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運動 蘇利利 on Nostr: 论法不责众 ...

论法不责众

网传武汉市政府打算借鉴64屠杀的经验对参与抗议“医保改革”的老人进行镇压，并在镇压完成后计划对这些老人进行家族式的株连，也就是让这些老人的儿孙两代被排除在体制之外。

但实际上，六四大屠杀之后并没有株连，但说到秋后算账，这不是从六四开始的，从共产党诞生以来就是这样。

我所知道的人没有家人遭到株连。我本人是非常积极的，每场活动必定全程，无论刮风下雨。我的参与也是极深的，但是我家人没有遭到任何牵连。还有我一起的同学，包括学生领袖第一号，都没有人的家人受到牵连。

很多家庭都有成员参加，这些参加者最后遭到共产党清算，但是，这些人的家庭成员没有受到惩罚。原因很简单，参加的人太多了，你们或许以为只有21个被通缉的学生才是突出受到惩罚的人，其实不是，涉及面太广了，几乎城市里的一半家庭的孩子都参加了，而且很积极。但即使这21个被通缉的学生，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受到株连。

当一场运动涉及面实在太广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们没办法惩罚所有人。法不责众的道理。为什么是这样？替代权力理论的研究发现，暴力是针对少数不听话的人的武器，所以暴力只在抵抗人数少的时候有用，当人数多到一定程度，就没有用了。南非、乌克兰和波兰等国的情况都是明证。

关于1989年的运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所大学大约有5000-8000人参加，总共有数千所大学或者说大专院校参加了抗议，每所学校都有学生领导组织，每个组织平均有5人，还有非常积极参与的骨干，这样的核心圈成员每个大学至少有100人。算一下一共多少人？当时的一个家庭出两个以上的大学生是极少的，所以，有多少学生，基本上就代表有多少个家庭。组织者和核心圈的规模不会有大出入，因为没有这些人，运动搞不起来。

当时的人口规模是8亿（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城镇人口只有不到20%，可能是10%到15%。当时的家庭一般是4到5人，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1989年的运动涉及城镇，尤其是主要城市，至少一半的家庭。

为什么我不敢估计得更多？据我当时的体验，有些大学，尤其是省部级直属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其中有农村户口考上来的，也就是当时所说的跳农门的学生，他们的家庭更加没有遭到任何影响。不过相对来说，农村出来的学生会更谨慎，他们对于未来的打压更害怕，因为否则就会失去干部身份，意味着回农村。所以多数参与者还是城市家庭的孩子，即使有原农村户籍的人参与，他们也多不会进入核心圈，大家也都理解，从没有人去说服任何其他人必须加入，每个人都是自愿的。

因为这样的规模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有人根据想象说六四大屠杀以后，参与者的家庭遭到株连。这是想象，不是事实。

再告诫大家：暴力是用来恐吓的，当抗议人群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暴力就没有用了。我们必须做的就是，让参与的人达到那个“一定程度”。1989年的运动就很好地告诉了大家这一点。

至于体制外，我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包分配，大家今天觉得这直接进入体制有多么好啊，真是今天的年轻人的梦想，千万个人报名考一个职位，这就是自找的。我个那时代，因为所分配的都是体制内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在体制内呆着。其实非常痛苦，你必须遵守各种规定，而且那时没有辞职一说，你的档案在那里，就意味着一辈子在那里。但即使这样，我不到三年就自己离开了。档案不给转，领导说，你必须等到档案转了才可以走。我说，那个档案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我是不回来了。

计较养老和死前医疗的人当然不敢这样。刚好告诉大家：后自由主义认为，一个人只要面临伤害的威胁（例如没钱养老医疗），哪怕伤害没有真正发生，那也是结构性不公的受害者。用这个原则，全中国人都是结构性不公的受害者。但是有人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吗？有人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了压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