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大学为何沦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温床？
本文选自https://mises.org/
作者：托马斯·迪洛伦佐（Thomas J. DiLorenzo）
发布时间：2025年2月26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将他那时的大学称为“社会主义的托儿所”，因为所有政府资助的大学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不过，他也表示，对于无休止地鼓吹所谓社会主义的奇迹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完美”，总有一部分学生并不买账。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投入大量精力来教育和激励这部分人，让他们传承米塞斯/罗斯巴德的思想。
当今美国的绝大多数大学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孵化器，其程度远远超过米塞斯曾经历的。这些大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他们精通左翼所有的陈词滥调，几乎无所不包，可他们却缺乏最基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法学教授开创的所谓“批判论”并不是关于批判性思维，而是批判对社会主义发表意见的批评者和所有西方文明制度）。美国大学独特的激励制度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几乎所有的大学要么是政府资助的国立大学，要么是接受政府大量补贴的非营利性私立大学，因此成为事实上的国立大学。(记住：谁拿了国王的先令，谁就成了国王的人）。因此，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些大学没有真正的客户。学生不会像星巴克或披萨店的顾客那样把自己当作顾客。他们很少支付学费，支付学费的是父母、纳税人或向他们提供助学贷款的银行。父母可能会支付学费，但孩子才是接受高等教育好处的人，如果有这种好处的话。因此，引发消费者主权的消费者压力非常薄弱。
国立或私立非营利性大学没有股东，因此也不存在像私营竞争性企业那样的股东压力。除此之外，还有超强的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我们在生活中获取信息，主要是为了完成学业、找到并保住工作、养家糊口、买房买车等等。这些都是私人事务。而我们花在了解政府政策上的时间相对较少。此外，各级政府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人类的大脑不可能理解政府所做工作的百分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此可谓理性的无知。大学也是如此，不过，许多人对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望而生畏，就像他们有些崇拜和畏惧医生一样。因此，他们不会经常质疑那些人。在大学和医生面前，理性的无知是格外强大的。
大学的董事会主要是由唯唯诺诺之人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不加考虑地批准管理者的决策。如果反对管理者，可能会危及他们进入董事会的主要愿景：改善自己的社交生活、在本地的声誉和商业关系。大学董事会很容易受到恫吓，从而默许“多元、公平和包容”（DEI）这一社会主义的最新代名词（叫嚣批评者是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
在一些大学，校长可以解雇董事会成员，而不是反过来。上世纪90年代初，如果你第一次到马里兰洛约拉大学的话，一位资深教师会向你回忆起洛约拉大学校友、著名作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ey）在喋喋不休地抱怨像他这样的邮递员的儿子负担不起学费后，被董事会拒之门外。
所谓的同行评审研究并不完全如此。很多大学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因此“同行评审”通常都非常谨慎，不允许发表很多批评国家的文献（如果有的话）。不妨试着做一个批评环保局的环境科学家，或者批评农业部大规模干预的农业经济学家。就连现代物理学也几乎完全致力于军事应用。经济学家拉里·怀特（Larry White）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揭示了货币经济学领域几乎四分之三的同行评审文章都是由与美联储颇有渊缘的经济学家撰写的。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的，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货币经济学家，最好不要批评你所在领域的大雇主。
我们也不要忘记，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通过制度进行长征”将一个国家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首先是在大学里传播的，并且仍在大学中扩散。此外，大学师资队伍的极左翼偏见也证明，大多数教职工都是学术自由的敌人，虽然他们谎称并非如此。
由于几乎没有客户和股东压力，甚至没有像政府那样的选举，大学管理者往往表现得像独裁暴君，不对任何人负责。这使得年轻的保守派或自由派教师畏缩不前，生怕大学管理者发现他们有政治上不可接受的想法，比如尊重产权、法治，或者自由企业，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大学教职工的薪酬大多与政府官僚无异，薪酬标准死板，以资历而非功绩为准。院系委员会通常由学术水平最低的教职工控制，这是因为，对于更有生产力的学者来说，花费无休止的时间出席毫无生产力的委员会会议的机会成本太高了。正是那些机会成本低的教职工通过委员会制定大学政策。
自从美国经济由独资企业主导转向公司制以来，左派就一直抱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在公司，股东是所有者，管理层由股东的代理人组成，他们受托为股东们赚取利润。除了纳税人，谁是国立大学的“所有者”？他们能控制什么？
大学是社会主义的“孵化器”，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由纳税人资助的社会主义机构，配有华而不实的的激励制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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