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勒布在《黑天鹅》中写道：你等待的时间越长，你预期还要继续等待的时间就越长。
秦制社会运行的越久，这个系统在不断“宕机-重启”的循环往复中，把与这个系统格格不入的人及其基因慢慢驱逐或消灭了，想要改变这个系统所需要的能量就越大。
quoting宋永毅：王光美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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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经验 ” 开政治迫害的先河。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 “ 桃园经验 ” ，又称为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 （ 1964 年 9 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 一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 “ 桃园经验 ” ，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自己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 “ 桃园经验 ” 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 “ 夫人参政 ” 的极坏的范例，使江青步入政治舞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 “ 桃园经验 ” 采取 “ 群众运动 ” （其实是 “ 运动群众 ” ）的方式，主张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行 “ 夺权斗争 ” ，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 “ 阶级队伍 ” ，进而 “ 夺权斗争 ” 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 “ 桃园经验 ” 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 “ 经验 ” 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 “ 四清 ” 样板时发现： “ 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说： “ 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 。后来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燕飞 ”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 “ 喷气式 ” －－它很可能就发源于 “ 桃园经验 ”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 “ 四清 ” 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 “ 四清 ” 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 “ 桃园经验 ” ，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 “ 普通工作组组员 ” 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被下喻指为 “ 太上（女）皇 ”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 “ 黑帮 ” ，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 “ 干部 ” ，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 “ 靠边站 ” 、 “ 上楼 ” 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 “ 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 ”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 “ 黑帮劳改队 ” 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 “ 反革命小集团 ”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 “ 右派 ” 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 “ 不正常死亡者 ”48 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 20 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 “ 革命 ” 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 “ 反革命学生 ” ，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 “ 蒯司令 ” ，王光美反而成了 “ 反革命 ” 。 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不少师生认为：其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同时是这一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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