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vjszwk on Nostr: #### 反犹太主义的兴起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

#### 反犹太主义的兴起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纳粹主义想打击犹太思想。但迄今为止，它还没能成功地界定犹太思想的根本特质。什么是犹太思想，与什么是犹太人种一样神秘莫测。
早期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将犹太思想竖为“基督—条顿”（“Christian-Teutonic”）世界观的对立面。然而，将“基督教式的”与“条顿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任何经典训诂可以为日耳曼人受到基督教偏爱的主张辩护。福音书对日耳曼人只字未提，它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那些不仅急于歧视犹太人，而且急于歧视犹太人的基督教后代的人来说，福音书派不上用场。逻辑一致的反犹主义必须拒绝基督教。

我们无须在此确定基督教本身是否可以被称为犹太宗教。无论如何，基督教都是从犹太人的宗教信条中发展出来的。它承认摩西十诫是永恒的律法，承认《旧约》是《圣经》的一部分。基督教的使徒们及其最初信众都是犹太人。人们可以以“基督不认可拉比的教义”为由，反对将基督教等同于犹太教。但事实仍然是上帝将救世主派到了犹太人，而非汪达尔人中间；受圣灵启发的书籍以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而非日耳曼语写成。如果纳粹打算认真对待他们的种族神话，而不只是看做其聚众集会上的巧言雄辩，他们必然要像对待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那样残酷地根除基督教。他们并没有着手这样的事业，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是因为他们的政策与种族主义根本无关。

在一国之内，当局以污秽的语言公开侮辱犹太人和和犹太教，犹太人因其信奉犹太教而不受法律保护；数学定理、物理假设、医学方法遭到抵制，如果其作者被怀疑是“非雅利安人”的话；但是，牧师们却得以在成千上万不同教派的教堂里赞美由犹太人摩西启示的十诫，并以此作为道德律的基础。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在一国之内，犹太作者的任何片言只语都不准印刷和传阅，但是《圣诗》及其德文译本、改编本和仿制品却广为传颂。这也让人不可思议。德国军队在手持《圣经》的随军牧师的陪同下，喜形于色地在东欧屠杀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胆小怕事的犹太妇孺。这更让人不可思议。但是第三帝国中，充斥着这样自相矛盾的现象。

当然，纳粹并不遵守福音书的道德教诲。其他征服者和好战之徒也一样。基督教从未被允许成为纳粹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对其他侵略者来说也一样。

纳粹不仅没有明确地拒绝基督教；相反，它郑重地宣布自己是一个基督教政党。纳粹的“不可更改党纲”第二十四条宣称，党主张正向的（positive）基督教，它不受限于任何教派和教会。“正向”一词在此意味着对不同教会和教派之间的对立保持中立。

诚然，许多纳粹作家乐于谴责和嘲笑基督教和起草建立新的日耳曼宗教的计划。然而纳粹党本身并不打击基督教，只打击身为自治与独立机构的基督教会。纳粹极权主义无法容忍任何不彻底服从元首主权的机构。任何德国人都无权援引自外于当局的独立权威的意见来藐视国家命令。政教分离违背了极权主义的原则。因此，纳粹主义必须致力于恢复魏玛宪政之前德国路德宗和普鲁士联合教会的状况。那时候，当局也高居教会之上。国家的统治者是其领土范围内路德宗的最高主教。上帝（His）就是“裁断神圣事物的权利（jus circa sacra）”。

纳粹与天主教会的冲突也有类似的特点。纳粹不会容忍德国公民与外国人或外国机构有任何联系。他们甚至解散了德国扶轮社，因为它与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国际扶轮组织联系紧密。德国公民只能效忠于元首和国家；任何国际主义都是罪恶的事物。希特勒只有在如果教皇是德国属民和党的机器之附庸的情况下，才能容忍天主教组织。

除了基督教，纳粹将任何源自犹太作者的东西都当成“犹太事物”加以反对。其谴责的对象包括那些为纳粹主义的体系贡献了许多重要观念的犹太人，如斯达尔、拉萨尔、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和拉特瑙等。但是，正如纳粹所说，犹太思想不只限于犹太人及其后裔，许多“雅利安人”也满脑子犹太思想——例如诗人、作家和批评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作曲家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他们也是该死的玩意儿。然后，还有很多思想、艺术和文学流派被纳粹当做“犹太事物”而被否定。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是“犹太事物”，但战争贩子也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犹太事物”，而“虚假的”马克思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也是。“犹太的”和“西方的”这两个词用以指笛卡尔和休谟的哲学、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empiro-criticism）以及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无调音乐（Atonal music）、意大利歌剧和印象派画作也是“犹太事物”。简言之，“犹太事物”就是纳粹不喜欢的一切事物。如果我们把一切被纳粹污蔑为“犹太事物”的东西放在一起，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们整个文明都只是犹太人的成就。

另一方面，许多日耳曼种族主义者试图证明，所有非日耳曼民族的杰出人物都是具有日耳曼血统的北欧雅利安人。例如，前马克思主义者沃尔特曼（Woltmann）在彼得拉克（Petrarch）、但丁（Dante）、阿里斯托（Ariosto）、拉斐尔（Raphael）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身上发现了日耳曼特质，这些人的天赋都是从其条顿先祖那里继承而来的。沃尔特曼深信他已经证明了“整个欧洲文明，甚至包括斯拉夫国家和拉丁国家的文明，都是日耳曼人种的成就”。

详细分析这类说法是浪费时间。日耳曼种族主义的各种陈述，无论是在界定高贵种族的人种特征方面，还是在界定相似个体人种分类标准方面，完全可以说是彼此互相矛盾的。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甚至在不同场合下的看法也自相矛盾。优等人种神话的阐述实在太粗枝大叶了。

所有纳粹拥护者都再三强调，Marx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思想的精髓，根除这一祸害是纳粹主义的伟大使命。实际上，这种态度没有阻止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与德国共产党合作颠覆魏玛共和国；没有阻止1922-1933年他们在俄国的炮兵营和航空基地训练打手（black guards）；也没有阻止在1939年8月到1941年6月间他们与苏俄在政治和军事上密切勾结。然而，公众舆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关于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的哲学上是绝不相容，互相对立的。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些年，世界上主要有两个政治集团：反法西斯主义集团，即俄国之友（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同路人、自命的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者）；反共产主义集团，即德国之友（衬衫颜色不同的各种政党，它们被对手不太恰切地称为“法西斯主义者”）。这些年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派寥寥无几。大部分自称属于这两派的人也已经准备支持真正的极权主义政策，很多人热情赞扬俄国的独裁方式。

只凭两个集团彼此攻讦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他们的哲学和首要原则必然有所不同。坚持同样的信仰与哲学的人之间发生战争的现象总是存在。左派和右派发生冲突，是因为他们旨在攫取最高权力。查理五世常常说：“我和我的表弟——法兰西国王，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互相争斗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统治米兰。” 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同样的目标：他们都想统治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乌克兰。

Marx主义者也不会承认纳粹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眼中，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所有罪恶中最坏的那一种。另一方面，纳粹将俄国的制度描绘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各种形式中最卑鄙的类型，以及全世界犹太人为统治外邦人（gentiles）而设计的恶毒阴谋。然而很明显，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德俄两种制度必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而在争论一个党或一种制度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时，只有经济学的观点是关键所在。社会主义本身是，而且一直也被看做一种社会经济组织体系。它是政府完全控制生产与分配的制度。既然只有存在于个别国家的社会主义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人们就可以正确地将俄国和德国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制度。

纳粹和布尔什维克自称是工人政党，这一点是否正确是另外一个问题。《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自觉的独立运动”，老牌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定义了何为工人政党。他们解释说，无产阶级是一个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是他们自己，而非一个仁慈的政府或善良的少数派夺取权力并建立社会主义。但是，布尔什维克放弃了这个方案。一个规模非常小的少数派自诩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夺取了独裁的权力，强行解散了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并以自封的权利和自己的力量进行统治。当然，这个执政的少数派声称，它所做的一切都最符合多数人的，的确也是全社会的利益，但是这一直只是寡头统治者们的自我标榜而已。

布尔什维克开创了先河。列宁集团的成功鼓舞了墨索里尼团伙和希特勒的青年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都采纳了苏俄的政治方法。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仅有的不同只是，尽管都没有获得多数票，但纳粹在政变之前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秋天获得的选票要多得多。

纳粹不仅模仿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阴谋策略。他们从后者那里复制了更多东西。他们从俄国引进的事物包括：一党制度；党和党员在公共生活中享有特权；秘密警察至高无上；在国外组织以公共资金资助和受外交领事保护的下级党组织，用来对付当地政府和从事破坏及间谍活动；行政处决和关押政治对手；集中营；惩罚流亡者家属；宣传方式。他们甚至荒唐到从Marx主义者那里借用了诸如称呼方式——党员同志(Parteigenosse)——它是从Marx主义的同志（Genosse）称谓演变而来的——和在民间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使用军事化术语等等做派。问题不在于两种制度在那些方面相似，而是在哪些方面不同。

我们已经展示过俄德两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这些差异并非是由基本哲学观点的差异造成的；它们是两国不同经济条件的必然结果。俄国模式不适用于德国，德国的人口数量使之无法生活于自给自足状态中。与无与伦比的高效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德国模式看起来非常缺乏效率，但它却比俄国模式高效得多。俄国人尽管拥有用之不竭的丰富自然资源用，但经济水平却非常低。

在这两个国家，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都不平等。试图确定戈林同志的生活水平与普通纳粹党员同志的差距，是否大于斯大林同志的生活水平与其普通党员同志的差距，是没有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非收入平等，而是政府对实业的全面控制和政府对一切生产资料的独占权。

纳粹反对Marx主义并非因其追求社会主义，而是因为纳粹说Marx主义拥护国际主义。Marx的国际主义思想不过是接受了十八世纪关于战争根源的自由主义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王公们渴望互相征伐因为他们想通过征服来扩张统治，而自由国家并不觊觎邻国的土地。但Marx从未想到，这种和平趋势的实现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不受阻碍的市场化社会。无论是Marx本人还是他的学派，都未能领会国家控制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中国际冲突的真正含义。他们满足于下这样的断语：在社会主义的乐土（Promised Land）中根本不会再有任何冲突。

我们见过，第二国际在维护和平的问题上扮演了多么可疑的角色。而对苏俄来说，第三国际仅仅是它与一切外国政府进行不懈斗争的工具。苏联人与过去一切征服者一样渴望征服。除非被迫止步，否则他们绝不会在沙皇此前征服成果面前后退一步。苏联人利用一切机会扩展他们的帝国。当然，他们征占他国时，不再使用老沙皇的借口；他们为这个目的发明了新的术语，但被征服者的命运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善。

纳粹在控诉“犹太式”的国际主义思想时，心里真正想的是自由主义关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互利的理论。他们说，犹太人想以“和平有益”的错误学说来败坏雅利安人天生的英雄主义精神。关于犹太人对现代文明的贡献，人们的高估错得不能再错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协作的思想当然不是“犹太阴谋”的产物。自由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和国际贸易也不是犹太人发明的。

最终，纳粹将商业精神称为“犹太事物”。塔西佗（Tacitus）告诉我们，在他那个年代，日耳曼部落认为用汗水来获得那些靠流血就可以获得的事物是愚蠢的和可耻的。这也是纳粹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他们鄙视那些渴望通过服务于其他人而获利的个人和民族；在他们眼中，抢劫才是谋生最高贵的手段。沃纳·桑巴特比较了两种人：小贩（Händler）和英雄（Helden）。不列颠人是小贩，日耳曼人是英雄。但更多时候，小贩这个称谓被用来指犹太人。

纳粹简单地将一切违背他们自己的教义和信条的东西，都称为“犹太事物”或者“共产主义”。在处决占领区的人质时，他们总是宣称自己惩罚的是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把美国总统称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不打算投降纳粹的人无疑是犹太人。在纳粹的词典中，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就是“非纳粹者”的同义词。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