗中杀死；还有说史可法被俘后，多铎留了他三天才杀云云。
满清统治时期，有些文人很乐意编造史可法受到多铎礼遇的说法。但这类说法，基本都是道听途说，有些甚至于是谣言。目前所知史可法的真实死因和死亡过程，可见四个亲历者的记录。首先是多铎本人。他在档案报告里的描述是："生擒有文官阁老称号之史可法，招降而不从，因而杀之。"
就是说，史可法的确死了，而且是拒不投降被杀。
另一个最常见来源，是史可法义子史德威的描述。据他所言，史可法是主动被俘。他又说多铎对史可法很客气，劝降之，但史可法不从，最后被杀。
史德威的文章给人造成印象，似乎史可法被杀时，他就在现场。但他的文字又透露出一个事实：他其实是在史可法被杀后才当了俘虏。换言之，史德威未必在现场。但史德威大概率是看到了史可法的尸体（已经被清军肢解）。从他透露的信息看，他是试图为史可法收尸时被俘。史德威在清军营内被扣押十二天，回到扬州城时，已经找不到了（详见前文）。
史德威并不在史可法被杀现场。那么，有真正目击者吗？有的。《南疆逸史》就记录了两个目击者的见闻：
其一：史可法有个幕僚杨遇藩当了俘虏。据他所被史可法大骂。史可法当面大骂清军"大帅"。"大帅"挥刀要杀史可法，史可法主动伸出头。接着，一群清兵将史可法肢解而死（与史德威所言一致）。杨遇藩后来逃跑，也想找史可法尸体，却找不到了。
其二：满洲军官安珠护。他告诉被流放的汉人官员，史可法是主动被俘。多铎不相信他真是史可法，找人来辨认（显然就是杨遇藩）。多铎劝降，史可法不从，于是被杀。（从安珠护的描述看，杨遇藩所说的清军"大帅"，就是多铎本人）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还原出史可法被杀的具体过程：
第一，史可法是大喊着主动被俘。显然，他不想死于乱军，而落到一个下落不明、被人随便编造谣言的下场。（可这样的谣言还是产生了，而且五花八门）。
第二，多锋的确曾劝降史可法。史可法的回应非常激烈，基本就是大骂多铎，气得多铎亲自拿刀要砍史可法。没证据表明多铎给过史可法什么礼遇，更没有什么"留三天才杀"，而是当场杀死。
第三，史可法是被肢解而死。手段极为残酷。碎尸也被任意抛弃。史德威的记述是"尸为众人分裂"、"但见尸积如山，时天炎热，众尸蒸变难识，不敢妄认"。杨遇藩的描述是"左右杀之，支解" "觅其骸不可得"（扬州知府任民育也被"碎其尸")。
结论：史可法之死的真相，远比大家一般所认识的更为惨烈。所谓多铎的"礼遇"，完全是编造的。（附带：网络上有种说法，谓史可法是被急于表功的汉军旗所杀。可是四个目击者的记述都无此说，只说是多铎身边的清军所杀（所谓"左右")。网上的说法大概率也是编造的）。
最后附录史德威记录的扬州殉难官员名单：
翰林院庶吉士吴尔瞧、
兵科施凤仪、
兵部职方司主事何刚、
督饷事黄铉、
管粮通判吴道隆、
扬州府知府任民育、
原任江都知县周志畏、
新任知县罗伏龙、
提督总镇刘肇基。（扬州城内最高指挥官,前辽东分练总兵,手下只有400人）、
副将李豫、
总兵官庄子固、乙邦才、
礼贤馆候选知县何临、胡如瑾、卢经才、
正旗鼓副总兵马应魁、
副旗鼓参将陶国祚、
赏功参将汪思诚、
内左营参将许谨、
内右营参将冯国用、
内前营参将陈光玉、
随侍家人史书、
随征书记陆晓、顾启允、龚之厚、唐经世、
内营随征都司千把总等官：姚怀龙、曹灯元、吴魁、孟容、解学曾、张小山、范苍、范泗、王东楼、徐应成、范海、冯士、富近仁、张应举、段元、郭仓
说明：本文主要是依据实录、档案、当事人文稿、当事人诗文等资料。对笔记史引用不多。因为笔者觉得，除了直接亲历者外，笔记史的可靠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