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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成为自己的经济学家，以防被他们蒙骗
繁荣的法则 繁荣的法则 2024年11月09日
(本文来自米塞斯在线)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伪装成经济学家的政治辩护者，所以，你必须成为自己的经济学家，以防被这些人所蒙骗。

道格·凯西在他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经济学领域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使女，以便为政府想要做的事情提供科学的理由。”

这当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把他那个时代的大学称为“计划主义的托儿所”，但谢天谢地，总有一些残余的学生抵制中央集权的洗脑。

凯西的建议是，要成为一个好公民，你需要“成为你自己的经济学家”。不要依赖国家在“媒体”中的喉舌，甚至学术界来获取你的经济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教育自己；它不需要大学学位。

事实上，米塞斯研究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成为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最好是奥地利学派，而不是凯恩斯学派或后凯恩斯学派！），避免被国家及其宫廷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所迷惑。

米塞斯从未加入过美国经济协会，这个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协会。该协会的创始文件提供了原因的线索。“国家是一个教育和道德机构，它的积极援助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该文件称。“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上是不安全的，在道德上是不健全的，”创立美国经济协会的国家主义道德谴责者说。

也有例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是最突出的，但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是国家的顾问或潜在的顾问。他们是罗斯巴德的“宫廷历史学家”，拥有经济学学位，而不是历史学学位。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几乎100%由国家资助的大学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

正如罗斯巴德所说：“大多数（选民）必须被意识形态说服，相信他们的政府是好的、明智的，至少是不可避免的。”推广这种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

作为回报，这些“知识分子”得到了政府工作、补助金、名牌大学的录取、出书合同以及其他无数的政治回报。

请以美联储为例。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的那样，“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货币经济学家，最好不要批评你所在领域的主要雇主。”如果有任何批评的话，那总是建设性的批评，关于如何在中央计划方面做得更好。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直被认为是美联储所有分支机构中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其主页将其使命定义为“根除基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无法容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愿望……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更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很难找到一个更清晰的计划主义定义。

库夫维特发现，在美联储理事会的所有雇员中，有97名民主党人和2名共和党人。董事会的“领导职位”由45名民主党人和1名共和党人组成。正如我所说，这只是华盛顿政府的又一个宣传机器。


经济谎言帝国的几个例子
一本典型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把大部分篇幅都花在了没完没了的“市场失灵”故事上（搭便车问题、外部性、垄断和寡头垄断、垄断竞争、信息不对称等等），而几乎没有提到资本主义的基石——企业家精神。

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

当第一部联邦反托拉斯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于1890年通过时，当时规模很小的整个经济学界都反对这部新法律，认为它与竞争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他们都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样，将竞争视为一种动态的、相互竞争的发现和创业过程，并认为反垄断法只会扰乱这一过程，扭曲市场。

到20世纪30年代，一种新的、听起来更“科学”的“完全”竞争理论被发明出来，它断言，竞争的完美性要求一个行业中所有的产品和价格都是相同的，买家和卖家心中的信息是完全的，行业的进入和退出是无成本的。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家们编造了成千上万个荒诞的故事，讲述现实世界是如何达不到这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被定义为市场失灵，并由想必是明智的、完美的政治家和官僚们规定了监管、控制、国有化或管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将这种不诚实的分析方法称为“涅槃谬误”：将现实世界比作一个无法实现的涅槃之地。正如哈耶克（F.A. Hayek）曾经描述的那样，“在完全竞争中没有竞争。”

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产品差异化、降价、广告、研究和发展，也不可能有一个行业中少数表现优异的公司的崛起——这些都是真正竞争的要素。
然后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大谎言，它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19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进行，“垄断猖獗”。我在《国际法律与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当时被指责为垄断的行业是迄今为止美国最具竞争力、最具活力、最具降价性、最具创新性和最能扩大产量的行业。《谢尔曼法》的目的是遏制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

直到最近十年，经济学专业的“主流”才终于发现，新政的大规模干预实际上使大萧条更加严重，持续时间更长，这是奥地利经济学家一直在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授予许多“市场失灵”理论，但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些理论是假的。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的丈夫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f）曾因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而获得该奖，该论文预测，由于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二手车市场将很快消失。显然，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三十天的保修期，允许购车者确定他们是否被卖给了一个“柠檬”。

大卫·卡德（David Card）因一篇声称最低工资法不会导致失业的论文而获得诺贝尔奖，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对他的研究进行了重做，称这篇论文“存在严重缺陷”。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被教导说，污染的根本原因是逐利，这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上个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发生在20世纪禁止私人逐利的社*主义国家。“逐利导致污染”理论的必然结果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明智而仁慈的政府官员。这不仅忽略了政治现实，也忽略了产权的缺失如何首先导致许多污染问题，以及企业家如何解决许多“外部性”问题，因为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

公共财政学的学生被教导说，税收“漏洞”是低效的，因为它们被认为会造成“人为的”市场扭曲。他们被教导说，让政府官僚花更多的钱会更有效率。然后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节俭悖论”的谬论，它断言储蓄会减少消费，而消费又会减少GDP，从而导致储蓄减少。几十年来，这一理论“证明”了对储蓄利息收入征收没收性税收的合理性。

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教父可能永远是保罗·萨缪尔森，他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在教科书销售中占据主导地位长达40年之久，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其他教科书都是对他的书的模仿。萨缪尔森在他1988年的版本中写道：到2000年，苏联的GDP将超过美国的GDP，这可以概括为弥漫在这本书和其他类似书中的中央集权主义偏见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经济学专业也未能幸免于对政治正确的狂热崇拜。

事实上，在政治正确变得很酷之前，它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正如米塞斯关于他那个时代的大学是“社*主义的托儿所”的评论所显示的那样。

道格•凯西说得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伪装成经济学家的政治辩护者。几十年前，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被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的发现所震撼，他们的著作非常清楚地表明，奥地利学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有力地致力于寻找经济世界（及其他领域）如何运作的真相，以及政府如何失灵，而且根本没有兴趣成为掠夺阶级的辩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