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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第六部分
（接上篇......）
三、宪法秩序与世界体系
法统与僭政,安全落差与秩序输送
文明意味着秩序的生成和暴力的形态化,秩序意味着“可预见性”对“偶然机遇”的排斥；形态意味着赤裸暴力的边缘化和污名化。达尔文世界的居民坦然接受偶然机遇和赤裸暴力的统治,视之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而合法暴力,滥用权力,拨乱反正的概念对他们非常陌生,就像文明人对“出生地的正当性”“海拔的正常化”经纬坐标的合理调节限度一样莫名其妙。“合乎形式的统治”凝聚于法统,法统是一切形式的综合和升华。法统的完善性和延续性是文明人类所能指望的最高世俗成就。
文明居民在理想的法统下,能够忘记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区别,不再将机遇和暴力视为理性预期的必要组成部分,就像大都市居民无须将砍柴御寒列为圣诞节购物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法统生成、展开和灭亡的历史。来自过去的信息如果完全不具备法统意义,就只能纳入考古学、人类学或自然科学范围。法统或形式将意义赋予历史,在法统的边界外，只有事件，没有意义。僭政是秩序的逆转和暴力的无形态化，是机遇和暴力对形式的反扑。
只要不同行为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完善程度不同的法统,或法统与僭政并存,秩序“可预见性”的差异就会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安全落差。安全落差构成重要的外交资源,通常有利于法统最完善或最持久的一方。菲利普.奥古斯都对约翰王的优势主要源于约翰的弑亲罪,英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英格兰王国与诺曼底公国的财政与司法管辖权冲突。在这些危机暴露前,约翰的父亲亨利曾经依靠同样的资源长期凌驾于法兰西王室之上。路易十四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单方面影响力主要建立在两国宫廷的合法性差距之上，甚至不列颠岛国的地缘优势都不足以抵偿。
,只要绝对君主制构成18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凡尔赛的模范宫廷就可以坐享外交红利。只有既正统又新教的君统才能解决英格兰-蘇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这正是奥兰治亲王和1688革命的历史使命。《天主教排斥法案》《王位繼承法案》和《1707年联合法案》奠定了全世界最稳固、最古老的法统,极大地增加了不列颠君主国面对欧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安全落差。只有在安全落差的保护下,它才能居高临下地仲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立宪君主制构成了19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相应的外交红利也就转移到威斯敏斯特。
1680年,《塞特尔请愿书》充分体现了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如何联结与正统性：在英格兰当前的紧急形势下,天主教际承人若能自愿逊位,其功在社稷,不亚于库尔提乌斯之于罗马。这两种情况的差别,不外乎当今环境较为缓和而已。吾国虽危,仍然无须流血牺牲。逐鹿问鼎,殊非易事；何如归卧林泉,苏我黎民？若是,则国本危而复定,兆民乱而复安。殿下高高风亮节,炳勋千古；纵然万成之尊,亦将相形见绌。
殿下一劳永逸的结束阴谋,让达摩克利斯之剑入鞘,解君国累卵之危,给国民费厄泼赖（Fairplay）。何况,国王与御弟年龄相若,逊位就人事种种不测风云而言,尚非剑走偏锋,计出孤注。二圣的安全与荣耀,王国的和平与繁荣,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安宁,无不有赖于此。惟其如此,国王和国会才能精诚团结,军民一心,才能巩固盟国,联盟巩固,才能遏制法兰西势力的致命扩张。
大革命导致法兰西的正统性和延续性断裂,短命的僭政一再出现,结盟战略和外交导向随着宪制一起翻覆不定,严重损害了国家信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大革命导致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单方面撕毁法兰西君主制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和平时期吞并小国,兼并邻国领地,对外邦臣民行使司法管辖权。1848年革命重演了武断权力的一幕,每一次法统中断都导致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外交资源流失,大革命毁灭了处心积虑的波旁家族盟约和稳定全欧洲局势的法奥联盟。1830年革命毁灭了大有希望的法俄联盟,这个联盟本来可以预先阻止俾斯麦和第二帝国的出现。
1848年革命毁灭了英法自由主义联盟和已经颇有成效的海外协调。1871年革命的共和主义与沙文主义为俾斯麦的东方三帝同盟提供了最佳的意识形态土壤,造成了数十年的英法海外竞争和欧洲孤立。“英国不介意交涉对手的宪制改变”,“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实际上表明了心照不宣的事实：英国对自身宪制的稳定性和承诺的可信度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同时非常清楚它的交涉对象没有同样的把握。英国只用它的海外利益下注,而欧洲各国政府必须用自己的生死存亡下注。维也纳会议和柏林会议的外交官完全清楚,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势力均衡只是大陆各国的相互节制,仲裁者的权力却不是他们任何一方所能节制的。19世纪初叶,俄罗斯帝国享有类似的优越地位,他的君统和宪制似乎同样安如磐石,因此能够对中欧行使超过其实力允许的权力,拯救者-沙皇的仲裁权并不是不像路易14对查理二世,帕麦斯顿勋爵对全世界行使的权力。亚利山大二世和他的自由主义大臣结束了俄罗斯宪制的稳定期,此后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有厘清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背景,才能理解俄罗斯保守派对改革的痛恨。
大战和冷战将旧世界的古老法统一扫而空,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习惯同时断裂。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发挥了十九世纪拿破仑政权的历史使命,通过组织资源的毁灭,自我毁灭和相互毁灭,制造了一片秩序真空和安全低气压区域。二战后的宪制争议日以低落,国内民主宪政和国际威尔逊主义几乎变成了理想政治模式的唯一候选者。即使彰明昭著的僭政也喪失了“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勇气,只能毫无自信的冒充“更彻底更完美的民主宪政和国际协调”。
相反,法国大革命以前,甚至一战以前,各种版本的君主制、贵族制、混合政体无不深信自己的正统性高于任何其他形式,各大国无不相信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承认自己的优越地位。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旧世界政治基因多样性的枯竭和新世界的种子银行地位。大自然厌恶真空,安全落差肯定会导致秩序输出和输入,输出秩序的一方肯定会对输入秩序的一方行使帝国仲裁权。
威尔逊主义就是美国秩序银行向欧洲秩序破产者推出的政治马歇尔计划。美洲国家组织、国联与联合国、北约的成立与扩张都是美国宪法和联邦的DNA复制、表现形势差异甚大,主要是因为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非基因不同。威尔逊主义之所以能够推行到美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对于旧世界的安全优势；但正因为安全落差的存在,威尔逊主义最珍爱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完美落实。安全落差的段层线将文明人类分为威尔逊世界和霍布斯世界。任何模式只能在形式差异不大的部分行为主体之间大致实现,再法统与僭政、集体安全与现实政治之间,安全落差构成秩序输送的动力源,秩序输送构成世界体系运作和演化的动力源。
正如美国宪法秩序是美国世界秩序的灵魂,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模范宪制的复制扩张迟早会直接或间接地统固和强化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不断将边缘地带的外交红利输入模范宪制的中心。我们已经看到：奥兰治亲王的胜利不仅暂时破坏了路易14左右逢源的外交顺境,而且永远阻断了“以绝对君主制为中心,建构未来世界体系”的道路。1789年革命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修道院长”甘愿抛弃自己的门徒,加入立宪君主制的“见习修道士”行列。19世纪的法兰西和21世纪的俄罗斯一样,不再具备生成潜在秩序中心的资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输出民主的热忱。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不单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是鞏固世界体系的护法战争。伊拉克战争尤其是一次麦克阿瑟式的路径锁定,其阻断地区霸国,以及挑战世界秩序的预防性成果远远超过了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外交,正如麦克阿瑟的日本堵塞了亚洲大陆出现霸权中心的可能性。一个包括库尔德实体的伊拉克联邦出现在中东心脏,其效果等于一个独立的波兰出现在东方三帝国之间。
不到十年,颠覆伊拉克的地下超限战就是叙利亚和伊朗民穷财尽,干戈内起,也惟其如此,联合国才能对这些国家发号施令。在萨达姆存在的年代,美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可能造成这样有利的局面。丘吉尔对波兰的看法完全可以使用于未来的远东和中东：人们将会看到,伟大的戏剧不过刚刚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认知图景浸透了罗马式的天命观,完全不同于霍布斯世界此起彼伏的地方性霸权主义。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只有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才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第一：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并未霍或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
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遇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缔结反罗马联盟的努力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和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于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与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刮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形成路径依赖。
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还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后冷战世界体系的表象是多极世界,实质也是罗马世界。反对单边主义的呼声和冲突实际上不断强化了罗马秩序,因为这些反对只有两种来源。其一,罗马盟友或利益攸关者有不同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否能改变罗马政策,都会开启或强化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对罗马政治结构的依赖程度。如果诉求针对罗马,主要就会增加罗马的权威,其次才会增加诉求胜利者的权威,最不可能增加诉求失败者的权威。科索沃外交,利比亚外交属于这种模式,其二,不对称政治集团发动的非常规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会损害罗马秩序,从而损害盟友或利益攸关者。
后两者的自卫和反击能力远不及罗马,因此势必形成维持秩序的国际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主要有利于罗马,在较小的程度上有利于后两者；但后两者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因为他们无法承受即使是较小的损失。反恐外交属于这种模式。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造就这样的路径,但他们承认这种现状。他们选择运用罗马式仲裁权扩大威尔逊世界及支配霍布斯世界,维护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霸权。这种选择证明他们仍然是威尔逊主义者,美国宪制的优越性仍然是他们的力量之源。如前所述,地方性强国仅仅涉及国家利益的斗争不能动摇世界差序格局。任何可能存在的“非美”世界秩序必须具备某种宪制自信,至少必须像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一样,构成某种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路径。
而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并不具备这样的可能,在东亚势力均衡结构趋于固化和紧张的时代,复辟超民族帝国的概念只能酿成外交灾难,即使德国索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权利,土耳其共和国索取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后果都不会这样可怕。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真正弱点在于：他们对中间层以外的达尔文世界无能为力。事实上,达尔文实体对任何政治手段都不敏感,在政治建构完成之前,达尔文世界只能是机遇和恩典的领地。雕刻家只能同时产生雕像和碎石,或者什么都产生不了,而建构罗马的世界秩序一定会建构自己的蛮族,这两者都是天命的一部分。
我们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东亚格局,以下的结论是无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到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在发现自己的软弱,然后根据这种软弱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革命”和“韬光养晦”都以软弱为出发点,毛邓时代构成连续的整体。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质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範围内。
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範围,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它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美国的目的就是维持美国的优势合众国的弱势。从威尔逊主义的角度看：中国的“经”只能属于僭政,中国的“权”只能属于马基雅维利主义。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清楚的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古老文明,它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合众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合众国自身宪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自身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或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
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他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他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
如果他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是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官方的英雄将一变为坑害和欺骗同胞的恶棍。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秩序与战略
安全落差与世界秩序动力源的关系类似重力落差与水电网络动力源的关系。世界体系必须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动力源,包括既存和潜在的动力源。世界安全体系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体系对行为主体的吸纳程度,体系对动力源的开发程度。在前一方面,美国超过了罗马-意大利同盟,在后一方面,美国超过了大英帝国。由于国内宪制和缺乏刺激的缘故,它迄今尚未充分运用自己的潜力和体系的动员能力。
罗马秩序瓦解后,西方秩序沿着自发生成-崩溃-扩大-深化-重建的螺旋轨迹发展。在七年战争前夜,开启了世界体系；在一战前夜,完成了世界体系,再冷战结束时,开启了帝国体系。如果罗马式天命遵循自身的逻辑展开,穷尽其内在可能性,“911”以后的世界秩序就会走过以下的轨迹。回归罗马秩序——反恐（海盗）战争将帝国使命强加给不情愿的庞培,凯撒却通过平蛮（高卢）战争劫持了帝国使命。最后,埃及顺民国家（东方官僚国家）及其汲取机器为奥古斯都完成了帝国体系。罗马法统通过被动的征服,以自身秩序维系世界秩序,东方僭政通过主动的被征服,为自身输入秩序。当前业以存在的世界差序格局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罗马化,主要取决于秩序生产者-罗马-美国的友谊和无意选择。
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伍德罗.威尔逊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把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为代表,能清醒的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的维护多元国际体系。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
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向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和呼声像施洗约翰的雷霆一样曲高和寡,消失在矿野中。观众赞赏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意思,更不用说接受他们的观念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外交也好,他们可以模仿的样板（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制度的空隙利用到难以为继的极致。
然而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况且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迷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正式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正式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尔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
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它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她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她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体系是秩序中心宪制的延伸。世界秩序一旦遭遇缺乏适当定位的异质体,价值观冲突就会隐含价值观战争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华盛顿-北京蜜月期,威尔逊继承人和孙子继承人的价值观战争就已经隐约可见。老牌马基雅维利战略家（这无疑是他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在中国遇见了更彻底的马基雅维利战略家。它在敬畏和忌惮之余,记下了东方工具理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重心不在正当性,而在达尔文世界的法则。任何秩序只能是权力的短暂分泌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因此舍本求末的威尔逊主义理论只能是愚蠢、软弱和虚伪的体现,只能唤起紫禁城的蔑视。这是一个达尔文实体的世界,仅为迁就外人才冒充霍布斯世界的实体。霍布斯主义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唯一语言,而且也是以郢书燕悦的方式理解的。
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他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他自己的分析为证-但他表现的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的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雄”,没有别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众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的看作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他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论中国》第13章“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面对这样一个交涉对象,美国民众的本能反应只可能跟工会主席乔治.米尼相同。他用一句草根群众的粗话打乱了肯尼迪、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缓和战略：“总统先生,别想把我们美国工人拐卖到伏尔加河去！”基辛格谙熟的现实主义外交必须在多元利益斗争的前提下才会游刃有余,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冷战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形势下很容易适得其反。他同样清楚：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于鄙视“腐败旧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觉,“山巅之城、自由卫士、跨海平魔”的正邪斗争DNA永远遗存在他的外交传统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麦式战略为尼克松赢得了“狡猾的迪克”绰号,里根粗糙的“邪恶帝国”论确深得民心。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
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不是偶然。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的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力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13章“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合众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下面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的寸进尺。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软弱,指望以虚张声势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邏輯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表面上,中国有一种德国式的外交选择。它似乎可以再度启动陆权对海权的挑战,然而,这种相似性仅仅存在于地缘形势方面。21世纪出的中国确实与20世纪出的德国一样孤立无援,易受包围,但德国的产业,技术和军事与英国处在同一数量级,在某些当时的尖端科技上领先于英国,这一点清楚的体现于20世纪处的诺贝尔奖名单。事实上,中国外交之所以尚有可为,就是因为中国在数量级意义上不能够成美国的竞争对手。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其实就是用比较委婉的语言描述这一事实。
如果你有德国的弱点,却没有德国的优点,就不能合理的指望在德国失败的地方胜利。更重要的是：德国的失败挑战,苏联的失败挑战,旧欧洲权力政治的末路,威尔逊世界的整合,美国的秩序输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罗马秩序不会重返雅典时代。迦太基曾经有胜利的机会,安条克曾经有挑战的机会,托勒密则两者都没有。吹笛手托勒密和克里奥•佩特拉在罗马世界弘扬软实力的资源,只要十分之一就能挽救汉尼拔，重创弗拉米尼乌斯以及买通斯巴达和雅典的全体公民。然而一切为时太晚,他们的成就仅限于稍稍延缓罗马秩序展开的速度。人谋不如地缘,地缘不如天命,无论技术多么高明,春天收割,秋天波众都会试语愿为。
假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能够拥有更大数量级的硬实力,那么能否启用上述的德国式外交选择呢？《克勞备忘录》已经对此做出了答复：如果仅仅通过类比和图解的方式,不考虑字面意义上的确切,允许无礼的措辞,1890年以来,德国对英国的做法并非不像职业勒索犯。他的手段是,威胁受害者,如果拒绝,就会发生某些含混而可怕的后果。受害者如果让步,勒索者就会凭借恶意而发财；但长期一致的经验证明：受害者可以保证暂时的安宁,但友好的克制为时不久,肯定会引起更多的骚扰和更高的要求。如果一开始就坚定的拒绝勒索,果断的面对一切不愉快的风险,通常能毁掉勒索者的生意,胜过没完没了的让步。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决断,双方的关系更有可能不断恶化。
如果人们可以运用这种或许不是非常恭维的方式,解释德国政府的做法,情况就是这样：德国政府不断用侵略性的恶意对待英格兰,最终导致了几乎永久性的摩擦。德国和其他各邦的关系不和谐,部分由于德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部分由于他的做法暗示他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目标。明智的德国政治家应该认识到任何世界政策的限度,不能作茧自缚地挑起所有敌对国家形成敌对的武装联盟。他应该认识到：泛日耳曼主义的大厦及其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奥地利德语各省、亚德里亚海的周边堡垒只有在欧洲自由的废墟上才能建立。
人们必然会认识到,德国的海上霸权和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即使大英帝国消失,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海军力量集中于同一个国家,本身就会迫使全世界联合起来驱逐这个梦魇。德国在南美洲获得适宜的殖民地,跟合众国政治信仰的基本原则门罗主义不能相容。在小亚细亚建立德属印度,最终必定妨碍或破坏德国统治海洋或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插入德国目前东南边界与博斯普魯斯海峡之间的各国。每一个宏伟计划似乎都不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而德国似乎同时推行所有的计划,因此甘愿在全世界处处碰壁,引起挑战。这有助于证明：德国的做法多么不合逻辑,多么缺乏协调规划,残酷的目标隐藏在鲁莽的冲动后面,莫名其妙的突然袭击,不顾其他民族感受的鲁莽行动。这些就是德国最近政策的显著特征。
如果有必要规划和接受一种理论,能切合德国外交政策所有确定的事实,就只能在下面两种假设中选择其一。要么德国明确以霸权和海上优势为目的,它就会威胁邻邦的独立,最终威胁英格兰的存在。要么德国没有这样清晰的野心,认为目前只是运用它身为国际议事会列强之一的正当地位和影响力,谋求提升海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扩大国民活动范围,随时随地利用和平机会在全世界创造德国的新利益,留下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是否有朝一日发生剧变,使德国获得指导跨地区政治行动的更大份额,不像现在这样局限境内。在现存政治条件下,无需涉及任何侵犯其他国家既存权力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德国都会明智的建设它能供给的尽可能强大海军。
解释已知的事实,似乎不出以上两种可能。提供较窄的一种选择,也不会更容易接近确切结论。不过,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英国政府其实没有必要二选一,因为第二种计划（半独立演进,并非完全不受治国术的协助）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变得跟第一种毫无区别,或是演变成有意识的计划。而且,如果演化计划成为现实,德国由此积累的地位显然将会对世界其余部分构成可怕的威胁。任何“事先恶意策划”的蓄意征服造成的形势都与之绝无二致。那么,情况似乎是：在第一种条件下,危险因素一目了然。在第二种条件下,危险因素有所伪装,仍然存在。无论危险是确实的还是意外的,似乎同样必须采取一般性措施。任何有能力的人都会就此形成判断,概要介绍方略无甚困难。
只要英格兰继续忠于势力均衡的一般性原则,德国就不能把她削弱到弱国的境地,因为这样会导致法俄联盟掌握同样优势,跟大英帝国同样可怕,甚至更加可怕。英国无意削弱任何德国现存的权利,领地或其他利益。因此,只要德国的行动没有逾越保护现存权利的合法界限,它总是可以依靠英格兰的同情、善意、甚至道德支持。而且,德国这样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国家自然有权维护其合法领域。忽视德国的要求；既不公正,也不策略。英格兰绝不会吝惜或拒绝对任何外国的这种权利给于坦然承认。回顾得意志帝国已经取得的扩张,英国的合作或和解精神和英国式机会均等,不偏不倚原则起了不小的作用。只要德国的发展没有直接妨碍英格兰的利益或英格兰富有严肃条约义务的其他国家利益,阻碍德国的发展进程就不是良好的政策。
如果德国在这两项条件内找到和平和光荣的增加贸易和航运的途径,获得加煤站和其他港口,获得登陆权或电缆权,获得保障德国资本和工业的让步,德国绝不会发现英格兰妨礙它。英国政府也不反对德国建造大舰队,只要它认为保卫国家利益有此必要或有此愿望。自行决定这些事物,不受外界干涉,这是独立国家的标志。英格兰不能依障自己的大舰队,教训其他国家：什么是他们的最高利益所在。这样不仅在道义上错误,实际上更有可能促使德国坚持造舰计划。还可以插一句,只要德国眼见为实,德国每建一艘,英国就建两艘,英国始终保持目前的相对优势,它就会认识到,耗资巨大的海军计划永无止境,实际上毫无希望。没有什么手段比这更有效。
英国不阻碍德国和平与合法的扩张,也不妨碍它的海军发展计划,同时尽可能权威的明确宣布,只要英国或盟国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英国的友善态度就会立刻变成坚定的敌对。这样就会真正有益,只有这种做法才能造就长期令人满意的英德关系。迄今为止,德国一再提出英德“密切谅解”,并非不可能故伎重演。英国应对这种可能性,首先就要考虑这种要求的真实意义。英法协约有非常具体的基础和切实的目标--换句话说,调整一系列真实存在的严重分歧。英格兰现在努力跟俄罗斯在类似情况下达成谅解。然而,英德不存在如法炮制,达成谅解的余地。前面已经说明：两国现在不存在任何重要问题。因此,任何谅解的目标和範围必定完全不同于德国的希望。
德国可能希望为特殊的目的达成合作：,进攻还是防御,一般性政治还是经济,特定地理边界的限制,双方自我克制,不采取行动或不干预特定事件或行动。或者,德国觊觎的安排可能包括任何或所有诸如此类的原料。在最普遍的政治条件下,英国没有理由跟德国结成进攻性或防御性联盟。这种可能性目前几乎不可能诚实的公开讨论。英国同意任何其他形势的合作或不干涉体系,必须绝对依赖于环境条件、问题的特殊性,任何提议本身的优点。英国随时准备从自身利益受到的影响出发,予以衡量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必须满足于其他列强的同等待遇。
这里并非暗示,英格兰在最近的事件中更不忠实或更不公正,对德国或德国的提议抱有偏见,或者在涉及英德关系的任何问题上没有严格的就事论事；或是他将来有可能这样做。诸如此类的指控已经连篇累牍,柏林新闻局直接或间接散布攻击英国政府的长篇大论,司空见惯。但没有一个人能举出经得住核查的证据。当然,事实是贝尔福先生不得不提醒德国人注意。在特定情况下,德国驻英大使通常并非和蔼可亲的人,除非情况有所改进,他将来很有可能听到不那么悦耳地回覆。
如果过去的经验可以提供未来的向导,这条道路不会导致国际关系,至少是德国国际关系的永久性改善。因此,这条道路必须抛弃,这条道路由英国的善意让步铺成--既没有得到公正的认可,又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用这种方式“安抚”德国,使他更友好,是毫无希望的,必须明确放弃。可能有些人仍然真诚的保有这种希望,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人,愚昧无知的人,或许对过去二十年的英德关系没有起码的认识。这段关系只能描述为系统的免费安抚让步政策,导致了两国关系几乎永久性紧张,极其令人失望。负责任人士的任务是提醒自己,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不能在这方面陷入永无止境的幻觉。
在这里,设想英国对德国的弱点抱有任何歧视态度,仍然是错误的。相反,同样的规律自然发挥作用,对其他所有列强一视同仁。回顾1898年以前和以后的英法关系,确实是有益的。官方记录索引将会显示,1882年以来,英格兰面对法兰西不断增加的要求。英国权力不断受到侵害,英国的态度同样是准备和解,跟他对待德国的态度相同。这样的后果并非不自然,历届法国政府都从“挤压”英国的政策开始,直到法绍达危机那一年。当时,英国在尼罗河上游的地位遭到威胁。
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象他的前任一样争辩,英格兰的态度明显是半心半意的,将会在法国不悦的持续威胁下崩溃。没有什么能说服他相信,英格兰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不屈不挠地抵抗。这个错误的印象依据是,法国内阁总结应对过去200年战争边缘的英国政策实践。法绍达危机结束,法兰西理所当然的败北,他在一段时间内心怀不满。英格兰的敌人欢心鼓舞,因为他们相信,两国之间的鸿沟已成定局，事实证明，法绍达危机是英法关系新篇章的开端。英法关系保持了若干年的拘谨，此后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干扰。法国比他以往的习惯更循规蹈矩,更少猜忌、更多体谅,没有产生新的障碍,直到1904年英法协约。
德国并没有面临法兰西在1898年遭遇的当头棒喝,但阿尔格西雷斯会议对德国政府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启示。显然,英格兰表现出新的精神,一方是法国,另一方是德国,英国要规范他对双方的举措。事实充分证明,阿尔格西雷斯协定在混乱中签署,给德国带来了及其严重的失望。德国官方、半官方、非官方各界竞相表示惊愕不满。无疑,此后经历的时间还短,但在这段时间内,可以看到,我们和德国的关系即使并非完全诚恳,至少已经实际上避免了一切直接冲突的迹象。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下次制造新的不和,需要三思而后行。如果德国发现,英国在一切事务上始终保持殷勤和体贴,但也迅速而坚定的拒绝一切单方面的交易或安排,最果断的捍卫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她这种态度就会受到鼓励。赢得德国政府和德国国民的尊重,没有比这更确定,更迅速的方法。
世界秩序的主人不需要掩饰自己的底线,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英德共存共荣,但是任何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海权都跟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国只能以两倍的速度建造舰队,直到德国自愿放弃。如果德国不能自愿放弃,历史已经做出答覆:英国将用它的海外资产为赌注,德国将以本国居民和现存宪制为赌注,英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自身,而且在于它的宪制和世界体系同构。挑战者不能欺骗自己,以为他们只需要应付两国之间的对抗。而世界体系允许英国动员全世界的沉默资源,包括挑战者自身的沉默资源。七年战争后,挑战者的每一次尝试都以本国的宪法危机和认同分裂为结局。我们不能指望,在美国秩序整合的基本盘远远超过“大英帝国的和平”的情况下,残局挑战者的机会能超过开局挑战者。先发国家用他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他们的宪制,这是他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未完待续...................

劉仲敬-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第二部分
（接上篇......）
行为主体的层次结构
“民主伙伴”或威尔逊主体构成高信任度的集体安全体系,该体系吸收并扬弃了实力均衡体系,使国民取代国家成为行为主体,消灭了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威尔逊主义（或者不如说美国特殊论）的重大胜利,为罗马灭亡以来所仅见。在集体安全体系内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差异趋向消失,安全体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超国家的宪制体系,与各缔约国的国内宪制融合为一。从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的程序就可以看出：集体安全以宪制的一致性和基本价值观的一致性为前提,只要任何一个缔约国具有异质性,就足以使北约的全部程序瘫痪,一如国联和联合国。这一点最清楚的表明了集体安全体系与国家联盟的本质区别。联盟及协约是国际行为主体基于利益的临时性结合,盟国义务是相互,具体和强制的,对其他国家和国际和平不负任何责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利益的一致和宪制的一致不相干。联盟不依赖缔约国的宪法程序,也不需要自身的宪法程序,因为它只针对已经明文规定的少数具体情况；相反,集体安全体系维护抽象和普遍的安全。这使它承担了无限的义务,却没有事先明确规定的强制性举错。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完全清楚：如果勒阿弗尔遭到攻击,那是皇家海军的责任,土伦和阿尔及尔的航道安全,那是它自己的责任。然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并不清楚,如果勒阿弗尔或土伦遭到攻击,美利坚合众国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它只知道：安全理事会不会容忍欧洲安全遭到破坏,会根据公约原则采取某些措施。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宪制的完善性和缔约国的责任心,不能体现于公约的文本。因此,公约与理事会的关系,类似《瑞士联邦宪法》与联邦委员会的关系,理事会必须承担永久性责任,根据基本法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国家联盟并不需要永久性机构,也不需要自由裁量权；缔约国的义务已经明文规定,此外别无义务。联盟没有抽象原则和决策程序,不需要宪制与价值观的一致性,而集体安全体系的价值却完全取决于此,如果没有向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共和国一样瓦解,其原则和政治习惯早晚会像罗马-意大利联盟一样形成世界宪制的雏形。
威尔逊主义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世界宪制的见习,正如邦联条例就是联邦宪法的见习；联合国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合众国的模拟和放大；北约也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联合国的解释者和代理人。北约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是英法协约或英日联盟的同侪,后者是具体而有限的传统国家联盟,北约确实抽象而普遍的国际安全警察。美国之于北约,一如罗马之于意大利联盟,北约之于联合国,一如意大利联盟之于古典世界。从凡尔赛会议到反恐战争,从皮洛士战争到庞培海盗战争,安全体系日益流露出世界宪制的底色。威尔逊主义的初衷就是以文明的权利政治取代野蛮的现实政治,结果却以自身的存在凸显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威尔逊主义没有实现普遍的集体安全体系,反而将集体安全体系变成了少数有资格国家的排他性俱乐部。无疑,世界秩序从来不曾平等,但在威尔逊世界诞生前,国际关系并不直接体现层级差序。大英帝国的结盟战略无需考虑普魯士或日本的憲法结构,但北约不可能接纳弗朗哥西班牙或民主德国而不冒自身国联化的危险。在威尔逊主义的世界体系内,安全政策就这样具备了宪制解释的意义。
实力均衡体系在集体安全体系的外围继续存在,构成内层缔约国实践威尔逊主义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中间层,现实政治和大国外交继续构成主导规则。在低信任度的行为主体之间,定期的外交洗牌和安全重组类似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利益仍然构成主要的外交语言,结盟仍然是具体和有限的,不会培养缔约国的宪制锁定。中间地带的强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之类）迅速掌握了17世纪欧洲的游戏规则,在自己的地缘范围内建立了相应的势力均衡体系。只有一点区别：威尔逊世界构成了他们无法逾越的天花板。冲突的升级一旦接近天花板,或是势力失衡可能产生危险的独霸国家,就会招致来自内层的预防性干预。威尔逊世界对霍布斯世界的单方面规训从双重意义上塑造了世界体系：在内层维护安全,在中间层维护均衡。从外交模式的角度讲,这种干预类似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干预欧洲列强,区别在于,内层体系和中间层体系的落差太大,即使名义上的军事干预也仅仅是某种警察行动。因此,规训在宪制方面的考虑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中间层的国际政治体系天然不稳定,定期破裂可能殃及内层的集体安全体系。必要时,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发动仲裁性战争,（大刑用甲兵）。仲裁性战争的目标不是安全或利益,而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仲裁权。仲裁性战争的胜利将使低信任度的霍布斯主体升级为威尔逊主体,扩大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仲裁性战争就是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教学活动。毕业生获得进入内圈的资格,每次战争程序都会积累构成世界秩序的宪法性先例。波斯尼亚战争是冷战后仲裁性战争的典范,但冷战后所有战争迟早都会招致威尔逊世界的仲裁。世界日益具备罗马帝国或英印帝国的色彩,各地区依据仲裁性战争的不同特点,积累各不相同的习惯法体系,但所有习惯法体系无不通向帝国,而帝国的正义自由其普遍性语言。
霍布斯世界没有普遍性语言,次生型列强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次生型列强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欧洲列强,他们大多是独立或建国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边缘国家,繼承了一战前国际体系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逻辑；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一战前的政治逻辑内化于自身。新列强的建国过程通常就是一种内向殖民主义或深化殖民主义,更广泛、更彻底地展开欧洲国家仅仅在沿海塑造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模式，例如列宁主义建国运动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新兴国家盛极一时。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当地精英认为,这种模式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空投到五色斑斓的各种传统多元社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新列强的毗邻外交比原先的欧洲国家更具霸权色彩,只有威尔逊世界的干预才能阻止他们酿成更大的灾难,这种干预有时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新型列强往往厌恶新殖民主义,主要原因类似路易十四厌恶奥兰治亲王的大联盟,但在宪制和安全意义上,他们都很难脱离这种体系而不严重损害自身。
实力均衡体系在新殖民主义的规训下,大体上能够约束次生型列强的冒险行动。没有这种约束,伊拉克原本有机会成长为另一个昭和帝国,孟加拉也早已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在东亚,奥兰治式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将东亚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中国-大陆核心,另一方是太平洋-近海群岛。自旧金山条约签署以来,实力均衡大体能够自行维持,新兴列强的冒险行动寥寥无几,每一次都在美国果断而节制的干涉下迅速复原。前30年的东亚奇迹和后30年的中国奇迹都是这一体系的产物。20世纪前半叶和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安全形势形成了尖刻的对照,后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和发展设置了艰固的安全防护栏。然而,保护和约束是同一件事,错误的历史认识和错误的自我定位很容易将新兴列强引入歧途,致其忽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将威尔逊世界的警察行动仅仅视为霍布斯世界的另一个列强的争霸行动,低估脱离世界秩序的危险性。
一个假设的东亚国际体系如果喪失了威尔逊世界的宪制性约束和仲裁性战争,保留了霍布斯世界的国家理由和政治逻辑,势必出现以下的景观,日本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得到充分保障,同时不能容忍大陆形成可能威胁自身的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建立或维持统一局面的机会不大于路易十四征服荷兰的机会；或者更正确的说,不大于南京政府凭自身力量消灭满洲国政府的机会。没有不属于领主的土地是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封建君侯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欧洲大部分土地,没有不属于主权国家的土地则是17世纪到十九世纪列强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而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世界大部分土地。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开始,反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深化。反殖民主义不是殖民主义的对立面,而是殖民主义的继续。本地精英继承了欧洲老师的衣钵,将白人的事业发扬光大,但经常没有继承欧洲的政治习惯和政治伦理。虚拟往往比现实走的更远,许多在法律上有主的土地和人口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国家建构前的状态,例如英印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今天的塔利班家园）；或是一度存在的脆弱建构已经瓦解,例如索马里。这里只存在达尔文艺意义上的赤裸斗争,不承认也不履行霍布斯世界的任何游戏规则。蛮族或没有律法的下等人位于实力均衡体系的外围,经常遭到实力均衡体系的侵蚀。在失败国家和国家建构之前的达尔文世界,众多的准行为主体争夺成长为行为主体的极少数机会。永久性无形态战争构成达尔文世界的正常状态,国际体系止步于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边陲。霍布斯主体的自发生成和实力均衡体系的外来入侵都可能在达尔文世界内部创造秩序生成的机会,牺牲众多准行为主体为材料,从而造就少数新形为主体。从达尔文世界的角度看,战争不是资源的争夺,而是组织的涌现；入侵不是资源的输出,而是组织的输入。组织和规则才是达尔文世界的真正稀缺品,只有这两者才能为准行为主体提供升级的机会。19世纪以后,霍布斯世界的竞技已经深入地球每一个角落,秩序自发生成的造法作用急剧降低,外来入侵催化的分量急剧上升。几千年来,阿富汗山民不断向波斯和印度输送帝国建设者,然而,真正的阿富汗近代国家产生于英印帝国的防御型远征和“守在四夷”政策。
近代意义的政治与霍布斯主体同时诞生,个人与国家,权利与规则都是这一过程建构的产物。在此之前,在此之外,生物人及其群体只能遵循达尔文主义的原理。集体安全体系无法向无规则世界输出规则,无法向无主体世界发动战争,只能仲裁中间层,（霍布斯世界）对外围（达尔文世界）的不当干预,或推动自我保护的单边公共卫生措施。霍布斯世界从达尔文世界汲取资源,向达尔文世界输出秩序,却是顺利成章的流程。达尔文世界的无形态战争一旦获得形态,自然就会凝聚为霍布斯主体和现实政治。大多数次生型国家都产生于这样的进程。从世界秩序的整体看,霍布斯世界即是威尔逊世界的挑战者,又是它的守护者。权利政治在威尔逊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对自己有利，在霍布斯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却对自己有害。美国历史上大多数外交成就属于前者,包括推翻纳粹；大多数外交失误属于后者,包括解散大英帝国和家长君主制政权。如果只从国家利益和霸权稳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样的现象都是无法解释的。即使在二者构成某些列强直接反应模式的情况下,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国际演化的后续结果也总是符合世界差序格局的规范。
仲裁者与赐予者、实力与恩典。机遇是达尔文世界的法则,实力是霍布斯世界的法则,权利是威尔逊世界的法则。法则不能跨越边界,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霍布斯世界实施实力仲裁,在达尔文世界实施恩典赐予。扩大权利政治的先绝条件是扩大威尔逊世界的边界；为威尔逊世界牺牲霍布斯世界,为霍布斯世界牺牲达尔文世界。集体安全体系如果不能扩大威尔逊世界的疆域,却错误的在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实施权利政治,将导致世界安全体系甚至文明体系本身的退化乃至灭亡。集体安全体系如果错误的混淆“实力对抗权利”和“实力对抗机遇”，宽容前者或打击后者,都将导致灾难。前者将导致威尔逊世界的衰败,文明向17世纪的现实政治退化；后者将破坏霍布斯主体的生成和扩张,导致无形态战争的蔓延。只有霍布斯主体才能在达尔文世界生成安全规则,威尔逊世界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仲裁权。区别对待或所谓的双重标准其实是世界差序格局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然流露。威尔逊世界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实施双重标准,而在于错误的放弃双重标准或颠倒了双重标准的适用对象。集体安全体系是威尔逊世界的内部冲突变成了积累司法管理的步骤,使小国无需害怕大国。美国宪法使赖债者罗德岛不必惧怕福吉尼亚,而同样赖债的墨西哥却必须面对讨债的大军,北约则使侵占者冰岛不必惧怕英国,而同样侵占的阿根廷却必须面对报复的大军。但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自身就位于霍布斯世界的现实政治之中,在霍布斯实体的眼中,它只是同类实体当中的最强者。
权利的语言只对法律实体有效,对政治实体无效。在中间层的实力均衡体系中,候补霸国向统治霸国的挑战注定会周而复始。威尔逊世界如果决定维持自身的安全和内部的权利政治,就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继承帝国的课业：根据权力政治的理由,持之以恒的训练合格的优等生,根据现实政治的理由,周期性的摧毁挑战者。如果霍布斯实体不再指望更加强大,而是指望更加正确,那么它就已经具备了优等生的资格,不会在霍布斯世界内长期停留了。当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认同他们的教师,对鞭挞的训练心怀感激时,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俄罗斯和伊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预示他们的未来仍然在中间层。实力的语言只对政治实体有效,对生物实体无效。
达尔文实体在它能够利用机遇升级为政治实体之前,没有任何训练能使它掌握权力政治的游戏规则。干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提供组织和秩序的凝结核,培养具备责任能力的政治实体。在爪牙浴血的外圈,公义是个毫无意义的词,这里属于恩典。恩典的降临与恩典接受者的自身特点或作为没有确定关系,既不是奖赏也不是交换,僅僅取决于赐予者单方面的需要。接受者的世界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能够解释恩典,它只有在接受恩典以后才有可能理解赐予者的世界。达尔文实体不能指望依靠更加正确或更加强大而超过自己的同类,增加赢得恩典的机遇。恩典在1848年突然降臨到克罗地亚人头上,在1991年突然降臨到扩尔德人头上,此后的百年,霍布斯世界就增添了新的玩家。这里就是神性历史的边界所在,任何人都不得向奇点询问为什么,原因仅仅在于：犹太人不能问,为什么上帝不把应许之地放在乌干达,生物学家不能问,为什么造就你的受精卵没有留在输卵管内。
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一面镜子,照亮了世界体系和自身的真实位置。1998年,欧洲的舆论领袖抱怨说：“至少在欧洲不能这样做”（在非洲似乎可以勉强容忍）。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不允许威尔逊世界的边界后退,也不允许威尔逊世界倒退回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前的状况。其二,塞尔维亚位于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的边疆。他仅仅需要适当的课业就能加入优等生的行列。其三,卢旺达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边疆,权利政治的语言在这里喪失了意义。
2004年,俄罗斯政治家谈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协约国,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用霍布斯世界的实力均衡外交反制他们假想的单边主义。暴露了自己身在霍布斯世界的地位；其二,法德的抗议基于多边决策程序原则,在威尔逊世界的权利政治中属于宪制争议而非实力较量；其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施了世界秩序的宪法仲裁,再次证明集体安全体系就是合众国政治习惯的外延。
较之俄罗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更为边缘。她如此爱慕现实政治的假想模式,为赢得霍布斯实体的资格无比自豪,将大国博弈的危险游戏视为国内合法性的基础,无不暴露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动荡边疆,经常以自身的存在为主要的游戏资本。在旧金山诸条约构建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内,她的处境最为孤立,但只有一项因素比她的客观形势更危险,那就是她的主观判断。除了地缘形势更加危险以外,她的认知地图酷似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帝国身处多国体系的较低层次,左右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旁观者,头顶有压倒优势的仲裁者。任何破坏博弈平衡的胜利都会将更多的旁观者驱入对手一方,仅仅仲裁者的存在就足以取消对手放弃的可能。他若对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以来的欧洲外交史稍有认识,就应该明白：势力均衡体系不欢迎地方性强国的局部胜利,更不用说推倒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了。然而,错误的自我定位使她做出了荒谬的判断,将态度和利益差异甚大的对手、旁观者和仲裁者视为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其实这样的集团只有在她自己企图全面推翻体系时才有形成的可能。从他坚持列强对等原则那天开始,昭和帝国就已经是一具依靠惯性走动的尸体。她拒绝承认绝境的倔强努力增加了死亡的痛苦和东亚的混乱,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关闭了实现列强平等的可能性。
较之昭和日本,更不用说较之德国和俄罗斯,中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更难确定适当的位置。在霍布斯世界积累游戏规则的300年间,她是局外人。在威尔逊世界修正游戏规则的数十年间,她是挑战者。现在,她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定位。游戏规则总是创始者宪制的延伸,总会将后来者的宪制变成自己的延伸。后来者为了争取融入国际体系的更高层次,通常需要对自己实施痛苦的改造。奥斯曼帝国在入口处,土耳其共和国在出口处。中国自觉和不自觉的依据自己在中间层的地位,能够理解来自内圈的实力干预,但他从未赢得塑造,修改和解释游戏规则的核心资格,因此始终对规范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缺乏良好感觉。所谓良好感觉,是指内政和外交的政治习惯存在天然和本能的配合默契,犹如骑手和他一起长大的马儿。罗马人和英国人总是挥洒自如,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国内和国际习惯法成长的联接枢纽。新兴列强的外交传统与自身的历史习惯割裂,依靠《万国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派的抽象理论,再蛮横无赖与笨拙呆滞之间来回跳跃,由于迟钝和误判付出的代价多于实力不足,由于结构性冲突付出的代价多于迟钝和误判。如果经验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失败就不是成功之母,只是更大失败的上游。
1937年的日本犹如落入蛛网的飞虫,用更大的努力换取了更深的绝境。1996年的中国犹如猛撞玻璃的麻雀,用数十年的积累换取了同样的败局。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飞虫和麻雀的眼中,蛛网和玻璃都是透明的。她们能够有效利用的经验没有超出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范围。对她们看不到、却能感受到后果的内圈只能形成错误的解释：敌对的实体比自己更强大,但仍然同是霍布斯实体,运用霍布斯世界的规则和武器,并不是不能胜利。在她们自己的经验世界内,这种结论并非不合逻辑。
最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实体的成长比中国更依赖世界秩序和东亚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同时也没有哪个政治实体比中国更自外于世界体系。在数量级和地位相近的新兴列强当中,中国的另类特征最为突出。它的政治习惯最不可能融入日益扩大的威尔逊世界及其权利政治游戏。她的安全和战略框架在霍布斯世界内具有最大的挑战性。它太少,太晚,太多保留地加入了某些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国际组织,却没有在安全事务上贏得更多发言权。对她而言,叙利亚危机并不比伊拉克危机更为有利,钓鱼岛危机则远比台湾危机更为被动。它日益逼近世界体系的天花板,早晚必须做出至关紧要的决断,接受或改造世界秩序的哪些规则或结构？保存或改造自身的哪些习惯或特性？这样的决断对东亚未来路径的影响之大,将会超过朝鲜战争以后的任何决断。当然在此之前,它必须对自身和世界有所认识。霍布斯路径对中国宪制和战略锁定之深,为其它新兴列强所未有。印度有自己的现实政治,对南亚各邦行使大英帝国继承人的权利,但它的国家体制与合法性基础并不有赖于国际地位。
在最近500年的新旧列强当中,只有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明治帝国和当代中国将“富国强兵,争雄世界”列为宪制变革的仲裁标准。这向即成事实的危险性相当于《威尼斯商人》的赌注：其它的玩家可以用钱下注,而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下注。当代中国是霍布斯世界强暴的产物；它存在的使命就是借助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返回霍布斯世界。它既不能承认错误,也不能承认失败,二者都将取消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威尔逊世界的仲裁权渐渐剥夺了霍布斯世界的行动自由,它的一切牺牲都将毫无意义。如果霍布斯世界仍然存在,它由于自己的软弱和愚蠢而失败,它就亲手毁灭了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因此,它只愿意接受一种解释：霍布斯世界仍将延续,威尔逊世界只是伪装格外巧妙,实力格外强大的霍布斯实体联盟。这样的解释就会得出它衷心希望的结论：再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霍布斯策略不会触及天花板。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中,固定东亚格局的旧金山体系只是毫无效力的私相授受。朝鲜战争及此后的一切冲突都不具备体系和层次的意义,仍是中美两个霍布斯实体的较量。
只有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冷战后的中国才会采取威胁而矛盾的战略。一方面,它的军事扩张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只能解释为颠覆东亚势力均衡的行动,不可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制,包围和干预。其结果是：1996年以后的中国酷似1905年以后的德国,1931年以后的日本,以巨大的代价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却反倒因此恶化了自己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它将自己的未来发展压在世界秩序的稳定上。如果世界秩序果真稳定,就会妨碍它的国家主义和东亚外交。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暗示：除了宪制弱点造成的混亂以外,它对世界秩序的性质和整合深度估计不清。它明显正在幻想,可以将短期行为和长期战略分割开来。在短期内维护世界体系,以便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长期内改造世界体系,在内圈运用霍布斯实体的语言。然而,这样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存在路径上的错位。如果不肯牺牲长期计划,短期计划马上就会面临天花板上的实力较量。如果不肯改变短期计划,路径依赖会将它引向越来越远离长期目标的方向。公正地说,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彼此冲突是东亚各国的共同特征,不独中国为然。
仅从东亚的经济贸易和发展阶段考虑,美国仲裁的势力均衡体系不如美国协调的集体安全体系合理。日本有高端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有超大规模粗放产业和市场潜力,老挝、缅甸等国有原材料出口和基础建设需要。三者没有实质性冲突,互补提携的利益极大。中国为于技术输出者与原料输出者之间,兼有最大的市场需要和基建能力,完全可以同时启动两方面的贸易交流,形成左右逢源的经济体系。然而,我们不要忘记,1930年代的日本位于亚洲大陆和欧美列强之间,同样左右逢源。1905年的德国站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两大贸易圈的枢纽上,处境原比2005年的中国有利。如果贸易始终具备主宰安全政策的力量,1899年的欧洲原本应该顺第一次全球化之势,抛弃势力均衡体系,至少在欧洲内部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然而,他们必须首先付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代价。1999年的北约东扩实际上恢复了1899年的自然趋势,但仍然需要美国行使罗马式特权才能维系。
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如果摒弃美国的仲裁之手,演化趋势就会酷似一战前的欧洲。今天的中国同样酷似当年的德国,从体系稳定中获益最大,在体系瓦解时受损最大；然而仍然最有可能扮演秩序挑战者,而非维护者的角色。安全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体配,通常对双方都是不祥之兆。无论假设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多么可欲而有利,现实的东亚仍然处于典型的霍布斯秩序支配下。定期的破裂和冲突构成势力均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干涉者（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处置得宜才能以维护平衡。所为处置得宜,包含两层涵义,其一,居高临下的仲裁者不对任何一方做出无条件的承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其二,仲裁者要果断而坚决的围堵和剿灭挑战者,但绝不对丧失挑战能力的失败者延长打击。没有任何乞援者能对仲裁者的支持保有绝对的信心,也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对仲裁者的惩罚抱有丝毫的侥幸。
艾森豪威尔的金门外交堪称奥兰治式干涉的经典成就,没有辜负杜勒斯的原则,没有承诺,但所做多于所言。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政府事前不允许蒋政府抱有美国协防金门的指望,杜决美国利益为乞援者绑架的可能性,事后不允许毛政府抱有美国放弃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挑战者绑架的可能性。二者之间的模糊空间增加了仲裁者的威信和力量。英格兰曾经用同样的模糊空间保护了南部尼德兰的安全和联省共和国的臣服，使法兰西不敢排除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荷兰不敢确保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这种平衡技术从属于英格兰主导的势力均衡体系，南部尼德兰主权在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和比利时之间转移都必须以维持体系为前提。体系的破坏总是以战争的爆发为结局，和平的恢复总是以体系的重建为前提。所有各方在战争中交替失败，只有仲裁者英格兰永远胜利。我们毫不惊讶的发现,1996年危机和钓鱼岛危机重复了金门危机的同一模式。美国人让日本人明白,他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固定立场,让中国人明白,他在安全问题上坚决维护日本。只有及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美国政策矛盾或混亂的体现。只要东亚体系尚未破裂,涉及体系的问题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当事者协商解决。体系的破裂和重建肯定意味着长期和残酷的动荡,使得从中日战争到朝鲜战争的混亂向小夜曲一样无害。只有在这样的历史间歇期,达尔文世界才会在霍布斯世界的废墟上重现,兴灭继绝、逐鹿问鼎的伟大戏剧才有上演的机会。当然,在这种假设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成长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甚至中国的定义都不会等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