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hinoma on Nostr: 逃荒婚姻 ...

逃荒婚姻
由于贫困，加上历史上有溺杀女婴的陋习，老家曾经特别多光棍。但在那个饥荒的年代，竟然有很多光棍娶上了老婆!——这是“乘人之危”，还是“救人一命”?山人至今还没弄清。但就凭这一点，我敢妄言自己家乡是全国的轻灾区。

我们县最早接纳逃荒女，是在1957年冬天和1958年春夏。那一年春节刚过，学 校还没开学，小伙伴告诉我，去D叔家“看新娘”! D叔是我堂叔，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四弟。当时年近三十岁，尚未娶妻。我们到了D叔家，果然见D叔带回一个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的小姑娘。后来知道，小姑娘跟我同龄，也属狗。她还不到结婚年龄(几年后才与D叔完婚)，但四叔公已经让我们叫她“婶子”了。

没过多久，“婶子”的父母亲都来了，说是从浙江省龙游县逃荒来的，不逃走就会饿死。那一年，我的舅舅三十六岁，也还是王老五。“婶子”的母亲很热心，马上回浙江，把她的表妹带来，成了我的舅母。我的舅母那一年才十九岁，高中毕业。开学后，我突然发现，小镇的街上多了许多陌生女人，她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他们都是从浙江逃荒来的。各村都有光棍娶上了浙江女。当时还处于“高级社”阶段，多数合作社对浙江女都挺关照，跟当地人一样分给口粮——那时农村还不大讲“户口”。

我们县接纳第二拨逃荒女，是在大跃进之后，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了。

那些天，每天都能看到许多操着外地口音的人群，从闽东方向往我们县流动，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不用说，那不是走亲戚，都是逃荒者。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见到凉亭的条板上坐着几位愁眉不展的女人，其中一人的怀里还躺着一个昏迷的女孩。那女孩看上去约十来岁，面黄肌瘦。见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开饭，其中一位妇女开口了：“这小妹饿昏了，你们能不能行行好，给她喝点菜汤?”山里人大都心地善良，很快就有人将菜汤送到陌生女人手中，几勺子汤灌下去，那女孩就能张开眼睛了。这时，才有人开口问那几个女人从哪来到哪去。他们说从某县来，“那里有饭吃就到那去。”大家还都从自己碗中匀出一点饭菜，送给这几位逃荒女人充饥。午饭后，稍事休息。那个昏倒女孩的亲人开口了：“我这女儿今年十六岁了，还没找婆家呢。我看到你们这里人心肠好，给她介绍个对象吧!”我真不敢相信：我猜十来岁的女孩竟然还大我一岁十六岁了?有人跟Z叔开玩笑说：“你十八岁，跟你最般配!”Z叔被说红了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Z叔的哥哥当真了：“找婆家?你们有什么要求吗?”那女孩的母亲说：“我们不要彩礼，只要能给些饭吃就行。”
第二年，Z叔就辍学与那“拣来”的逃荒女结婚过日子了。

因为都是女方送上门，逃荒婚姻家庭都还比较稳定，只有少数已婚妇女原配丈夫找上门私了或诉诸法院解决。我们县到底收留了多少来自闽东的逃荒女，我手头没有这方面资料，但我可以肯定，由于闽东是近邻，闽东逃荒女肯定比浙西逃荒女多得多。我家所在那几个自然村(1961年后新建制为一个大队)人口才四百多。四百多人口的大队，收留的逃荒女及其带来的子女却达到二十多人，约增多了百分五的人口。

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年代，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区穷县为什么还有能力收留逃荒女呢?是“天高皇帝远”，极左的风吹不到这里?还是这里的基层干部特别仁慈?还是左派朋友说的大跃进压根儿就没有饿死人那回事?笔者也曾经苦苦思索，想找出一些比较恰当的词汇加以回答。后来在共识网上看到高王凌的文章，称为“反行为”，或叫“猫腻”、“蔫拱”。我不禁为之拍案叫绝!

大饥荒之年不饿死人，主要靠“反行为”。山区农民很现实，也很机智。早在1960年就有人开始给所有地块估了产量。此后就是：风声紧，集体干;风声松，半单干;没人管，全单干。所谓“单干”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所谓“半单干”是指，水田集体耕作，旱地包产到户;或交通要道旁土地集体耕作，偏僻地块包产到户。在我1969年正式回乡之前，其实每年春节期间也都要帮助生产队“算账”——年终分红。不管集体干，还是“单干”、“半单干”，多数生产队都备有两本账：一本应付上头检查，另一本才是真账。丰收之年少报点产量(即“瞒产”)，也都是公开的秘密。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具有优越性?从山区农村看，根本不具优越性。

---吴平祥：1959-1961：轻灾区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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