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vjszwk on Nostr: #### 米塞斯 | 官僚化——《自由主义》第二章（8） 作者：米塞斯 ...

#### 米塞斯 | 官僚化——《自由主义》第二章（8）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在另一种常见的观点中，有人认为实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想的必要条件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因劳动分工的进步而必然产生的大企业中，雇佣的人员必然越来越多。因此，这些企业在经营中，就越来越像自由主义者着重批评的政府官僚机构。日复一日，它们变得越来越繁冗，并且越来越缺少创新活力。高管职位的选拔不再基于工作中展示的能力，而是根据纯粹形式化的标准，如教育背景或资历等，而且常常是出于领导偏爱的原因。因此，私人企业与公共企业的区别最终消失了。如果在古典自由主义时代，反对政府所有权的理由是其会抑制所有自由能动性，并扼杀劳动的快乐，那么今天这种理由已不再成立，因为私人企业的运营方式与公共企业同样官僚化、刻板化和形式化。

为了评估这些反对意见的有效性，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真正的官僚主义及其运作方式，并将之商业企业及其运作方式区别开来。在思想领域中，商业思维与官僚思维的对立就像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对立一样。不管谁掌握生产要素，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由所有者借给他（以某种补偿为交换条件）的生产要素，他都必须始终谨慎地使用这些要素，以满足在给定情况下社会最紧迫的需求。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将面临亏损的风险，一开始，他不得不缩减他作为老板和企业家的活动，再持续下去的话，他最终会被完全淘汰。他不再是老板或企业家，而是跌回只有劳动可卖的行列，不再承担将生产导入（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正确渠道的责任。在盈亏的计算中（这是商人记账和会计的核心实质），企业家和资本家掌握了一种方法，让他们能够尽量精确地检查每一步操作，甚至到最微小的细节，有可能的话，了解每笔单独交易对企业总结果的影响。货币计算和成本核算构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最重要的智力工具，正如歌德所称，复式记账系统是“人类思想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歌德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小文人对商人的怨恨。正是这些小文人成天抱怨货币计算和对盈亏的关注是最可耻的罪过。

哪怕是最大最复杂的商业企业，也能通过货币计算、记账和销售及运营统计，也能对每个部门的业绩进行精确审查，据此判断各部门主管对企业整体的成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因此，这为决定各部门经理的待遇提供了可靠的指导。可以知道他们的价值及应支付的薪酬。要在较小范围内做出无可争议的成功表现，才能晋升到责任更重大的更高级职位。正如可以通过成本核算检查每个部门经理的活动一样，也可以由此审视企业整体运营中每个单独领域内的活动，以及某些组织性措施和类似措施的效果。

当然，这种精确控制有其局限。在各部门中，无法像对部门经理那样确定每个人活动的成败。此外，有些部门的贡献无法通过计算来认识：研究部门、法律部门、秘书处、统计服务等，其成就无法像具体的销售或生产部门的业绩那样确定。不过，可以相当放心地由部门负责人大致估计这些部门的业绩，再由企业总经理大致估计部门负责人的业绩；因为情况相对清晰，而被要求做出判断的人（总经理与各部门经理）对估计的正确性有个人的利益，他们的收入受到他们所负责的部分运营生产效率的影响。

与这种由盈亏计算控制每笔交易的企业相对的是公共行政机构。一名法官（法官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每名高级行政官员）履行其职责是好是坏，无法通过任何计算来证明。不可能以任何客观的标准来确定某个地区或省份的管理是好是坏，是贵还是不贵。所以，对公务员活动的判断是主观的看法，因此十分随意。甚至某个特定部门是否必要，它的员工是不是太多或太少，其组织是否适合其目的，也只能基于包含某种主观因素的考量来决定。公共行政只有一个领域，其成败标准是无可争议的：战争的进行。但即便对此，唯一能确定的事也只是行动是否取得了成功。至于权力分配（甚至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结果，以及领导者在其指挥行动中表现出的能力及采取措施的恰当性对结果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也无法严格、精确地回答。有些因胜利而闻名的将军实际上做的每件事，都有利于敌人获胜，他们的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利的条件抵销了其错误。而有些失败领导者其实已发挥其才智，尽了一切可能来防止不可避免的失败，却遭到谴责。

对于指派了独立任务的员工，私人企业的经理只有一个指示：尽量多盈利。他要说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一命令中，而检查账目可以轻松地准确确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该指示。官僚部门的主管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可以告诉下属他们需要完成什么，但他无法确定为实现这一结果，在当前情况下采用的方法是否最恰当、最经济。如果他不能无时无刻地监控所有下属的办公室，他就无法判断能否花费更少的劳动和材料，来实现相同的结果。结果本身也无法用数字衡量，只能大致评估，不过在此不讨论这一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从其外部效果的角度来考虑行政技术，而只是从其对官僚机构内部运作的反应来考虑；因此，我们关心的只是所实现的结果与所产生的费用之间的关系。

由于不可能像商业记账那样通过计算来确定这种关系，官僚组织的经理必须为下属提出强制性的指令。这些指令规定了通常业务的一般性流程。然而，如果出现任何了特殊情况，在支出任何资金之前，必须首先获得上级的许可——这一繁琐而无效的程序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因为，如果每个下属部门、每个部门负责人、每个分支办公室都有权进行他们认为必要的支出，管理费用很快就会无限飙升。我们不应自欺欺人，认为该制度没有严重缺陷，没有让人极为不满。许多支出是多余的，许多必要的支出却缺位，因为官僚机构本质上就无法像商业组织那样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官僚化的效果最明显地体现在其代表——官僚身上。在私人企业中，雇佣劳动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一项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受益的商业交易。雇主必须努力支付与所从事的劳动相对应的工资。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将面临风险，工人会离职转投提供更高工资的竞争对手。员工为了不失去工作，也必须努力履行其职责，以证明其工资的价值。由于雇佣不是一种恩惠，而是商业交易，员工不必担心他会因个人好恶而遭到解雇。企业家出于个人偏见而解雇一名对得起其工资的有用员工，只会伤害到他自己，而不是这名工人，工人可以在别处找到类似职位。将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权力交给各部门经理也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在记账和成本核算的控制压力下，部门经理必须确保其部门尽可能体现出最大利润，因此为了自身利益，他必须小心保留最好的员工。如果出于恶意解雇了不该解雇的人，如果其行动是出于个人而非客观的考虑，那么必然就是他自己来承受后果。对他所领导的部门的业绩有任何损害，最终都会反映为他的损失。因此，可以毫无摩擦地将非物质因素——劳动，纳入生产过程。

官僚组织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无法确定各部门的生产性贡献，所以也不能确定每个员工（即使他担任高管职位）的贡献，那么，在任命和报酬方面，就会为个人的好恶和偏见大开方便之门。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说情在任命公务员职位中颇有作用，并非因为负责任命这些职位的人有特殊的卑劣品行，而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客观标准来决定某个人的任职资格。当然，聘用的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但问题是：谁是最有能力的人？这个问题如果能像确定铁匠或排字工人的价值那样容易回答，就没有任何麻烦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比较不同个体的资格时，就必然会包含某种任意性。

为了尽量减少这种任意性，人们试图设立正式的任命和晋升条件。就任特定职位的条件取决于是否满足某些教育要求，是否通过考试，以及在其他职位上的一定持续工作时间；晋升则取决于先前工作的年限。当然，这些权宜之计完全不能代替通过盈亏计算来找到每个职位的最佳人选的可能性。特别要指出的是，上学、考试和资历都丝毫不能保证选择的正确性。相反，该制度一开始就阻碍了有活力、有能力的人得到与其才能相适应的职位。真正有价值的人，从来不能通过规定的学习计划和既定的晋升方式来达到最高职位。即使在虔诚信仰其官僚的德国，“完美的公务员”这一说法指的也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能力的人，不管他有多么良好的意图。

因此，官僚管理的特点就是它缺乏盈亏考量的指引，不能由此判断其操作效果与产生的费用之间的关系，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而不得不采取完全不适当的权宜之计，使其事务处理和人员聘用遵从一套形式上的规定。通常归于官僚管理的所有弊病——缺乏灵活性、缺乏智慧、以及不能处理逐利的企业能轻松解决的问题——都是这一根本缺陷的结果。只要国家的活动局限于自由主义赋予它的狭小领域，官僚制的缺点无论如何都不会过于明显。只有当国家——自然同样适用于市政当局和其他地方政府——着手社会化生产资料并积极参与其中，甚或积极参与贸易时，这些缺点才会成为整个经济的严重问题。

着眼于最大化利润的公共企业当然可以利用货币计算，只要大部分企业归私人所有，就仍然存在市场，并形成市场价格。其运作和发展的唯一障碍是其管理者作为国家官员，不像私人企业管理者那样对企业成败有个人利益。因此，在作出关键决策时，不能赋予其独立行事的自由。因为他不会承担其商业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的损失，他处理事务就很容易倾向于去冒那些真正的负责人（因为必须分担损失）不愿冒的风险。因此，必须以某种方式限制其权力。无论是受一套严格规定的约束，还是受制于某个控制委员会的决定或上级权威的同意，在任何情况下，官僚管理都一直会受到其不灵活和无法与时俱进随机应变的困扰，这导致公共企业在各处都是从一次失败走向另一次失败。

事实上，很少有公共企业仅以利润为目标，排除所有其他考虑。通常会要求公共企业中考虑某些“国家”的因素及其他因素。比如说，期望其采购和销售政策有利于国内的生产，而不利于外国的生产。要求国家铁路在制定费率时服务于政府的特定商业政策，要求他们建设和维护无法盈利的线路，只为了促进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求出于战略或类似原因运营另外一些线路。当这些因素在企业运营中发挥作用时，所有通过成本核算和盈亏计算进行控制的方法都无从谈起。到了年终，如果国家铁路主管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情况不妙，他可以说：“从逐利私人企业严格的商业角度看，我管理的铁路线路确实亏损了；但如果考虑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政策，就不该忘记铁路完成了很多不能以盈亏计算来衡量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盈亏计算显然失去了对企业业绩的判断价值，因此——即使不考虑有其他相同趋势的因素——它的管理也必然相当官僚化，像监狱或税务局的管理那样。

无论规模多大，私人企业只要完全以利润为基础运营，就永远不会变得官僚化。严格坚持追求最高利润的企业家原则，即使是最大公司也能完全精确地确定每笔交易和每个部门活动对总结果的贡献。只要企业仅看利润，它们就能避免官僚主义的所有弊端。我们今天看到的私人企业官僚化纯粹是干预主义的结果，迫使它们考虑一些如果它们能够自由确定政策，在其企业运营中就绝不会起作用的因素。当某个企业为避免不断受到各种国家机构的骚扰，而必须注意政治偏见和敏感问题时，它很快就会发现，它不再能把它的计算建立在盈亏的坚实基础上。比如，美国的一些公用事业企业，为了避免与公众舆论及政府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发生冲突，制定了一项政策，不雇佣天主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达尔文主义者、黑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所有新移民。在干预主义国家，每个企业必须迎合当局的愿望以避免沉重的惩罚。结果就是这些与逐利企业管理原则无关的考虑在企业运营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精确计算和成本核算的作用相应减少，私人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公共企业的管理模式，即以详尽的形式性规定和规则来管理。总之，它变得官僚化了。

因此，大企业日益官僚化绝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的结果。它只是干预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没有政府干预其运作的情况下，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可以像小公司一样以完全商业化的方式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