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滨的财经闲谈 on Nostr: ...

这与我两年来做节目主张的中国需要为国民收入倍增有矛盾吗？并没有。由于中国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一直有强大的统辖功能，因此在国企提高工资，在私企指定全面的最低工资，是可以做到的。这与21世纪的前十年，最低工资指定和每年的工资上涨比例，是同一个逻辑。尽管张五常教授曾指责最低工资会导致中国制造业沦陷，实际上并没有。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对最低工资的诟病，是实验室的乌托邦，对几十年的欧美经验视而不见。最低工资和国民底层救济相结合，就能够促使国民收入能够在市场的博弈失衡中得到纠正，从而提高劳工收入。国民收入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会带来消费市场的极大繁荣。正如美国在过去疫情间的发钱，带来的二位数消费增长，促使美国经济增长至今。
日本当年的跨越工业化中等收入陷阱，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功不可没。
中国实际上面临海外关税壁垒和自我恶行杀价的充分竞争。
如果国民收入倍增，能够抵御自身的价格自毁行为，海外的关税壁垒是一种楔子，从两方面抽取利润。
那为何中国不把这个利润还给劳工呢？
资本本身的恶性竞争无法避免杀价，还带给海外过剩产能冲击全球的借口。
但当下中国政府所作的恰好相反，在金融业降薪，国企降薪，实际上会恶化消费、家庭资产负债表，加速通货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