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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极权主义，需要自由主义国家联盟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今天我们主要需要的是联合摧毁极权主义侵略的国家之间的持续合作。如果有关国家不将它们目前的联合转为永续的联盟，那么任何计划都不会奏效。如果它们在胜利之后恢复战前的政策，如果它们重返政治敌对和经济战争，结果将会是再次重现 1919-1939 年间的发展事态。在经济领域彼此斗争的国家之间，既不可能存在有效的政治合作，也不可能有团结和集体安全。

如果西方民主国家不能成功地建立永久联合，胜利的果实会再次失落。它们的不团结将会使战败的侵略者有机会为另一次进犯重新操弄政治阴谋诡计，重新武装并形成新的更强大的同盟。除非它们选择有效的团结，否则民主国家注定要失败。如果它们试图维护外交术语所称的“国家主权”，那么它们将无法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注：如果各国愿意恢复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和移民壁垒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保留国家的充分主权，并不会妨碍和平合作。）它们必须在将所有权力交给一个新的超国家权力机构，或者成为那些不打算平等对待它们的国家的奴隶之间作出选择。

对荷兰、丹麦、挪威这样的小国来说，这一点显而易见。它们只有在被过度滥用的欧洲势力平衡体系的保护下，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嫉妒保卫了它们的独立。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能享受它们的自治权，是因为《门罗宣言》和英国海军阻止了任何侵犯企图。那些岁月一去不返了。今天，这些小国家必须自己保卫独立。无论如何，它们将不得不放弃它们引以为豪的孤立主义和顽固的自命不凡。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它们是会成为极权体系的奴隶， 还是超国家的民主世界中的自由者。

而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毫无疑问，如果它们不打算放弃传统上对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的渴望，它们将自寻死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更是如此。

然后，还有美国和加拿大。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因为地处岛国而幸福。数千英里宽的海洋，将它们与潜在的侵略者隔绝开来。它们高枕无忧，是因为技术条件让侵略不可能发生。但是，在这个空中力量的时代，它们也成为危险敌人的近邻。十多二十年后，对北美大陆的入侵，在技术上像德国在 1940 年占领荷兰和日本在 1941 年和 1942 年占领菲律宾一样容易，这并非不可能。美国和加拿大的公民必须认识到，除了与所有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合作， 没有其他方法能让他们生活在和平之中。

因此，很明显，西方民主国家在他们的双边关系中必须结束所有进一步的经济战措施。诚然，认为全世界都希望普遍重返自由贸易是荒谬的，这仍然是公众的顽固信念。但是，如果不废除组成民主联盟的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根本不会存在任何联盟。在这个方面，为处置战后问题提出的所有计划都是一致的。它们全都基于这样一种期望，那就是民主国家将停止以经济民族主义的方式将战争施于彼此头上。但是，民主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解决方案要求它们该做些什么，和它的影响必然是什么。（译注：放弃经济民族主义，必须放弃国家控制主义——亦即各种各类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废除贸易壁垒、经济管制、社会福利、工会主义等等。）

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控制主义——无论是干预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无阻碍的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才能没有贸易壁垒，而人们今天却普遍认为这些国家是反动势力。如果各国不想放弃政府对实业的干预，但却声称在即将成立的新联盟成员国之间放弃保护主义，它必须将所有权力交给管理这个联盟的权力机构，并且彻底将自己的主权交给超国家的权威。但是，我们当代人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接受这一点。

人们忽视这一核心问题，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建立一个联邦性质的联盟就能解决问题。人们主张，有些权力应该交给超级国家的联盟政府，其余的则应保留给成员国政府。联邦政府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人们说，没有理由怀疑克拉伦斯•斯特雷特（Clarence Streit）提议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伟大联盟不会带来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译注：克拉伦斯·斯特雷特，Clarence Streit（1896 年 1 月—1986 年 7 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大西洋主义和世界联邦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9 年，他被任命为瑞士国际联盟的负责人，在那里他见证了联盟的缓慢瓦解和瓦解。这种经历，再加上欧洲极权主义政权的兴起，使他深信人类最大的希望是仿照美国联邦制的民主政体联邦联盟。这促使他写了《此刻联合》（Union Now）一书，该书提倡西欧民主国家（包括其殖民地）和当时其他英语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政治融合）。该书于二战前夕于 1939 年出版。此处引文即引自他所著的《此刻联合》（伦敦，1939）和《此刻联合》（伦敦，1941）。）

不幸的是，无论是 Mr. Streit 还是类似计划的拥护者，都没有考虑到这两个联邦政府（如其他所有联邦一样）的结构，在经济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泛滥中所发生的变化。美国和瑞士的联邦体系都建立于认为干预公民事务并非文官政府之任务的时代。在美利坚合众国中有联邦关税、联邦邮政和国家货币体系。但是，差不多在其他每一个方面，文官政府都不关心对实业的控制。公民可以自由经营自己的事务。政府的唯一任务是保卫国内外和平。在此情形下，划分联邦政府与各加盟州之间的权力，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外交事务、防卫外来侵略、保障州际贸易、管理邮政和关税等超出加盟州边界的事务，被分派给了联邦政府。然而，联邦政府不会干预州政府的地方事务，而州政府也不会干预被认为是公民私事的事务。

这种管辖权的分配平衡被干预主义政策彻底打破了。新产生的权力不属于加盟州而是属于联邦政府。政府干预和“计划”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中央政府管辖权的同步扩张。华盛顿和伯尔尼（译注：伯尔尼，瑞士首都。）曾经只是联邦政府所在地；现在他们坐实了“首都”这一名号，州（states）和邦（cantons）事实上已沦落到省区（provinces）的地位。（译注：State，州，此处指美国联邦制下的各组成部分；canton，邦，此处指瑞士联邦制下的各组成部分，也译作州；province，省。再次提醒，联邦制度下的州和邦，它的词源都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联邦制下， 从宪法上讲，州和邦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是由宪法确定的，二者是法律契约关系，而非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而省则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地区。这与中文译词的直观含义大为不同。）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反对政府控制渐长趋势的人将他们的反对描述为与华盛顿和伯尔尼，也就是与中央集权的战斗。人们深信，这是一场州权与中央权力的较量。

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的。它是干预和“计划”政策之不可避免的后果。当各加盟州之间不存在贸易壁垒时，这些干预和“计划”措施必须在国家的基础上实施。不可能只在某一个州内采取这些措施。在未受贸易壁垒保护的地区内，要想提高生产成本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干预主义的体系内，州际贸易壁垒的缺失会导致政治重心移向联邦政府。从宪政形式主义的角度看，美国和瑞士联邦无疑属于联邦制，但实际上，他们正越来越走向中央集权。

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如此。名义上组成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只是虚假的存在。苏联是一个彻底的中央集权政府。（原注：1944 年 2 月 1 日的最高苏维埃法令（见 1944 年 2 月 3 日《纽约时报》），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苏联经济管理和国内行政的完全集中。受苏联管辖的整个领土的一切经济和行政事务仍由莫斯科中央机构管理。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和权利指导一切经济和政治活动。现在和以前一样，由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任命和罢免所有十六个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官员。）德国也是如此。纳粹以单一集权政府取代了联邦宪法。

相信只有出于民族自豪与虚荣的考虑，才会出现对国际性的联合政府的抵制，这是错误的。这种障碍并非无法克服。反对联合政府的主要根由更深于此。主权从国家权力机构转移到超国家权力机构意味着政治力量结构的全面变化。在国家框架下非常强大、能制定政策的政治压力集团在超国家框架下可能变得无能为力，反之亦然。即使先不论移民壁垒这个棘手的问题，事实也很显然。尽管在美国只是少数群体，美国的棉花生产者也渴望棉花价格高企，而且也能够迫使政府采取抬高棉花价格的措施。而在一个包括了许多棉花进口国的联盟内，它们是否会有相似的影响力，那就令人怀疑了。另一方面，英国汽车生产商通过非常有效的保护主义措施， 而免受美国的竞争。它们不会愿意失去这种优势。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

对超国家的联合政府最严重和最危险的反对，会来自所有现代压力集团中最强大的集团——劳工。那些工资率更高的国家的工人会因为低工资率国家的竞争而感到受伤。他们会认为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他们会谴责这是一种倾销。但是，他们并不会认可提高生产条件较不利国家工资率的唯一手段：移民自由。

现代政府对实业的干预，是一项保护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在无阻碍市场经济中免受自由竞争之影响的政策。有关压力集团认为，在本国各地之间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在自己国家内保护自己免受竞争，这是一个多少无法更改的事实。纽约奶农不会要求对威斯康辛的奶酪和黄油征收进口税，马塞诸塞的工人不会要求以移民法律反对南方廉价劳工的涌入。他们多少了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之内不存在贸易壁垒和移民壁垒。竖立州际贸易壁垒的努力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公共舆论反对这些努力。（原注：见 Buell《关税之死》（芝加哥，1938）；Melder《国家贸易壁垒》（纽约，1939））

另一方面，人们受公认的经济民族主义原则影响太深，以至于默许了保护主义施于他们头上的不利影响。为了本国某些商品生产者的利益，消费者几乎很少抗议迫使他支付高价（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进口关税。但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是否会为了超国家联盟的其他部分的生产商的利益，而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进口关税。美国消费者会愿意为某种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以促进英国制造商的利益吗？他会不会发现歧视德国、意大利或日本原产的廉价产品有损于他自己的利益？我们可能想知道，一项超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是不是并不缺乏使国家化的保护主义失效的意理基础。（译注：此段有一个前提，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类似联邦体制的超国家联盟中，不可能允许某一个加盟国单独单向实施某项保护主义措施，否则就违背了联盟内政策一致的原则。而在没有超国家联盟的情况下，采取保护主义的国家，就同一类产品而言，会对该产品的进口进行关税限制，而对其出口则实施零关税甚至加以补贴，这样就有利于该产品的本国的生产商短期利益。而超国家联盟如果实施保护主义，则必然是双向限制。那么，米塞斯认为，人们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这种保护主义既让自己支付了高价，也并不会有利于本国的生产商，反而有利于竞争力不足的他国生产商。同时，也会发现，歧视来自他国的廉价商品，会实实在在地影响自己的利益。当然，对于拥有正确的经济学知识，而没有经济民族主义偏见的人来说，以上所见是早已了然，而无需等待实践而后知。）

建立成员国之间建立内部自由贸易的超国家关税同盟的主要障碍是，这种关税同盟要求超国家权力机构拥有不受限制的至高地位，并且如果要保留国家控制主义，就要求几乎全面废除国家化的政府。在当前情况下，人们所建议的西方民主联盟之宪章，是按照单一制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法律模式来制定，没有什么差别。只存在两个选项：保留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及其所有不祥后果——经济民族主义、彼此较劲和纷争不止，或者成员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以及严格的中央集权政府（无论宪章采用什么术语来称呼它）。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不是联盟而是不团结；在第二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事实上会沦为省长，而国会和议会则会沦为省议会。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太可能轻易同意照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原注：问人民是否赞成放弃自己国家的主权是徒劳的。大多数外行人不理解“主权”一词的含义。这个问题的正确表述应该是：你是否主张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你的国家可以被迫服从一项大多数同胞反对的措施？你愿意看到你的国家的基本法律（例如移民法）被一个由你们国家选出的议员只占少数的联邦议会修改吗？）

政府干预实业和国家“计划”催生了经济民族主义。如果人们不想回到不受阻碍的市场经济社会，但又要放弃经济民族主义——这是建立持久和平不可或缺的条件——只能通过单一制政府来实现。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斯特雷特先生的计划之弱点在于，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问题。仅仅靠法律化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避免这一困难的。联盟计划的不稳定性不取决于宪法的特征，它取决于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它源于当代社会和经济学说。它不可能通过某种特殊的宪法方案加以解决。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任何和平计划如果要奏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实现西方民主国家联盟的替代项就是重返 1918-1939 年间恶劣处境，从而导致新的更加噩梦般的战争。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