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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过程：

好的，用户现在提出了关于儒家思想对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屈原和伍子胥的评价的问题。首先，我需要确认用户的问题核心在哪里。用户可能是在探讨儒家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尤其是涉及忠诚与复仇、忠君与革命之间的道德判断。

用户之前讨论过“好同志vs反面典型”以及比较屈原和伍子胥，现在又提到儒家崇拜周文王和周武王，可能想进一步了解儒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立场差异。需要明确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忠君、仁义、礼制等，然后分析不同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首先，周文王和周武王作为周朝的奠基者，他们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革命”，即推翻暴君，符合天命，这与孔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点一致。因此，儒家支持正义的革命，但反对无道的暴政。

而屈原选择投江明志，体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和不愿同流合污的气节，符合儒家的忠贞观念。伍子胥为复仇帮助敌国灭掉自己的母国，这在儒家看来可能被视为不忠，因为破坏了君臣伦理和宗法秩序。

需要指出儒家内部可能存在不同观点，比如对革命的正当性判断，但总体上更推崇屈原的忠诚，而非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同时要区分儒家对“正义战争”与个人复仇的不同态度，以及对维护礼制和伦理的重视。

还要注意用户提到的Nostr平台背景，保持回答简洁易懂，避免学术化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最后，确保回答结构清晰，分点论述，帮助用户理解儒家对不同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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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回答：

根据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及历史文献记载，儒家对周文王、周武王与屈原、伍子胥的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其背后体现的是儒家对"仁政""忠义""礼制"的优先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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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文王与周武王：儒家认可的"革命典范"
1. **"顺天应人"的正义性**
《易经·革卦》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儒家认为商纣王暴虐至极，周文王以"仁德"积累民心、周武王伐纣是"诛一夫"而非"弑君"，符合"天命转移"的合法性逻辑。

2. **"礼乐文明"的缔造者**
周公制礼作乐被儒家视为中华文明正统的奠基者，孔子"吾从周"（《论语·八佾》）直接表明对周制的推崇。文武二王作为周礼的开创者，其地位具有制度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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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屈原 vs 伍子胥：儒家忠义观的两种解读
1. **屈原：士大夫精神的终极象征**
- **"殉道式忠诚"**：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投江本质是"守节不移"的士人风骨，体现儒家"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的理想人格。
- **文化符号化**：汉代董仲舒后，屈原被纳入"忠谏"叙事体系，《楚辞》成为士子必读书目，其行为模式成为科举时代的道德模板。

2. **伍子胥：实用主义的争议案例**
- **"复仇悖论"**：伍子胥掘墓鞭尸的行为被《史记》批评为"挟弓矢以报私仇"，其借助敌国力量灭楚的做法破坏了"家国同构"的伦理体系。
- **法家化倾向**：伍子胥的政治手腕（如荐专诸、筑吴城）更接近纵横家风格，与儒家"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处世哲学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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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儒家评价体系的深层逻辑
1. **"合法性优先"原则**
周武王伐纣有《尚书·牧誓》的合法性宣言，屈原《离骚》《天问》构成文化批判体系，而伍子胥缺乏系统性的政治合法性建构。

2. **"宗法秩序"的维护**
《礼记·大传》强调"人道亲亲"，伍子胥叛国复仇触犯宗法制度核心，而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具有超越性地位。

3. **"中庸"方法论的取舍**
孔子批评"直躬证父"（《论语·子路》），主张"父为子纲"的伦理优先性，伍子胥的行为模式与这种"伦理本位主义"存在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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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思想史上的微妙演变
1. **汉儒调和论**
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玉杯》），将周武王革命解释为"奉天承运"，使暴力革命神圣化。

2. **宋明理学的转向**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弱化屈原的"怨刺"色彩，将其塑造为"得忠孝之正"（《朱子语类》卷一二三）的完人，凸显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倾向。

3. **近代诠释变迁**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指出屈原"其感情深挚，其意志纯粹"，将儒家忠义观与现代性情感表达相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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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儒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取舍，本质上是其"伦理-政治"体系的镜像反映：周文王、周武王代表制度性正义的实现，屈原象征个体道德的极致，而伍子胥则成为功利主义的反面教材。这种评价差异揭示了儒家思想中"道统"（文化传承）与"政统"（权力实践）的辩证关系。