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过茅海建先生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戊戌变法之后，由慈禧派去日本的两位特使活宝的事。其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大意是：“我试了试他们的知识水平”。
这两位特使活宝分别叫刘学询和庆宽；前者曾是赌场老板，后者曾做画师，两者都是通过买官跻身官僚阶层，也都经历过革职、抄家等。彼时，戊戌变法终止，慈禧重新掌权，俩人都希望借此翻身，于是自告奋勇到日本刺杀康有为、梁启超，以求再得慈禧恩宠。慈禧许可了这件事，并给了俩人正式的身份，允许他们出使日本。
向日本的外交机构传达这个意思之后，日本政府的程序就介入了：开始准备接待这两位特使，内政部门也商讨了应该如何安排给他们的行程、向他们释放什么信息（主要目的是鼓动中国一同抵抗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张）。也就是说，他俩的使命在一开始就已经不成立了，于是改成什么呢？改成在慈禧和日本天皇之间建立私人的、不受干扰的通信渠道。
从我们今日来看，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使命，因为日本此时已经过明治维新，成为一个内阁制国家，君主只是国家象征，并无实权，建立这样的 “元首密线” 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这俩活宝似乎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他俩开开心心来到日本，开开心心接受日本政府安排好的接待（也即议程设置），浑然不觉这完全是一个设好的局，由非正式的人员（如在野的伊藤博文）和正式的政府人员借着接待的功夫释放自己希望他俩传达给清政府的信息。这俩人既没做任何功课（对日本一无所知），也没有表现出对维新之后的世界的好奇，也没有任何的防备心理，对日本方面提出的由日方 “帮忙” 筹建陆军学校和银行的提议没有感觉丝毫不妥。
最后，这俩人回国后，分别向慈禧提交了自己的报告。茅海建先生说，每次读这些报告，他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不是清国派去日本的公使，反倒像伊藤博文、日本内阁派来中国的说客。即对日本方面的建议照单全收，而丝毫没有反思。庆宽为了表现自己，还专门写了一份政策建议，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日本维新之后的各项制度和社会，没有丝毫的了解。
刘学询和庆宽出使日本是在 1898 年；作为对比，茅海建先生考察了马戛尔尼在 1793 年访问中国时的行程以及留下的个人日记。接近 100 年的时间了，但这两位活宝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来的知识，与马戛尔尼相比，不啻云泥之别。如果以这俩人的知识和行径来为当时的清国官僚打分，你会打几分？我会打负分。
当然，有人会说，这两人本身就不出身于知识阶级，表现这么差并不令人意外。那么，知识阶层呢？
许知远的梁启超传记《青年变革者》提到了很多康有为当时翻译、改造、臆想出来的 “西学”，读来你会更加的失望。而且结论同样非常显然，康有为的知识，也无法超过 100 年前的马戛尔尼。还在老师阴影下的青年梁启超，也不行。那么郭嵩焘呢？严复呢？魏源呢？为什么这份名单这么短呢？
当一个社会中被人认为是精英的人物，竟然跟另一个社会中的精英有一个世纪的知识差距（我没有读过马戛尔尼的日记，但我认为实际上不止；我曾说过，西洋人拿着自己的历法请求清政府接受时，此时清国的历算学家已经无力与之讨论问题了）时，你用膝盖想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算没有武力冲突，你认为前一个社会中的普通人有望享受比后一个社会中的普通人更高的生活水平吗？
实际上，最聪明的一群中国人花了超过 100 年的时间，才知道其中的差距到底有多么大。马戛尔尼来华是 1793 年，魏源是 94 年出生的，郭嵩焘 1818 年，李鸿章 1823 年，严复 1854 年，梁启超 1873 年，直至新文化运动时代（1916 年），才算是知道了其中的差距。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这种知识差距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我们阅读这些历史，仅仅痛心疾首于当时国人之蒙昧，精英之无知，就只触及了表面的一层。真正藏在表面之下的是：知识的生产，对社会环境的要求是很 “高” 的。
这种高不表现在物质要求上，并不是越富裕的社会生产知识就一定越快，而表现在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尊重，以及对不受人欢迎的意见的宽容上。一言以蔽之，言论自由。
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宗教人士群起而攻之，但没听过英国国王动用权力查禁他的书、威胁你要继续写我就让你掉脑袋。亚当·斯密支持美洲独立，还在《国富论》里面说：我没见过哪一个国王不绞尽脑汁降低自己的货币的成色。
相反，所有野蛮的社会，后来发生了人道主义惨剧的社会，无一例外都仇视知识。仇视公平的描述，仇视对外部世界的欣赏，仇视对问题的揭露，仇视不同于官定思想的哲学。早于纳粹集中营的是柏林大学焚书，早于布拉格群岛的是命令天才的俄罗斯诗人们小说家们全部闭嘴。
而早于两位活宝在日本丢人现眼、反成他人说客的，是前无古人的清朝文字狱。
- 茅海建，知识的差距：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6113.html
- 豆瓣读书，《青年变革者》：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339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