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 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 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 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 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 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 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 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 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 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 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 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 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 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 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 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 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 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 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 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 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 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 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 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 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 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 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 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 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 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 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 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 无古人的高峰。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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