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hinoma on Nostr: 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隐形杀手"？ ...

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隐形杀手"？
在探索邓小平的用兵之谜时，笔者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从他的武夫出身，他本人的"家长"性格出发；从"杨家将"在军中的利益，以及邓小平、赵紫阳对杨的依赖去求得结论；以及最终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弊端，等等。这固然是十分必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不同的角度内，揭示 "六四"镇压的原因的。然而，这些不同的条件只是事物演化的背景，它们最终只是六四"用兵"的"或然性"，而不是其"必然性"。对于不同的人，它一定还存在自身的特殊问题。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特殊性就是他的"老年"问题与疾病问题。

由于资讯的封锁和专业限制，本人无法从生理的角度探讨，在那些非凡的日子里，邓小平作爲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１９７６年经过手术），一位年届８５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享受著中国医疗技术"最高级待遇"的人（换言之，也是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著的人），一个八年后因该病的并发症──呼吸回圈功能衰竭而辞世的老人，在坚持与疾病搏斗同时，会给政治决策带来何种影响。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作爲一个力求严肃的和科学地探讨问题的学者，我知道，引用纪实文学作品的描述是危险的。但是，坦诚地说，在对现存结论心服口服之前，笔者不得不从更广泛的文字里去搜寻答案的所在……

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曾提到邓小平的身体与医疗问题。他指出：爲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而这样用药，事后会给病人到来"严重不适"……

　　顺著他的这个思路，我们考察一下，在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５月，邓小平出席了哪些"重大的国事活动"呢？这样的活动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胡耀邦的追悼会。根据江之枫的敍述，爲了自始至终参加这个会，邓小平服用了大剂量药物。正因爲这样，邓小平才能够以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８５岁的老人之身，在追悼会上站立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无倦意！这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次，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与戈巴契夫的会见。爲了成就这一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盛会"，江之枫说，邓小平事前也服用了大剂量的药物。他同样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爲"最高首脑"的职责。其结果，也是人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的。

　　而通过本人的前述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次重大国事活动的时间，与"八九─六四"事件的两个重大转折不无"巧合"：

　　第一，４月２２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４月２５日，邓小平便发出了那个他终身难以挽回后果的"４．２５讲话"！

　　第二，５月１６日会见戈巴契夫以后，５月１８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

　　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无从断定"药物的副作用"扮演的是什麽角色。但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都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这就绝不能被看作是"偶然"！

---陈小雅：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
https://link.storjshare.io/raw/jv2dqtf4pb5fla4trg2asf6qcffa/production/c9dd045ee41a40c5b2d6fc7c01d6073085e6118ca3a74aaba4404ec61a569c7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