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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3 17: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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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讲讲我为什么会来日本。

故事要从2017年讲起,那年北京大兴的一个城中村着火,烧死了几个人。
于是,北京开始清理低端人口。
所谓“低端人口”,指的就是我们这种不富裕的外地人。

当时我住在天通苑的一个群租房里,60平左右的房间,分割成了4个卧室。
我租了其中一间,月租3500。
那天我回家,门上贴了一张居委会的告示,说政府禁止合租房,勒令我们限期搬家。
我没搭理。

于是几天后,居委会带着几个壮汉,拿着锤子和电钻,把主卧的墙给砸了。
居委会振振有词,说主卧本来是个客厅,中介违规隔成了卧室,这个墙砸得合理合法。
住在主卧的也是一对小情侣,女孩跟我爱人一样,喜欢穿各种花花绿绿的裙子。
那些漂亮的裙子就被淹没在尘土和砖块之中。
隔天,主卧的情侣搬走了。

又过了几天,家里突然停电了。
我以为欠费,就在手机上买了点电,但过了一会电还是没来。
室友从里屋出来,说居委会的人又来了。
这次,他们把我们家的电表给拆了。
我到走廊一看,果真,电表箱里空空如也。

我本想带我媳妇去住酒店的,但她心疼钱,我俩就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找到一盒我之前参加活动时,主办方送的香蕈蜡烛。
你别说,点着后小气氛整得还挺浪漫。

就那么对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居委会。
接待我的是个小姑娘,一口京腔,问我屋子里都住了哪些人。
我说我跟我媳妇住了一间,另外三个房间是两个次卧,和一个厅隔(客厅改成的卧室),那个厅隔已经被你们砸了。
“你媳妇?”她纳闷,“结婚了怎么还跟别人合租房子?考虑过她的安全吗?算负责任的老爷们吗?”

她把我问住了。
我本以为自己挺能言善道的,甚至准备好了各种法律条文用来维权,但谁知竟一句话被她绝杀。
我从居委会铩羽而归,打算搬家,找一个整租的房子。

可谁知我刚走出电梯,就看见我这个群租房的中介,在偷偷地给我装电表。
我吓了一跳,我说哥们,这活你干得了吗?
他说你别吱声,公司给我培训过。
他话音刚落,我看到屋里的灯,亮了。
牛逼。

那时起,我就萌发了买房的念头。
但可惜我收入很不稳定,经常几个月颗粒无收。
毕竟我要是手头宽裕,就不会跟别人合租房子了。
几个月后,我走了狗屎运,一本书的版权被爱奇艺买走了,说要拍个网剧。
天降一笔横财,这让我有了买房的底气。
我看看钱包,前掐后算有个小一百万。
于是我开始看盘。

看了几个盘后我才意识到,这点钱妄想在北京买房,杯水车薪。
此时,一个老家的朋友找我说,要不要考虑下郑州的房子,我手里有个盘,开发商是个国企……
毕竟你也没有北京户口,就算买了房,依然是外地人。
他说的有几分道理。
左思右想,我决定在老家买房,将来回去发展。
于是,我买了朋友推荐的那个房子。
房本上写的是我媳妇的名字。

她十九岁时就跟我在一起。
当时她还在上大学,我在创业,项目融了点钱,我意气风发,向她吹嘘,看着吧,不出两年,你老公一定飞黄腾达。
于是,不出两年,我就跟合伙人闹翻了,净身出户。
失业后,我搬到了这个齐聚了“低端人口”的群租房里。
她毕业了,拖着行李来北京找我,我打开房门,向她介绍:
这是A房间,住着一个哥们,做销售的;
这是B房间,住着一个女孩,我也不知道干啥的;
这是C房间,暂时还没人住,中介说过两天就来人了。

这是D房间……也就是咱们家。
我挺没底气的,把那个家字念得非常轻。

赋闲过一段时间,我开始上班、写书、捣鼓捣鼓小项目试图赚点钱……
无论我做什么,她都“好啊好啊”地支持我。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说咱俩领个证吧。
她想都没想,就说好啊。
她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嫁了。
直到去年我俩决定出国时,才补办了一场婚礼。

房买得挺痛快的。
我们签约时,那房子已经快封顶了,约定当年年底交房。
签完合同的次月,就开始还贷了。
每个月要还款三千多,我掐着指头算算,还到第六个月,就可以收房准备装修了。
可六个月后,我没有等到收房的通知……
它停工了。

彼时我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毕竟赶上疫情,各行各业都不好过。
我托朋友去工地看看。
朋友说一开始,工地里还有三两个工人敲敲打打,后来干脆大门紧锁,只有一个保安站在门口玩手机。
又过了几个月,眼看彻底复工无望,业主们便去售楼部讨说法。
没等到管事的领导,折腾几个业务员无济于事。
大家就又到开发商总部去静坐。
开发商无奈,只得跟我们对话,其间找各种借口,先是说空气扬沙治理、后又把责任推给新冠。

最后,开发商才坦白说:没钱。
钱去哪了?
每家每户都交了几十万的首付,还每月向着银行还着几千块钱的贷款。
现在你告诉我你没钱盖房。
那我交的这些钱去哪里了?
没人知道。
开发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谁也拿他没办法。

我们只好开始维权。
维权的过程很难,在郑州的,就排班去售楼处静坐拉横幅;不在郑州的,就在网上发声,或者上国务院小程序等平台留言情愿。
屁用不顶。
直到某天,一个业主爬上了烂尾的楼里,说要从上面跳下去。
他买的比我早,买这个房子是当婚房用的,结果现在婚都离了他妈的还没交房。
“快跳啊!”围观的业主在怂恿他,“这样房子的事情就有热度了!”

那人终究还是少了点跳楼的勇气,被警察拽了回来。
后来,警方加强了安保。
一段时间内,那片区域的警察数量,甚至比里面敲敲打打表演复工的工人还多。

也多亏了那位跳楼的哥们,房子的事情才能惊动相关部门。
相关部门把开发商代表和我们组织起来,讨论如何“自救”。
我们则喋喋不休地追问,买房的钱去哪了,被谁挪用了。
在座的一位领导终于没了耐性。
他说:人家那么大个企业,是国企,背靠国家,国家的钱花到哪里去,是你能问的吗?那跟你有关系吗?
以及:为什么别人买的房子没烂尾,就你们买的房子有问题,是不是贪便宜了?是不是自己脑子不聪明,老想占便宜?老百姓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别总什么事都推给国家,国家不可能什么都替你们背锅擦屁股……

我很愤怒。
我想把这些发到网上,但打开微博,才发现我已被永久封号。
微信也被禁言,几个维权群也无端解散。
终于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一直过得如此拧巴了。
因为我总是执着于搞清楚一些我不应该搞清楚的事情。
愤怒过后,我冷静下来。
随后我开始恐惧。

我是做文字工作的,我知道红线在哪里。
这些年,我看到过许多人因为一句话,甚至仅仅一张照片就被封锁。
继续纠缠下去,不光我自己,甚至可能会连累其它的合作伙伴跟着倒霉。
再加上我后来查过一些资料,得知这个小区前面几栋楼,已经有人因为组织业主维权被判刑入狱的案例……
我怂了。
我脑海里浮现出那天居委会的壮汉们,用锤子和电钻砸碎群租房家墙壁的场景……
小小蚍蜉,怎敢撼树。
有些事情是我惹不起的。

我还清楚一件事:不管房子交或者不交,每个月的房贷我肯定是要接着还的。
我得保住我的工作。
于是,之后群里再有任何的维权活动,我都不再参与,气得最后群主把我和我媳妇踢出了业主群。
属实是众叛亲离了。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干脆也放弃了回家发展的计划。
有天,一个台湾的编辑朋友找我,说我之前在台湾出的那本书卖得还行。
我很意外,那书是我以前在大陆出版过的作品集,引进到了台湾重新包装后出版的,我本对它不抱什么指望。
再一深聊,对方说其实东亚几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相似度很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
他们建议我说可以多出去看看,例如日本,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正好我媳妇有个朋友,疫情前和男友一起出去的,平时帮她在东京代购点衣服鞋子一类的东西,偶尔也会在网上聊聊在那边的生活。

于是那天晚上,我突发奇想,说不然咱们也去日本发展看看吧。
“行啊。”她又跟往常一样,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那猫呢?”她问。
“也带着。”我说,“咱研究研究怎么运出去。”
“那房子呢?”她又问,“听说已经快交房了,这次是真的要交了。”
不要了,我说。

那些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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